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

当鲁宾斯坦在扎尔帕内的维尔特海姆家别墅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来自斯卡辛斯基伯爵的来信，他建议鲁宾斯坦和一个演出商去巴黎参加视听会。演出商就是那个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之前我有提到过他的名字。鲁宾斯坦读了信之后马上就出发了，在扎科帕内到华沙的途中，与他同路的一个叫希曼诺夫斯基的人成了鲁宾斯坦的新朋友。他一路上嚎啕大哭了很久。他没有解释原因，但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回到祖国过着枯燥乏味的日子，这样的现实摆在他的眼前，让紧张和畏惧在他的心中骤然而生。加布里埃尔·阿斯特吕克，出生于1864，曾在出版社工作过，也当过记者，还创立了《音乐》杂志，但最后他开始做美国爵士音乐演出的演出商，因为美国的爵士乐刚刚在法国开始有了市场。于是，他的野心开始膨胀了，想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商。他甚至想要建造一所长久不衰的剧院，他给它取名叫香榭丽舍剧院……但那样他肯定会债台高筑吧。在1904年7月，鲁宾斯坦去巴黎的时候，阿斯特吕克才刚刚开始节节高升，而在他的旗下也只有一位艺人。她是一位女音乐家，一个名叫万妲·朗道夫斯卡的波兰人。视听会阿斯特吕克并没有到场，而是指派了三个人代劳，这三位都是九十年代以后音乐界的未来大师：保罗·杜卡斯、莫里斯·拉威尔以及雅克·蒂博。视听会反响很不错，于是鲁宾斯坦就成为了他旗下的第一位男艺术家。第二天，就是七月二十三日，鲁宾斯坦签下了合同，把他自己接下去的职业生涯交给了阿斯特吕克管理。

1）阿斯特吕克每月必须支付鲁宾斯坦总金额共五百法郎。

2）所有由阿斯特吕克直接操办的音乐会的费用均由阿斯特吕克承担，并且鲁宾斯坦可以获得净利润的40％作为收入。

3）所有经阿斯特吕克介绍，由别处举办的音乐会，鲁宾斯坦可获得协定酬金的60％，所有其中额外支出的费用均由鲁宾斯坦自己承担。

4）参加私人宴会中所获得的酬金，鲁宾斯坦和阿斯特吕克各获其一半。

鲁宾斯坦本来应该再演奏几首进行曲，这些曲子应是由阿斯特吕克从鲁宾斯坦准备的曲目表中挑选出来的，它们更合适用来判别一个钢琴家的水准。如果鲁宾斯坦有任何违约行为（未完成以上条约中的内容），应该支付五万法郎作为赔偿，而合同的期限是五年。当时鲁宾斯坦仍未成年，因此这份合同应由他的父母签署。

在自传中，鲁宾斯坦说这份合同所有方面都对阿斯特吕克有利，而他签下它只是因为每个月的五百法郎能够让他维持生计。实际上，公司运营是有规律的。一个新手老板在头两年的日子里通常是赔钱的，第三年可能依旧这样，到了末两年可能会大赚一笔。我们没有计算到底鲁宾斯坦赚了多少钱，阿斯特吕克赔了或赚了多少钱。但是后来合同经双方一致同意就解除了。因为鲁宾斯坦没能给他带来收益。依我看来，可能阿斯特吕克认为公司还在亏损中，还是不要冒险继续支付末两年的月薪为妙。

签署这份合同对鲁宾斯坦的父母来说明显是应尽的责任，但是对鲁宾斯坦来说却负担很重。在华沙和扎科帕内之间玩耍消遣的七个月里，他甚至一次都没有想过去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回到家后他略感有一些惆怅，父亲看到他就感动得大哭，于是便签下了合同。母亲仍然没有忘记去年在柏林被儿子不客气地赶回了家里，因此对这份合同她嗤之以鼻。但最后还是被丈夫说服了，在合同上签下了字。就这样鲁宾斯坦和彼得以及乔安西娅一同回到了巴黎。维尔特海姆家的这位乔安西娅小姐想跟著名的波兰男高音杨·雷什科学习歌唱，她的爸爸想要为她在法国的首都找一个容身之处。这里我们再来说一件事，同样也是为了给这一段话画上句号。乔安西娅在成为一名小小的歌手之前闯了祸，她的那个画家朋友做了件好事，让她有了身孕。而鲁宾斯坦很行侠仗义地从他微薄的薪水中取出了一部分供她堕胎。

鲁宾斯坦在巴黎的首场音乐会在12月19日举办，他演奏了肖邦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勃拉姆斯的《狂想曲》Op.79 no.2、肖邦的《练习曲》Op.25 no.11，以及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当时圣-桑也随卡米舍维拉尔指挥的拉姆勒交响乐团到场。音乐会上，著名的玛丽·嘉登也登台表演。她是第一个饰演梅丽桑德的歌手。沙龙女王、法国鸿艺协会的发起人、宣传者格雷菲勒伯爵夫人非常喜欢她并且资助她的演艺事业。演出取得了不错的成功，评价也颇佳。鲁宾斯坦因为亚历山德拉的到来而有一些分心，演出前他们两个在卧室里面卿卿我我。他的演奏受到了点影响，也因为还弹不习惯阿斯特吕克给他的新钢琴。另外，指挥不理解他的自由节奏，而更重要的是，他肖邦的《练习曲》没有练好。1905年的1月26日，他在法国农业大厅开了两场独奏音乐会，专门面向杰出的有影响力的演奏家们。2月又在雅典街音乐厅开了第三场音乐会。音乐会的反响很不错，但是阿斯特吕克只是在一个会客厅里，为鲁宾斯坦接下了一份在尼斯的工作。同时格雷菲勒伯爵夫人留意着这个波兰的年轻人，可是没有给他和法国鸿艺协会合作的机会。

在从尼斯回到巴黎后，鲁宾斯坦感染上了猩红热，病倒了三个星期。在此之后，他终日无所事事，除了他可以如鱼得水般勾引女人外。并不是阿斯特吕克没有努力帮他接工作，事实恰恰相反。但是鲁宾斯坦演绎尚不成熟，加上这位演出商对处理演艺事务还不够熟练，这两方面一同导致了他现在的境况。帕德雷夫斯基的首场个人音乐会1888年在巴黎举办，它让人们从此对他着了迷。他当时才二十八岁，表现得就像一个钢琴界的暴发户，一个在彪罗和安东·鲁宾斯坦逐渐走下坡路的领域中崛起的新秀。阿图尔只是一个挺有天赋的男孩，可他没有办法与一些奇才相比，可能就连……唉……一些同龄人都比不上。而阿斯特吕克，从他的角度看，他既不能预支他未来的名望和荣誉果实，也不可能用一个只是小有名气的演奏者和一个艺术界新手来提出一套一流的方案，因为他旗下只有新手。鲁宾斯坦自己在家乡罗兹组织了两场音乐会，在巴黎登台后，来这两场音乐会的人就成了他仅有的听众。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鲁宾斯坦签了接下来的一个合同。一个波士顿的评论家——帕德雷夫斯基的客人，两年前在里翁-博松听说了鲁宾斯坦，他向钢琴制造厂商巴尔提摩拉的克纳伯提及了鲁宾斯坦的名字，因为这个厂商正想聘请钢琴师来为他们的钢琴做宣传。合同中限定了鲁宾斯坦三个月四十场巡回演出的任务。其中旅途费用由克纳伯支付，其余的开销由鲁宾斯坦个人承担。此外他们保证付给他四千美金的酬金（其中一千六百美金被阿斯特吕克拿走了，就算这件事他丝毫没有参与）。我们来做个比较，在十五年前，为纪念帕德雷夫斯基的美国初演，斯坦威为他举办了总计八十场音乐会的巡回演出。除了三万美金报酬外，还答应承担他其他所有的支出。然而斯坦威是斯坦威，克纳伯是克纳伯，八十场音乐会三万美元和四十场音乐会四千美元其实准确地说并不是一回事情。但是鲁宾斯坦除了接下它，期盼它，没有别的选择。

在出发去美国前，鲁宾斯坦在蒙特勒接受了维尔特海姆一家的招待。正巧在蒙特勒，鲁宾斯坦认识了克莱顿上校。他还去了一趟伦敦，为参加克莱顿上校举办的家庭音乐会。从12月22日出发到1906年1月2日到达美国纽约，海上天气一直很糟糕，旅途实在是千辛万苦（不过路上令人高兴的是同行人中有一位和蔼可亲的中年寡妇）。美国办事处的经理为他在一家豪华的酒店预定了价钱四美金一晚的房间。鲁宾斯坦很中意华尔道夫大酒店这家酒店，因为他的房间带有独立卫生间。这是他生平以来第一次住有独立卫生间的酒店。当然一晚上得要二十一美金。我们会想到合同中声明他的生活支出都应由自己负担，的确这些费用他都是自掏腰包。当时阿斯特吕克的补贴是六十美金供音乐会用，每天二十六美金供日常开销。我们很容易看出，奢华对他的吸引力有多大，让他忘记了谨慎地、理智地管理自己的钱财。1月8日他首次在卡耐基大厅登台演出，演奏了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他此次的演出得到了新闻界各类报刊的支持，他们纷纷登出各种介绍性的文章和对他的访谈。观众们掌声不绝，热切要求他返场。最后鲁宾斯坦加演了李斯特的《梅菲斯特圆舞曲》no.1。克纳伯兄弟们对他们聘请的钢琴家取得的成功欣喜若狂（钢琴家对他们的钢琴不怎么满意）。于是他们一起在一家非常著名的德尔莫尼科餐馆用餐，美好之夜就此落下帷幕。但是报纸媒体的评论不是非常理想。约瑟夫·列维涅1月27日在卡内基大厅的首演抹去了鲁宾斯坦在这座大厅留给人们的回忆。正是因为他演奏了鲁宾斯坦《第五钢琴协奏曲》后，当时《纽约邮报》的权威评论员亨利·T.芬克写道“真正的鲁宾斯坦二世”是约瑟夫·列维涅，其他的只是鲁宾斯坦一世的模仿者而已。这个钢琴家有着“伟大的安东特有的超高技巧，他手指下的音符的跳跃力，他过人的技巧，他耀眼夺目的才能，他狮子般的力量”，另外他还能够“让钢琴歌唱”。

我们可以说，实际上鲁宾斯坦独奏会的曲目比列维涅的曲目更加“现代”。1月15日在卡西诺剧院，他演奏了陶西格改编的巴赫的《D小调托卡塔》、贝多芬《奏鸣曲》Op.53、舒曼的《狂欢节》和几段肖邦的作品。1月24日则是舒曼的《幻想曲》、肖邦《奏鸣曲》Op.35、勃拉姆斯《帕格尼尼主题变奏》第二变奏和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no.12。而列维涅于3月11日在卡内基大厅演奏了巴赫-达尔伯特的《D大调前奏曲和赋格》、韦伯的《奏鸣曲》Op.24、舒曼的《托卡塔》Op.7、舒伯特的《即兴曲》Op.90 no.3、门德尔松的《E大调快板》（可能是Op.7 no.7）、肖邦的《波兰舞曲》Op.44、格里格的《夜曲》Op.54 no.4、莫里茨·莫什科夫斯基Op.64中的两首练习曲、李斯特的《罗蕾莱》、舒尔兹-艾夫勒《美丽蓝色多瑙河》和施特劳斯《阿拉贝斯克华尔兹》。在11月22日，列维涅重回卡耐基大厅，这是斯坦威主办的他的巡回演出的一站。他带来了九位作曲家的作品，还夸耀其中勃拉姆斯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等两首是他的拿手好戏。对此，马卡洛夫讲道：“演奏完变奏部分后，他立即用八度滑音将其重复了一遍。所有人听后都呆若木鸡”。而演奏车尔尼《“八度”音练习曲》Op.740 no.33的时候，手腕令人难以置信地轻巧和敏捷（我们在自动钢琴的一卷卷轴中发现了他演出时的弹奏，我们在卷轴和唱片中找到了他对舒尔兹-艾夫勒的经典演绎）。我们还是重新回到主题，继续谈论刚才鲁宾斯坦曲目的“现代性”。这里我们只限揭露一点，他在曲目的选择和构成上没有注意到表演性。在他之后的艺术生涯中，他反倒很注重这一点。

鲁宾斯坦的巡回演出还是照常继续了下去，他在费城、克里夫兰、底特律、多伦多、蒙特利尔、华盛顿、布法罗、芝加哥、波士顿和其他地方分别演出。在4月1日重归法国时，他身上没有合同，而口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相反，克纳伯兄弟在华尔道夫大酒店清了他们最后一笔账。“一切都进行得出奇得好，我的第一场音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出来谢幕了十二次，安可了两次，听众们都为我欢呼。”他这样给阿斯特吕克写道。而此后，“所有人都说在帕德雷夫斯基后，没有人能够与我媲美，我现在在美国已经是声名大振，而纽约一部分的评论家不安好心，首先他们对我有偏见，其次他们对于我受到大家喜爱的事实怒不可遏。”他说芝加哥和费城交响乐团有意再次邀请他；所有他演出过的城市都期盼着他的“第二次巡回演出”等等。

不知道读者们是怎么想的，我必须坦白地说，鲁宾斯坦对音乐会自我评价很高，但是实际上他的音乐会相当平庸。这两者间的天差地别将鲁宾斯坦小小的自以为是摔得粉碎。同时我也有些幸灾乐祸。然而我不相信他真的那么糊涂，真的把自己置之真实以外。他可能不担心未来吗？他会相信评论家对他怀有嫉妒吗？他可能把一个演奏者普通的成功说成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胜吗？或者说，他在写给阿斯特吕克的信中夸大其词，是因为他惧怕被突然抛弃？事实上，在幸灾乐祸之余，更多的是一种对他的怜悯。对于这个十九岁小男孩的怜悯，出于各种各样原因的怜悯。他仍不成熟的心智和不纯熟的技艺使他没能把握住许多机会，最后不得不成为自己幻想的牺牲者。在1908年的1月，他过二十岁生日，庆祝这人生中最重要时刻的到来之时，他萌生了自杀的念头，打算用睡衣的腰带上吊自杀，死在他付不起房钱的旅馆房间里。吊在挂钩上的腰带被打了一个活结，承受不了他的重量，因此他得救了。但是在自传中，鲁宾斯坦没有向我们说明他这次自杀失败后内心的想法，这件事情就这样石沉大海了。但是到底他怎么会丧失了挑战生活困难的勇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