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来有“莫扎特谜”之说，谜在于其人的禀赋过人，其乐的似浅近而实神奇，等等。而今借着纪念他死去两百年的机会，又出现了“莫扎特狂”。

19世纪以来，莫扎特已成了许多音乐家“心中的太阳”。有的颂赞也颇带点崇拜狂的味道。当代指挥家索尔蒂说，他之所以相信上帝，原因有二，其一便是出了莫扎特这样的大天才。还说他的音乐无一句不美。

我也算个莫扎特迷，虽然并未因此而信上帝，也很不够资格去赞同或反对“无一句不美”。因为他的六百多号作品，听过的只是不多的一部分，是否听懂了，还大成问题。

莫扎特迷也好，莫扎特狂也好，想想这位大天才两百年来在听众心目中地位的升沉是很有意思的。因而又翻出百年前萧伯纳为他的百年祭而作的几篇文字来读（收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版萧伯纳乐评集中）。

当年萧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尚无大名。要再过一个年头（1892年）才拿出他第一部剧作《鳏夫之家》，但他已写了十来年的乐评，而担任一家杂志的乐评栏——首席撰稿人也有两年了——不过，他用的是“巴赛特管”（Corno di Bassetto）这古怪笔名。它是类似低音单簧管的一种乐器，如今已从管弦乐队中“退隐”多年了。莫扎特不但为此器和单簧管写过二重奏，还用之于《魔笛》与《安魂曲》中。

从萧在百年前写的这几篇文字中，可以得知，那时的英国虽是音乐文化昌盛之地，莫扎特的作品却已从原先的大受欢迎转而颇被冷落了。到了百年祭时，才又渐渐有了票房价值。

那受冷落的情形，让萧用漫画笔法一描，读来可发一笑：“（莫扎特的交响曲）演奏快板的第一乐章时，听众已烦躁不宁。呵欠连连地好歹熬过了行板乐章。奏到小步舞曲的第三乐章，猛然惊醒，发现那‘三声中部’（按，为传统的小步舞曲中间一段）倒还好听，于是坚持着把最后一章听下去，反正快完了。”

那时节，除了少数的知音，庸人们已经把这个百年前人们的宠儿淡忘了。待到百年祭之年，平日不提此人的报刊上忽又把他抬出。音乐界自也不得不有所表示，应个景。“水晶宫”排出了《朱庇特交响曲》和《安魂曲》。阿伯特音乐厅则排出了《安魂曲》与《朱庇特交响曲》。

萧认为，冷是因为从前热过了头，但也要怪那些庸劣的演出坏了作者的名声，某些乐队指挥总以为莫扎特的作品容易对付，殊不知要做精彩的演绎是要真功夫的。只有在里希特这样的真正领会莫扎特音乐的人指挥下，英国听众才重新发现了莫扎特，顿时把那些正吃香的新作品给比了下去。

萧所谓的新作，也并非无名之辈的货色，而是李斯特、瓦格纳等人的大作。那时正是这类作品最有吸引力。其实萧自己便是瓦格纳派的宣传者，但他最讨厌庸人们一窝蜂赶时髦，有些人只爱听个新奇、热闹。而且像《女武神的飞驰》《魔火场》这些并非无价值的作品，由于讨人欢喜而过度地重复演奏，弄得丧失了新鲜感。萧有次因为有一场音乐会中有莫扎特作品，欣然赴会，却迟迟进场，以躲开那些时新节目。

从小便把一部《唐璜》听得烂熟的萧，对莫扎特自有他的卓见。比方，古诺认为这部歌剧尽善尽美，他便不肯附和。

萧天生是个剧作家，所以他极力主张音乐的戏剧化也就不奇怪了。他曾认为，一切音乐作品无不是标题乐。对于不去依附文学内容而只守着乐艺自身规律与形式的纯乐，他往往不以为然。对于莫扎特之不作标题乐，他认为要怪老莫扎特狭隘的教学法。老父灌输给儿子的观念是“一篇用奏鸣曲形式谱成的乐曲，只要听起来是美的、均衡的、率真而饶有兴趣的，此外不必也不容再有更多的要求”。萧因此说，假使小莫扎特未曾经过这种训练，说不定会得出自己的结论：没有诗或剧的内容，这篇音乐只不过是无益的浪费。萧又认为，莫扎特有时在其器乐作品中其实也表达了某种诗意的内容，但又徒然将才智虚耗于迁就音乐形式，而不能毅然越出乐式的藩篱。于是，这一篇作品，在不知乐式为何物的外行听来仍是一首音诗；而那些对诗与剧感觉迟钝的音乐学究们，则拿它当古典作品的楷模来教授自己的学生。

对莫扎特未能摆脱家教的束缚，把器乐曲都作成了纯乐，萧是深为惋惜的。这可真是那位望子成龙的老父绝想不到也不能接受的！为了儿子，他把父亲、教师（不止教音乐，也教文化）、秘书、剧本作者、宣传者、旅游组织者这诸种职务都集于自己一身了，必要时还得当儿子的跟班！他把栽培自己的神童儿子当成了神意、天职。

后人也有非议，说他的有些行事简直是赤裸裸的在儿子身上“开发”。他为儿子吹嘘的广告也俗不可耐。

我们还是应该接受一种多数人的看法：莫扎特的才智是老天和他老父共同造就的杰作。纵然可以埋怨他挟着孩子到处奔波，过分损耗了孩子的精力，然而假如不曾行万里路，遍游欧陆音乐中心，亲炙了格卢克、海顿、J．C．巴赫等等乐界泰斗，恐怕也就不会有那个取精用宏、融会贯通、不能以一民族的传统拘限他的莫扎特了。

至于音乐之美在于纯还是不纯的问题，萧其实自己也是徘徊不定的。他既崇仰贝多芬，也赞美莫扎特，对这并峙的双峰，他不能肯定哪一个更值得崇拜。有的议论很可启发我们去思索乐史中的无尽波澜。

萧提出，尽管百年前的人总把莫扎特看成一个标新立异之徒，其实，他是一代乐风的一个总结。就像拉斐尔之于画，莫里哀、莎士比亚之于戏剧。这一点，海顿看得清楚。（按，海顿曾向老莫扎特夸他儿子是当代最了不起的作曲家。）他本人虽然写不出像《降E大调交响曲》这样的杰作，但他知道其中有自己一份贡献。莫扎特是站在他肩上所以更高大。可是，海顿不可能认为自己也写得出《英雄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对于那样的音乐，他甚至会摇头。

这倒又并不是抑此而扬彼。萧的看法：艺术创作最难的是集前人之大成。任何人可以开个头。难在做总结，做出后来者难乎为继的总结。

萧虽然在赞扬贝多芬的造反精神时说过：相形之下莫扎特只是个穿号衣的仆从而已。可在乐艺上他又把莫扎特看得更重。尤其是在他批评贝多芬的模仿者“无目的地故作高深”“虚张声势”“一味制造高潮却总叫人失望”的时候，更加倾心于“善能驾驭音乐，也驾驭自己感情，始终不失其优雅”的莫扎特了。

总结之说，有助于解天才之谜，冲淡神秘性。如果没有那个等着斯人做总结的十七八世纪欧洲音乐文化的大环境，没有乃父呕心沥血的因材施教等等因素，这个秉赋迥异常人的孩子，也只能像他姐姐（另一个神童）南耐儿那样，退化为常人，一首曲稿也没留存下来吧？

真不知庸人们的捧场、起哄，是玉成了还是几乎摧折了这个天才！看一看他十四岁那年一场音乐会的节目单，不难想象到他所受的狎弄与折磨。六个节目，全是临场即兴创作和演奏。其中一项是一首咏叹调，现场看歌词，即时谱出，自唱，自己弹伴奏。当年，同“百科全书派”人士有交往的格林姆男爵记述：“音乐家把所能想得出的最难的测验都提了出来。”连英王也亲自考这孩子。萨尔茨堡大主教为了试他是否真能作曲，把他软禁了一个礼拜。

通过了这重重磨难，造成了轰动效应，他也学会了对付庸人，什么顾客给什么货。对一个如此敏感的早熟儿童，这自然有助于他领略“人生实难”（陶潜的话，原出《左传》）的滋味。

如今的种种国际比赛之类，常常令人联想到神童们的磨难似乎还在继续。有时又觉得，受折磨的何止是台上少儿。那座中评委们被迫接二连三地听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往往要听几十遍之多，硬是把这部最需要保持新鲜感的作品吃倒了胃口！

可惜不能请萧再来发几通快人快语。对于种种对待文化艺术的不文明做法，他最感到义愤了。

然而，他对庸人庸行开炮又是同他那主张社会改革的一面有关系的。他虽嘲讽了赶热闹的风气，又即点明：“沉闷无聊的日常生活，弄得大家去寻找刺激。只要这种无聊文化延续下去，莫扎特就被束之高阁了。倒霉的是这文化贫瘠的一代，于《唐璜》的作者又何伤！”

我觉得，萧的文章也启发人们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莫扎特。

自从他写这几篇为莫扎特鼓吹的文字，一晃又是百年。莫扎特的知音显然是多起来了。像我这种够不上知音的，也是始而嫌其平淡，渐渐发现有味，终乃惊叹为音乐美之极致，所以读萧的文章也增加了同感。也更知道舒曼的话是对的：“随着岁月的更替，我们的要求愈来愈高。我们所喜爱的人的圈子也就愈加缩小了……甚至莫扎特的阳光灿灿的峰巅，对于青年也还是高不可攀。”（《舒曼论音乐与音乐家》）

有关莫扎特的许多传说，在其身后很有广告作用。到现在，一件件被澄清得不那么值得津津乐道了。这在“谜”与“狂”的爱好者是扫兴的事。举个例子，不但萨列里下毒之说无稽（此人后来还当了他儿子的老师），连《安魂曲》的写作对他精神有大刺激也不像，临死前的那些日子，他并非怎样颓丧的。

他虽不幸短命，但当时便公认为同海顿并世齐名。身后为之作传者不少，有他姐姐和妻子提供资料。百年诞辰前后，又出了他的学术性传记。尤可庆幸的是，学者克舍尔为其作品编写了编年索引。所以凡是他的作品，曲号上都附着一个代表克氏的“K”字。

萧的话，沉痛中含着愤慨：“莫扎特后半辈子那十四年，是一个极伟大的人生活于一个极狭小的天地间。”

维也纳宫廷又要羁縻他，又只叫他写一些舞曲。

有一些作品只起了个头，没有买主，便搁下了，成了残稿。

今天的莫扎特狂热中，恐怕仍然是知音的掌声不如庸人的响亮。有些人则是“吃”莫扎特的吧？

这样，百年前的文章读起来似乎并不陈旧，只可惜萧翁不能再来一篇，否则必又是醒脑警世的妙文！ XypI87hA7T1In9KNkGR+mDbxj6Z2TZAxt7aUdxiBuozteCCeRNjXIzQZGaZtsX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