名义上，霍洛维兹离开苏维埃共和国是为了跟施纳贝尔学艺，他跟后者相识于列宁格勒。然而1925年，22岁的弗罗迪亚到了该服兵役的年龄，本应出不了国。无奈之下，霍洛维兹只得唆使他人修改了他唯一的身份证件，将出生年份往后推了一年，于是之后所有与他相关的资料上出生年月这一栏都赫然写着1904年。直到1987年，霍洛维兹才亲自向正在为他编写传记的哈罗德·C.肖恩博格（Harold C.Schonberg）承认了此事。要不是这样，他的年龄可能会永久成为“悬案”，估计也没人会自找麻烦去别尔基切夫的犹太教堂，翻出大堆泛黄的老档案，只为了证实这个犹太钢琴家真正的出生年月。

尽管在苏维埃共和国已经功成名就，可在柏林霍洛维兹甚至连不知名的音乐家都算不上，他彻彻底底沦为无名小卒。这时也只有像梅洛维奇这样固执、兜里没几个钱又无所顾忌的演出经纪人才会打上霍洛维兹的主意，一心将他推向公众，仅从他演出收入中提成百分之二十来维生。霍洛维兹初来乍道，完全沉浸在柏林浓郁的文化氛围中，这里有40座剧院、600个合唱团、20个音乐厅、120份报纸……与此同时，梅洛维奇正在为他筹备将于1926年1月26日在贝多芬音乐厅举行的柏林“处女”独奏会。独奏会只有半成的上座率，观众尽是些俄国移民、犹太人、熟人以及熟人的朋友。演出反响平平，也没有任何来自媒体的评价。尽管如此，霍洛维兹却心存侥幸，之后他自己承认那天弹得并不好。

第二场音乐会要好得多：上座率提高了，施纳贝尔亲自来向他祝贺，《大众音乐报》（Allgemeine Musikzeitung）的评论家也对他不吝赞美之词。之后，霍洛维兹受邀参演由奥斯卡·弗莱德指挥的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Op.23），评论界一致对他的指跨八度赞不绝口，他的这一本领也迅速脍炙人口。除此之外，评论界还称霍洛维兹指下流淌出的“轻柔、抒情的片段”“魅力十足”。到了第三场演奏会，音乐厅几近满座，之前所有的投入也在这场音乐会后收回了成本。但这样的成功还远达不到梅洛维奇与霍洛维兹的期望。

霍洛维兹呈现给柏林观众的曲目后来都成为他拿手的保留作品，包括：李斯特《唐乔瓦尼》中的奏鸣曲和幻想曲、李斯特-布索尼《费加罗的婚礼》中两个主题的幻想曲、巴赫-布索尼的《C大调托卡塔》、《D大调前奏曲和赋格》、肖邦的《奏鸣曲》（Op.35）和其他作品。几乎所有的演奏曲目都以传统的方式弹奏，除了肖邦的四部《叙事曲》。霍洛维兹，作为一个为演出而生的艺术家，用与众不同的方式对四部作品进行了编排：他从《第四叙事曲》开始，以《第一叙事曲》结束。肖邦的《第一叙事曲》情感强烈，有“抹杀”第二部之嫌，第四部又没能很成功地对之前三部进行总结；而相反的顺序得以用最精彩的第一部来结尾。事实证明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是明智的。然而霍洛维兹这样的曲目安排让很多人嗤之以鼻，我们在一首四行打油诗中找到了实证。这首诗题为《钢琴对话》，作者是F.C.沙恩（F.C.Schang），出现于1979年出版的《钢琴家访谈录》（Visiting Cards of Pianists，Brattleboro 1979）中。原文如下：

Said Horowitz to Elly Ney

《I find your programs rather dry.》

《Yours are composed of flashybit，》

Said Elly Ney to Horowitz.

霍洛维兹对埃利·内说

“我认为您的曲目非常乏味。”

“您的却是一堆华丽的碎片，”

埃利·内对霍洛维兹说。

除了霍洛维兹，梅洛维奇也把内森·米尔斯坦带到了柏林。除此，在柏林他还发现了一个好苗子——格雷高·皮亚蒂戈尔斯基（Gregory Pi-atigorsky），1921年他就移民到了德国。可不得不说，在三人之中，梅洛维奇对霍洛维兹特别偏心，他固执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霍洛维兹的身上。一次，梅洛维奇为霍洛维兹在汉堡的一家酒店里举办了两场演出。第一场演出的翌日早上，两人一起去参观了著名的动物园。下午回来时，一位当地的演出经纪人已心急如焚地等待了许久。海伦·齐默尔曼在一次爱乐乐团常规的交响乐彩排中感觉不适，必须立刻找人替代她。这时离演出开始大约还有45分钟，乐队曲目中有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剃须、穿衣，当霍洛维兹赶到剧场后台时，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刚结束，指挥尤金·帕布斯特（Eugen Pabst）回到后台时甚至不知道音乐会能否继续。与乐队简短地沟通后，霍洛维兹上场了。

霍洛维兹的成功正如一份报纸上所评论的：“在卡鲁索之后，汉堡还没有过能与此相提并论的音乐会。”于是，在汉堡第二场音乐会的演出场地更大了，来了三千个自掏腰包的观众；霍洛维兹还签订了下一季的演出合同，并得到威尔特-米侬公司的邀请为机械钢琴录制纸卷。

1926年3月，霍洛维兹来到了巴黎，在这里梅洛维奇为他举办了两场独奏会，之后又有三场紧接着。第一场独奏会在著名的夏沃音乐厅（Salle Gaveau）里举行，巴黎对霍洛维兹的到来非常欢迎。巴黎的五场音乐会后，霍洛维兹又马不停蹄地在罗马奥古斯特奥剧院（Augusteo）登台。整个1926至1927年的演出季，霍洛维兹的足迹遍布德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匈牙利、奥地利、荷兰、西班牙和英国，总共演出69场之多。所到之处，迎接霍洛维兹的几乎都是鲜花和掌声，只有在伦敦，他所得到的待遇与在德国时有着天壤之别，而舆论也倒向对他不利的一面。1927年12月24日，霍洛维兹和梅洛维奇从汉堡上船，漂洋过海，于次年的1月6日来到了纽约。

1月12日，霍洛维兹初次在纽约登台，便与著名指挥托马斯·比彻姆合作了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台下坐着的有以拉赫玛尼诺夫为代表的演奏家，有音乐评论家，还有来自斯坦威和维克特（Victor）的厂商代表。在这场柴科夫斯基的专场中，霍洛维兹和高傲的托马斯先生对曲目有着各自理想的诠释方式，两人互不妥协，甚至相互抵触。纽约资深乐评家欧林·杜恩斯（Olin Downes）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两个表演者都将曲目清晰毫不含糊地铭记在心，以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评论界对霍洛维兹可一点也不客气，对比彻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大众认为霍洛维兹的演奏是成功的，霍洛维兹就这样开始了在美国的征途。

在此，我们无法将霍洛维兹的事业发展一一陈述，撇去他在欧洲和美国获得的成功，值得关注的是他与拉赫玛尼诺夫的友谊、是1928年夏天与科尔托一起研习贝多芬的奏鸣曲（应这位法国钢琴家的要求，霍洛维兹仔细阅读了所有乐章，并将部分的四重奏改编成钢琴四手联弹）、是1933年应托斯卡尼尼之邀一起完成了贝多芬《皇帝协奏曲》、是1933年12月21日与旺达·托斯卡尼尼的婚礼。这场婚礼几乎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因为霍洛维兹是众所周知的同性恋。次年，两人的女儿索尼娅出生。也是在1934年，霍洛维兹结束了与梅洛维奇的合作关系。

1936年，霍洛维兹度过了一段漫长的住院期。接受阑尾炎手术后，霍洛维兹并发了静脉炎，多年密集的演出生涯使他的身体不堪重负，这么一折腾更是雪上加霜。他拒绝了1936至1937年的所有工作，来到卢塞恩湖畔的贝坦斯坦（Bertenstein），在此疗养了整整两年，其间甚至很少去法国和意大利。直到1938年9月26日，霍洛维兹又重回大众视线。 D03XIP+TE8Ri6QqxThMo5H0P7s9U3Nym96kaRbbKRq3rbupbnO1iKr9zqutE7K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