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中的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讲西方哲学史的人，往往对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有这样的概括，要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要么是感觉论和先验论的对立，有时候这两种观点又交织为观念论和实在论，唯名论和唯实论，经验论和唯理论。这类划分模式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思辨哲学。但人们比较忽视的是另一种划分维度，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一维度遭到忽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在西方哲学史中的确属于一种比较隐性的维度，而且本身往往超出了哲学的范围而与宗教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纠缠不清。西方人一谈非理性，就和神（诗神、爱神、酒神或上帝的启示）有关，而与哲学无关了。在这方面，倒是中国哲学史中对这一矛盾倾注了更大的注意力，包括言意之辨、顿渐之悟、以诗喻禅和“象思维”，等等。西方哲学中完全打破传统、重估价值的人是尼采，他首次抛开以往那些对哲学史加以概括的陈旧框架，而创造性地从古希腊哲学中挖掘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一对范畴来描述西方哲学的进展。自那以后，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隐性的非理性主义开始浮到面上来，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主流分庭抗礼甚至常常取而代之，直到后现代思潮使非理性主义成为时代的显学，使这一两分格局被确定为考察西方哲学史的常用框架。

当然，不能不承认，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主导方面，而非理性主义则是其附属方面。尽管后者在少数哲学家那里也可能成为主要的倾向，但就连这些哲学家也不能完全放弃理性主义的基本叙述模式而接受东方的“象思维”。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通常都是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再上层楼的结果，并且整个是靠理性思维来支撑的。正如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来，一切非理性哲学其实都还是理性的。在西方，要么是理性，要么不是哲学，理性和哲学几乎成了同义词，如中世纪的“双重真理”说就是指“哲学真理”（理性）和“神学真理”（信仰）。这种情况的形成，应该说首先与柏拉图有关。

在柏拉图以前，西方理性精神正在形成，它与非理性的东西还处于外在的关系中。西方理性主义的滥觞是毕达哥拉斯，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团体的教主，他的数学世界观和他的宗教信仰并行不悖。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把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的合理性扩展到了概念的合理性，他的有些说法显得很神秘，但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性主义，他借助于“神”（“神圣的逻各斯”）来渲染这种高级理性，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辩证理性。至少对于当时所信奉的神来说，他是无神论的。埃利亚派则将逻各斯定型为存在和一的学说，更是在哲学中排斥了神，顶多像塞诺芬尼那样把自己的最高范畴解释为一种“否定神学”。早期理性主义的这种渎神的倾向在智者派那里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变成一种语言的诡辩和技巧了。拯救这种理性主义的是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努斯”（即“灵魂”）学说，它上承赫拉克利特的辩证理性，下接苏格拉底的灵魂超越，为一种新型的逻各斯注入了活力。但他的努斯还处于整个世界之外，如何能够用来说明这个世界的事物？必须将努斯的能动性引进这个世界来解释万物的形成和运动。这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工作。这是首次在哲学本身中建立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统一模式。

最初，苏格拉底对努斯灵魂的解释是非常朴实和日常的，它就是人的目的性，以及以人的目的作类比而扩展到万物身上的一种宇宙观点，几乎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它听起来非常合理，甚至比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更加合理。努斯不仅是处于整个世界之外，而且按照自己的原则来推动宇宙万物，就像人的活动都有一个目的一样。因此努斯不单是宇宙的推动力，而且是宇宙万物所追求的目的，是一种万物努力向上追求的力。就人来说，它体现了人超越现实事物而达到更高、更“好”的目的的一种自由意志，因而是人的一种“美德”。当然这种美德的目的仍然是神，但这个神是合乎理性的神，不仅合乎逻各斯，而且代表善的目的。

到了柏拉图那里，这种努斯学说进一步精致化了。他对努斯下了一个精确的定义：“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凡是永远自动的都是不朽的”，“这种自动性就是灵魂的本质定义”。 但如何理解这种“自动性”呢？柏拉图举了些例子，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与人的生殖相类比。他说，人都有一种追求永恒不朽的本能，这就是爱的本能或生殖本能，要在自己的后代身上延续自己的身体，由此人总是要去爱一个美丽的异性的身体；但除了这种身体上的生殖力外，人还有一种精神上的生殖力，追求成为精神上的不朽，这就是对智慧的追求或“爱智慧”，也就是哲学。这种更高的追求就是灵魂（努斯）的追求，它体现为一个长期学习的过程，即从“可感的世界”逐步上升到“可知的世界”，从日常的知识上升到数学知识，从低级的理念上升到更高的理念，这样努力精进，从易到难，最后达到“辩证法”。这时，人的灵魂就凭自己的努力而豁然贯通，回忆起自己在投生为人之前在理念世界中已经掌握的整个理性知识，于是仰望最高的“善的理念”，心中产生一种“理性的迷狂”，就像一只鸟儿急于高飞远举，但受到身体的拖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在这种“迷狂”中就体现了柏拉图的非理性主义。柏拉图的迷狂有好几种，有爱情（生殖力）的迷狂，宗教的迷狂，预言的迷狂，诗的迷狂，酒神的迷狂，这些显然都是非理性的。对这些迷狂，柏拉图有时表现出一个理性主义者的不屑，但有时却又加以同情的理解，并用作理性的迷狂的类比。例如他曾把哲学家称为“爱智慧者、爱美者，诗神和爱神的顶礼者”。虽然他对诗人的评价不高，甚至说要把诗人赶出将来的理想国，但他对于由诗神凭附而来的迷狂却又有极高的评价，认为由此所创造出来的诗是“最美的抒情诗”，而“神智清醒的诗遇到迷狂的诗就黯然无光了”。 所以诗的迷狂高于除理性的迷狂之外的其他一切迷狂，实际上是为理性的迷狂作准备的，因为这些由爱神和诗神附体的富有灵感的诗虽然是不自觉的，但却使人们“不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于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以便于“到了理智发达之后，他就亲密地接近理智，把她当作一个老朋友看待”。 然而，毕竟只有理性的迷狂才是最高的智慧，因为诗的迷狂是完全不能控制的，理性的迷狂则是由认识积累而来的，是静观的，除了最后的瞬间外，整个全程都是受理性控制的，它在酒神精神里中和了日神精神，能够观照到彼岸世界的绝对的真善美。这是一种理性基础上的非理性，相当于后人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对最高智慧的爱，它超凡脱俗，纯洁无瑕，但又具有巨大的鼓舞力和感召力，不会拘泥于概念的细节和逻辑的限制。但它又还不是神学，而是认识论，属于哲学（爱智慧）。

西方哲学中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关系结构在柏拉图这里可以说已经大致定了调，甚至可以说，西方哲学中的几乎一切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都与柏拉图有割舍不开的渊源关系。所以有人甚至说，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无非是柏拉图的注脚（怀特海）。就是说，在西方哲学中总体说来理性主义是主流，非理性主义是隐性的支流，而且非理性主义是寄托在理性主义身上的，是理性主义自身的一个环节，虽然是最高的环节，但它实现的仍然是理性预定的目的，即把握绝对的真理。我们可以在西方哲学史上找到比较单纯的理性主义者，例如亚里士多德就从柏拉图的哲学中清除掉了那些“诗意的比喻”，而诉之于抽象概念和逻辑，后世的某些斯多亚派及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近代的笛卡儿、斯宾诺莎、康德，再就是现代逻辑实证主义、分析哲学家们，都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代表。但我们恐怕找不到一个完全不讲理性或逻辑的、东方式的非理性主义者。西方的非理性主义者通常都是在研究理性的学问的极限处，才向神秘的非理性境界作一种最后的跳跃，他们不是东方的诗人，而是大学问家。像诺斯替教派（Gnosticism，来源于“努斯”一词）的神秘主义者们，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中世纪神秘主义大师艾克哈特，文艺复兴时期的库萨的尼古拉和雅可布·波墨，近代的耶可比和谢林，还有现代的存在主义者们和海德格尔。所有这些被视为非理性主义者的哲学家，其实都是把传统的理性运用到极致的理性主义者，对此黑格尔看得很清楚。黑格尔是公认的西方最大的理性主义者，是理性主义的集大成者；但正是他对历史上的非理性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并大量吸收他们的思想到自己的逻辑体系中来。他在《小逻辑》中曾致力于把这种与宗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神秘主义从宗教中切割下来，而归于他所谓的思辨哲学本身。他说：

至于思辨的含义，这里还要提醒一句，它可以理解为从前一度被人们惯于看作与宗教意识及其内容相关的神秘主义的那种东西。……对此首先要指出的是，神秘的东西固然是神秘莫测的，但只是对知性而言，即是说，知性的原则是抽象的同一性，但神秘的东西（作为与思辨同义的东西）则是那样一些规定的具体的统一，这些规定在知性看来只有在其分离和对立中才是真实的。……相反，理性本身恰好在于把对立面作为观念性的环节包含于自身之内。因此一切理性的东西同时又可称之为神秘的，但这只是说，它是超出知性之上的，而绝不是说，它是完全不能为思维接受和把握的。

这样，传统的神秘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就被完全包括进理性主义本身中去了，这是黑格尔对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深刻的洞察。但这和我们通常对理性和理性主义的理解是完全不相容的。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理性凭什么能够把非理性作为自身的一个因素而包括进来呢？这就要深入西方理性本身的内在结构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曾在《思辨的张力》一书中对这一内在结构作出了分析，我把西方理性精神归结为两种精神的对立统一，即自古希腊以来的“逻各斯精神”和“努斯精神”，它们分别体现了理性本身的规范性方面和超越性方面。在汉语中用“理性”来翻译西文的最常见的两个字也是Logos和Nous。但作为努斯的理性已经不是那种仅仅意味着用数学和逻辑来规范事物的做法，而是意味着超出感性世界而达到普遍共相的那种生命冲动，那种凝聚起一切理智手段而向更高的彼岸世界的真理冲击的“理性的迷狂”。当然，这种理性的迷狂在按部就班的理智（知性）看来是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的，但知性不知道，如果没有这种努斯的冲动和突围，就连它自己的所有的普遍法则也都会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黑格尔称之为（与知性相对的）理性、思辨理性、辩证法的东西，它是知性本身的一种自我提升，一方面把知性带入了它的根本，另一方面也引领知性向更高的境界冲刺，从眼前琐碎的知识进入哲学的知识，进入形而上学。正是西方逻各斯精神中隐含着的努斯精神环节，成为理性主义发展到非理性主义的契机。或者说，西方非理性主义是从理性主义本身的一个环节中发展出来的。这与中国传统的非理性主义是不同的。

中国传统的非理性主义，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神秘主义”，其实这种称呼本身是“东方主义”的，即以西方的偏见来命名的。东方神秘主义在东方人自己看来并没有什么神秘主义，而是非常自然的、日常的。那是一种天人合一的互渗感，如中医、风水、气功等，只有具备一定的西方理性（如自然科学）眼光才会认为它是“神秘的”，否则只是实用技术的。甚至民间迷信也不是什么神秘主义，如乡下孩子发烧，就会有人劝家长去庙里烧点香灰来化水喝，说是很“灵”。这不需要任何神秘主义，就像今天吃感冒药一样。而在其高层次的哲学上则体现为诗化精神。体验性的诗化是中国非理性主义的根本，它不需要理性来为之提供前提，更不是从理性中发展出来的，这是与西方非理性主义完全不同的。它是前理性主义的。

当然，黑格尔在把非理性主义这样吸收到理性中来并由此把传统知性提升到思辨理性之后，重又依靠这种理性建立起了一种“理性神学”，他终究还是没能逃出西方哲学的先天局限性。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一个神学家了。不过，这并不能抹杀他在哲学中所作出的变革和创造性的成就，比起今天那些仍然停留于理性中的知性层面来谈哲学的人（如现代分析哲学），以及抓住其中的非理性的层面来解构哲学的人（如海德格尔和后现代主义）来，黑格尔具有真正的哲学精神，而那些人最终是否定一切哲学的。哲学在今天面临解体，唯一能够与这种解构哲学的倾向抗衡的，恐怕也就是这种吸收了非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了。

原载《现代哲学》2011 年第 3 期 8YB89z5cNJfro8vKFETMfVor0D3H34gtlwdRxz8aVPp1JBwkBn/6l8vpGFojHoR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