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

他们没有马上去敲他们认识的约阿希姆的家门，可能他们害怕这个伟大的小提琴家也许会因为鲁宾斯坦没有努力地听取并遵循他权威的建议而对他们冷眼相待。相反，他们一开始就轮流寻访了七座教堂。杰德利卡（一个名声很好的俄国人，以前在莫斯科是尼古拉·鲁宾斯坦的学生，并且和欧根·达尔伯特是至交）得知阿图尔后，想要把他送到他的一个学生家，在他打开音乐圣殿之门前学习两年。之后波兰人克萨韦尔·沙尔文卡也得知了这个消息。他和卡尔·克林德伍兹俩人是一所有名的私人音乐学院的院长，他提出可以马上让这个孩子进他们的学校，但是得支付一笔相当高的费用。在埃尔利希（布鲁诺· 华尔特的钢琴教师）那里，鲁宾斯坦什么也没有学成。在尼古拉斯肯普纳女士、巴普沃夫斯卡那里，他也是一无所获，但这两人比起来，尼古拉斯肯普纳女士教得更糟。鲁宾斯坦没有机会和费鲁齐奥·布索尼谈话，因为他当时在巡回演出。但是卡西米尔·霍夫曼，那个二十一岁就已经在国际音乐会明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约瑟夫·霍夫曼的父亲，同意见见他。

鲁宾斯坦在自传中说道他很遗憾没有成为布索尼的学生。“只有这个人有可能引领我，让我的天赋向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他是一个思想开阔、目光远大的人，不仅仅是在艺术上，在文化上也是如此。他是真正的人。”依我看来，这一番评论很奇怪。鲁宾斯坦在写自传时回忆多年前他所了解的布索尼的性格。但是他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性格是会改变的。而只有在1897年后，布索尼才有了鲁宾斯坦所见所知的性格。布索尼于是便开始成为布索尼，他就像火山一样，喷发着炙热的岩浆。布索尼很难接受去给一个小孩子上课，而一个小孩子要从他那里吸取养分，得到学习上的长进也是非常困难的。我觉得很明显，鲁宾斯坦自传中对布索尼那样评价完全是在自欺欺人。他回头想起布索尼，认为他就像一个天才园丁能够让才能的花苞很快绽放，并不是他可惜没有成为布索尼的学生。鲁宾斯坦永远的伤痛是他很晚才能够让他的思想和他轰动一时的音乐天赋一样成熟。虽然这样，他还是没有急着赶去参加布索尼1900和1901在魏玛、1908在维也纳等地开的进修班。

毋庸置疑，肯定有一些事情是鲁宾斯坦没有告诉我们的，而我觉得他是有意识地在我们面前回避说这些事情。我们刚刚看到，卡西米尔·霍夫曼已经见了阿图尔和费莉齐娅。我现在假设他们会面时约瑟夫也在，他让阿图尔听他在托马斯·爱迪生实验室里录制的唱片。约瑟夫在十一岁时就去了美国，那一次在为期两个半月的演出季中他办了五十二场音乐会，十八场在纽约，其中最多的是在大都会歌剧院（因为当时卡耐基音乐厅还没有正式开放），这是他的第一次美国演出季，也是在见到鲁宾斯坦前唯一的一次。美国法庭为了保护少数人的利益，禁止了他炫耀式的演出。约瑟夫初次登台是在1885年的柏林，那时他还只有九岁，同汉斯·冯·彪罗指挥的柏林爱乐一起演出（霍夫曼演奏了贝多芬《第一号钢琴协奏曲》）。之后他在欧洲巡回演出。在动身去美国之前，他分别在巴黎和伦敦演出。在十岁的时候，霍夫曼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音乐会钢琴手。而在十岁时，鲁宾斯坦只是找到了想要送他去徒弟那里学习两年的杰德利卡。出生于1876年的奥托·黑格纳在十二岁的时候也在柏林登台表演，随后又在伦敦大获成功。1889年，他又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出（演奏了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1887年出生的波兰人保拉·兹利特，于1900年在柏林演奏，然后被一些兴奋不已的人们捧上了天。另一个波兰人拉欧尔·柯瓦斯基，生于1885年，十一岁时在欧洲和亚洲已经举办了超过一千场音乐会。心高气傲的鲁宾斯坦，这个说自己“三岁就是艺术家了”的鲁宾斯坦怎么可能不把在柏林四处漂泊的自己和霍夫曼（他一辈子厌恶的人）、黑纳格、柯瓦斯基这些人相比？怎么可能不把他的音乐生涯倒霉的开始看成是别人和周围的一切与他作对的结果呢？啊……如果当初能和布索尼学习就好了，如果是的话那么现在……

在玩了一个星期的跳鹅游戏后，鲁宾斯坦母子准备打道回府。“我的母亲有些气馁，因为大家普遍对我没有兴趣，况且那些名师的学费高昂。”在这个时候，这对母子拜访了约阿希姆。他接待了他们，听了阿图尔弹莫扎特《回旋曲》Op.511，给了他一小块瑞士莲的巧克力（苦的）作为奖励。选择莫扎特的回旋曲，实际上给了这位大师一击。因为作为小提琴家，约阿希姆应该不太会完全喜欢这种铤而走险的演奏。但同时，如果一个难度不高却精神内涵丰富的作品若能很好地演绎出来的话，便能够触动人的内心深处。事实上，它的确触动到了这位大师。约阿希姆找到了三位银行家——一位是华晓尔，一位是门德尔松（菲利克斯·门德尔松的后代），还有一位名叫维莱，安排他们每年捐出一笔小数目用作孩子的生活费和学费。此外，还安排了艺术学校的老师海因里希·巴尔特无偿为他个人辅导。为了补充费用（保证费用固定），约阿希姆自己还出了一笔钱。巴尔特后来成了“阿图尔·鲁宾斯坦基金会的行政和财政长官”。

富人们资助一些未来音乐家的学习这种事情不足为奇。几年前在维也纳，特奥多尔·莱谢蒂茨基找到了三个人资助了一位来自波兰地区的犹太小男孩阿图尔·施纳贝尔。施纳贝尔和他的资助者从来没有见过面。鲁宾斯坦每年给资助人写一封感谢信，有时被请到维莱家作客。维莱并非真有兴趣，想亲眼看看他出的钱花得是不是见效，因为他知道约阿希姆不会错，而且他认为花钱资助是一种义务。但与一位能和客人愉快交谈的小孩子同桌吃饭，他感到无比自豪。常常拜访维莱家的一些工商界重要人士也会邀请鲁宾斯坦去做客。他进入了上层阶级的社交圈，也学会了在未来人生中如何利用他在柏林打下的基础。

我们都知道，费莉齐娅把阿尔泰克寄养在罗森托尔家中。我们假设现在那家人做主的是母亲。她是一个带着三个孩子的寡妇，家里还有别的寄养的女孩子。这个在女性人口众多的家庭中长大的男孩子，平时能接触到的男性也只有一个五十岁的钢琴教师。这位教师，海因里希·巴托尔是一个很有名望的音乐家，与李斯特的三个钟爱的学生（汉斯·冯·彪罗、汉斯·冯·布龙萨特、卡尔·陶吉希奇）一起学习，他也是宫廷御用钢琴师。此外小提琴家海因里希·德安纳和大提琴家罗伯特·赫斯曼——这些约阿希姆在艺术学校的同事们也与他一起组成了一个三重奏组合。

巴托尔琴技高超，教学时很真诚，但他也非常易怒，没有耐心。出人意料的是，鲁宾斯坦能够对他俯首帖耳。六年来，他每个星期在老师家上两节课，一节课九十分钟。巴托尔仍然单身并和他的未婚姐姐以及继母生活在一所公寓中。即便是在那里也不缺少女性的存在。鲁宾斯坦没有扪心自问这六年女儿国的生活是否对他人格的形成造成了什么影响。既然这样，那我们应该来做一下研究。可是我们只能在一些微小的细节上推断，因此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就到此为止，不再多说了。

尽管巴托尔收阿图尔为徒，但是他还是让他以前的两个学生给鲁宾斯坦上预备课程，一个是米盖尔·卡普龙奇，还有一个是克拉拉·海姆佩尔小姐。除了钢琴的课程，鲁宾斯坦还跟艺术学校的老师学习了其他不同的音乐学科（但是不像很多词典中提到的，他师从于马克斯·布鲁赫）。在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的指导下，他还准备了中学的考试。约阿希姆把鲁宾斯坦带到他的课上，和小提琴学生一起听课。他还听了独奏和乐团的表演，他常光顾歌剧院，也常去看戏剧。一些财客政客们和一些艺术家们常邀请他，他也以各种方式和同龄人交朋友。鲁宾斯坦认为最让他难忘的演奏家和音乐家有：艺术总监阿图尔·尼基什、理查·斯特劳斯、魏因·加特纳、卡尔·穆克，小提琴家欧根·达尔伯特、费鲁齐奥·布索尼、特雷莎·卡雷诺（“我认为她弹奏柴可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时的力量堪比两个男子”）、爱德华·里斯勒和巴哈曼，他擅长运用“踏板的效果”，到达了“没有其他任何人敢于尝试”的高度。声名显赫的剧院经理赫尔曼·沃尔夫把鲁宾斯坦介绍给了达尔伯特。达尔伯特问他“你只是名为鲁宾斯坦还是实为鲁宾斯坦”？鲁宾斯坦用钢琴向他证实了一切。听了勃拉姆斯的《狂想曲》Op.79后，达尔伯特拥抱了他，笑着跟他说：“是，你是真正的鲁宾斯坦。”但是鲁宾斯坦心中敬仰的对象仍然是布索尼。而在指挥家中，尼基什是“所有人中最伟大的”（与他时代后的许多指挥家相比，他也是最伟大的）。总之，鲁宾斯坦所接受的教育很全面，在各方面都是一流的。这是他能够从社会地位卑微的波兰犹太人的文化习惯中脱胎换骨的原因。他常常与一些地位显要的人物交往，便开始嫌弃自己的父母。他在母亲1900年初来到柏林帮他准备受戒礼仪式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个仪式代表着一个人从稚气的孩童走向了需要承担义务和责任的成人，当然他也可以享受一些特权。为此，费莉齐娅送给他一只金色的表，但是他从来没有用过。阿姨送的银表对他来说看起来“更有用”。

在一个经过受戒的人的特权中，有一个特权是恋爱。正是在这之后，就像读者们现在知道的那样，鲁宾斯坦看上了德鲁小姐，而她也喜欢上了鲁宾斯坦。我已经说过了，当她看到他在约阿希姆的指挥下，和柏林艺术学院的乐团一起演奏莫扎特的《钢琴协奏曲》Op.488时，这个女孩萌发了对十三岁的鲁宾斯坦的兴趣。柏林的演出前，他们先在波茨坦，由库伦卡姆夫指挥进行彩排。演出很顺利，大获成功，记者们也非常热情地称赞了这场演出。然而，我要联系一下我之前所说的，尽管鲁宾斯坦十三岁就作为约阿希姆的学生，与他指挥的乐团合作演奏，但这和霍夫曼九岁就与汉斯·冯·彪罗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同台演出还完全不能相提并论。赫尔曼·沃尔夫也和达尔伯特一起坐在听众席上。他很了解鲁宾斯坦，因此这件事情并非无人知晓，但也没有引起他美国同行的注意。

事实上，鲁宾斯坦1900年1月和约瑟夫·勒比切克指挥的爱乐乐团合作，曲目仍然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Op.488，以及圣-桑《第二钢琴协奏曲》，另外还有舒曼的钢琴套曲《蝴蝶》和肖邦《谐谑曲》Op.20。演出很成功，听众们叫了四次安可，得到了戈多夫斯基·约阿希姆的赞赏。尽管如此，身为剧院管理人的沃尔夫也丝毫没有让他在音乐界出道的意愿。然而和爱乐乐团的合作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其他的演出机会。1901年1月3日，他在汉堡的演出（莫扎特第《钢琴协奏曲》Op.488和独奏小品）酬劳是五十马克。同样也是在一月，在什位林，应大公爵夫人玛丽的邀请，他演奏了两次（一次独奏音乐会，一次和乐团演奏肖邦的《波兰曲调大幻想曲》）。随后的春天，他在德累斯顿也举办了音乐会（莫扎特《钢琴协奏曲》Op.595），等等。之后1902年4月1日，他被邀请到了华沙演奏（圣-桑的第二钢琴协奏曲，舒曼的《阿拉伯风格曲》，勃拉姆斯的第二狂想曲Op.79）。又在早春四月的第十日，他参加了一个慈善音乐会（格里格《钢琴协奏曲》Op.16，格里格本人也到场了）。这次演奏之后便没有了其他什么动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