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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的真理总是更多地通过批判，而不是通过条文来对现实生活发生作用。批判就是把理论上的真理应用于实际，不仅使它更加接近实际，而且通过反复地应用，使人们更加习惯于这些真理。因此我们除了确定用什么观点建立理论以外，还必须确定用什么观点进行批判。
我们把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同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区别开来。简单地叙述历史事件仅仅是罗列一些事实，至多不过涉及一些最直接的因果关系。
批判地论述历史事件，则有三种不同的智力活动。第一是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这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同理论是两回事；第二是从原因推断结果。这是纯粹的批判的研究。这种研究对理论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理论中需要用经验来确定、证实、甚至加以说明的一切，都只能用这种方法来解决；第三是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这是既有赞扬又有指责的真正的批判。在这里，理论是用来研究历史的，或者更多是用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
在后两种考察历史的纯粹的批判活动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的根源，直到发现毋庸置疑的真理为止，而不能像常见的那样半途而废，满足于某种随意做出的论断或设想。
由原因推断结果，往往有一种不易克服的外在困难，那就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原因。这种情况在战争中比在实际生活的其他任何活动中更为常见。在战争中，很少能完全了解事件的真相，至于行动的动机更是如此，因为这些动机或者被当事者故意隐瞒，或者由于它们是非常短暂和偶然的，历史上没有记载。因此批判的研究必须同历史的研究相结合，但即使如此，有时原因同结果往往还是不相吻合，也就是结果不能看作是已知原因的必然产物。在这里就必然会产生脱节现象，也就是说，有些历史事件我们无法从中吸取教训。理论所能要求的是，探讨到有这种脱节现象的地方必须停止，不再往下推论。如果误以为已知的原因已经足以说明结果，因而对它过分重视，那才是最糟糕的。
批判的研究除上述外在的困难外，还有一种很大的内在困难，那就是战争中事件的结果很少由单一的原因产生，而是由许多原因共同产生的，仅仅凭公正和认真的态度去追溯事件的一系列根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必须弄清楚每个原因的作用。这样就必须对原因的性质做进一步的探讨，于是批判的研究就进入了纯粹的理论领域。
进行批判的考察，也就是对手段进行检验时，必须弄清当事者使用的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这些结果是否符合当事者的意图。
要想知道手段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就必须探讨手段的性质，这又进入了理论的领域。
我们已经说过，在批判中极为重要的是探寻事物毋庸置疑的真理，不能随意做出论断，因为既不能使别人信服，别人也可以用随意提出的主张加以反对。这样一来，就会争论不休，得不出任何结论，因此也就得不到任何教训。
不论是对原因的探讨，还是对手段的检验，都会进入理论的领域，也就是说，进入一般真理的领域（这种真理不是仅仅从当前具体情况中得出的）。如果有一种有用的理论，考察时就可以把理论中已经确定的东西作为根据，不必再去追溯。但当理论还称不上这样的真理时，考察就不得不追溯到底。如果必须经常这样做的话，那么人们常说的著作家们就会不胜其烦，因为有无数的事情要做，要对每一个问题都进行从容的研究几乎不可能。结果，为了限定自己的考察范围，他就不得不满足于随意提出的主张，尽管他本人不认为这些主张是随意提出的，但在别人看来则是如此，因为它们本身既不十分清楚，也没有得到证实。
因此，有用的理论是批判的重要基础。批判如果不借助合理的理论，一般无法使人获得教训，也就是说，它令人怀疑和能被反驳。
如果认为理论能够把每一个抽象的真理都包括在内，批判的任务只是看看具体情况是否符合相应的法则，那是一种幻想。如果规定，在批判时不能侵犯神圣的理论，那是可笑的书呆子的做法。创造理论的那种分析探讨的精神也应该指导批判活动，而且这种精神也常常会进入理论领域，进一步说明对它特别重要的问题。反之，如果在批判中只是机械地搬用理论，那就完全不能达到批判的目的。理论探讨得出的所有肯定的结论，一切原则、规则和方法形成的固定条文越多，就越缺乏普遍性，离绝对真理的距离就越远。这些东西本来是供人们应用的，至于它们是否适用，永远应该由判断来确定。在批判时，绝不应该把理论上的这些结论当作衡量一切的法则和标准，只能像当事者那样，把它们当作判断的依据。在一般战斗阵形中，骑兵与步兵不能处在同一线上，骑兵应配置在步兵的后面，如果说这是战术上的规定的话，对违背这一规定的任何配置都加以责难仍然是愚蠢的。在批判时，应该探讨违背这个规定的理由，只有发现理由不充分的时候，才可以引用理论上的规定。又如，理论上确定多路进攻会减少胜利的可能性，那么凡是采取了多路进攻而又恰好遭到失败的场合，不进一步了解实际情况就认为失败是多路进攻造成的，或者在多路进攻而又获得胜利的场合，就反过来认为理论上的规定是不正确的，这两种看法同样是不合理的，都是批判的分析探讨精神所不容许的。总之，理论上经过分析探讨而得出的结论是批判的主要依据，理论上已经规定了的，批判时就不必重新确定了。理论上之所以做出规定，就是为了批判时有现成的东西可以使用。批判的任务是探讨原因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是探讨使用的手段是否同目的相适应，当原因同结果，目的同手段具有直接的联系时，这一任务是不难完成的。
如果一支军队遭到奇袭，不能有条不紊地、合理地发挥它的力量，那么奇袭的效果就毋庸置疑了。如果说理论上已经确定，在会战中进行围攻能获得较大的胜利，但获胜的把握较小，问题就在于指挥官采用这个方法是否主要是为了获得较大的胜利。如果是这样，他选用的手段就是正确的。如果他用这个手段是为了获得较有把握的胜利，像常见的那样，只根据围攻的一般性质采用了这个手段，而不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他就弄错了手段的性质，因而犯了错误。
在这里，批判地探讨原因和检验手段并不困难，只要局限于考察最直接的结果和目的，事情总是容易的。若人们撇开同整体的联系，只考察事物间的直接关系，那当然可以随意这样做了。
但像世界上其他活动一样，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彼此联系着，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其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可能会很少。每一个手段同样也必然会影响到最终的目的。
因此只要现象还有考察价值，就可以继续研究原因所导致的结果。人们不仅可以根据直接的目的去检验手段，也可以把这一目的当作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来加以检验，这样对一连串相互从属的目的进行探讨，一直到目的的必要性无须怀疑，不必再作检验时为止。在许多情况下，尤其是涉及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措施时，应该一直考察到最终的目的，即直接导致媾和的目的为止。
很明显在向上追溯过程中，每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的判断就有一个新的立足点。因此，同一个手段，从较低的立足点来看可能有利，但从较高的立足点来看却必须摒弃。
在批判地考察某一军事行动时，研究某些现象的原因经常是同根据目的检验手段配合进行的，因为只有通过对原因的研究，才能找到值得作为检验对象的东西。
这样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考察，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事件离原因越远，支配它的各种力量和情况就越多，所以人们探讨的原因离事件越远，需要同时考虑的其他原因就越多，还要辨别这些原因对事件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果我们找到了一次会战失败的原因，当然也就找到了这次失败的会战影响整个战争结局的原因，但这仅仅是一部分原因，根据不同的情况，其他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对战争的最终结局也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
同样，随着立足点的提高，检验手段的复杂性也就增大，因为目的越高，为达到这种目的所运用的手段也越多。战争的最终目的是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所做的或可能做的一切都必须加以考察。
这样一来，有时就要扩大考察的范围，在此情况下，人们很容易感到迷惑并遇到困难，因为对那些实际上没有但很可能发生、因而不得不加以考察的事情也做出许多假定。
当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卡尔大公时，他的意图是在卡尔大公所盼望的援军还没有从莱茵河赶来以前就迫使他决战。如果只从直接目的看，手段选得很正确，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卡尔大公由于兵力很弱，在塔利亚曼托河只做了一次抵抗的尝试，当他看到敌方兵力过于强大和行动坚决时，就退出了战场和放弃了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山口。拿破仑利用这一幸运的胜利可以达到什么目的呢？他可以一直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支援莫罗和奥舍率领的两支莱茵大军的进攻，进而同他们取得紧密的联系。拿破仑就是这样考虑的，而且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从较高的立足点，也就是从法国督政府的角度进行批判，它能够而且应该看到，六星期以后才能开始莱茵战局，那么拿破仑越过诺里施阿尔卑斯山的进军只能被看作是过于冒险的行动。因为假如奥地利人利用从莱茵河方面调来的援军在施泰尔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卡尔大公就可以用它们来攻击意大利军团，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全军覆没，而且整个战局也会遭到失败。拿破仑到菲拉赫后看清了这一点，所以他很乐意签订里欧本停战协定。
但如果从更高的立足点进行批判，并且知道奥地利人在卡尔大公的军队和维也纳之间没有预备队，就可以看到维也纳会因意大利军团的进逼而遭到威胁。
假定拿破仑知道奥地利首都没有军队掩护，同时知道他在施泰尔马克对卡尔大公仍然占有决定性的优势，那么他急速地进逼奥地利的心脏就不再是没有目的的了。至于这个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奥地利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因为，如果奥地利人很重视保住维也纳，以致宁愿接受拿破仑提出的媾和条件，那么威胁维也纳就可以看作是最终目的。如果拿破仑从某种根据中知道了这一点的话，那么批判就可以到此为止了。假如对这一点还有疑问，就必须从更高的立足点来继续批判，并进一步问：如果奥地利人放弃维也纳，向本国辽阔的腹地继续后退，情况又将怎样呢？很明显，如果不先分析莱茵地区双方军队之间可能发生的事件，就根本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在法军兵力占决定性优势（13万人对8万人）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是没有多大问题的。但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个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呢？是想乘胜席卷奥地利帝国从而彻底打垮或消灭这个强国呢，还是仅仅想占领奥地利的大片土地，作为缔结和约的资本呢？必须找出这两种情况可能产生的结果，然后才能断定法国督政府可能选择其中的哪一个。假定研究的结果表明，要想彻底打垮奥地利，法国的兵力还太弱，以致这样做必然会引起整个局势的根本变化，甚至只想占领和保持奥地利的大片土地，也会使法国人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那么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会影响到人们对意大利军团所处地位的评价，寄予它较小的希望。这无疑是拿破仑明知卡尔大公孤军无援却同意签订坎波福米奥和约的缘故。这个和约除了使奥地利丧失一些即使在最成功的战局之后也难于收复的地区以外，再没有要它做更大的牺牲。但如果法国人没有考虑下面两个问题，那么甚至不可能指望签订这个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也不可能把签订这个和约作为大胆进军的目的。第一个问题是，奥地利人如何估价上述两种结果；尽管在这两种情况下奥地利人都有最后获胜的可能，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也就是在继续战争的情况下，他们就不得不做出牺牲，而签订一个条件不太苛刻的和约就可以避免这些牺牲，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否认为值得做这样的牺牲。第二个问题是，奥地利政府是否会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坚持最后胜利，它是否恰如其分地考虑过对方最终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它是否会因一时的失利而丧失勇气。
对第一个问题的考虑并不是无谓的钻牛角尖，而是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人们每当提出极端的计划时，总会考虑到这一点，而且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人们才常常不去实行这样的计划。
对第二个问题的考虑也同样必要，因为人们并不是同抽象的敌人作战，而是同必须经常注意的具体的敌人作战。大胆的拿破仑肯定懂得这一点，也就是说他一定相信自己的威名能够先声夺人。正是这种信念促使他在1812年进攻了莫斯科，可是那次他失算了，他的威名经过多次大战已经有所降低。在1797年，他的威名方盛，而且坚决抵抗到底的威力还是个没有被人们发现的秘密，尽管如此，如果不是他预感到可能失败而签订了好处不大的坎波福米奥和约，那么他的大胆在1797年也可能使他得到相反的结果。
到此为止我们对这个战例的考察可以划一个句号了，这个考察作为实例足以说明：在批判的考察中，当人们要追溯到最终目的，也就是检验为最终目的而采取决定性措施时，将会涉及多么广泛的范围和多么繁多的对象，包括遇到多么巨大的困难。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除了对事物的理论认识以外，天赋的才能对批判考察的价值也必然有巨大的影响，因为要阐明各种事物的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的无数事件中辨别哪些是真正重要的，这主要依靠天赋的才能。
同时在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天赋的才能。批判的考察不仅要检验实际上已经使用的手段，还要检验一切可能的手段。因此，如果在考察中提不出一种可能的更好的手段，就不能指责已经使用的手段。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少提出这种可能使用的手段，但不可否认，提出这些没有使用过的手段不仅是对现有事物的单纯分析，更是一种独立的创造，这种创造不能用理论加以规定，只能依靠丰富的智力活动。
我们并非要把那些只有在少数情况下可行的、非常简单的打法都看作是伟大天才的表现，有人把迂回阵地的打法当作天才的表现，这是非常可笑的。尽管如此，这种独立的创造活动还是必要的，而且批判的考察价值主要取决于这种创造性活动。1796年7月30日拿破仑决心放弃对曼托瓦的围攻，以便迎击前来解围的乌尔姆塞尔，并集中兵力对被加尔达湖和乔河隔开的乌尔姆塞尔的军队实行各个击破，他的这种做法被看作是获得辉煌胜利最可靠的途径。他也确实获得了这样的胜利。而且当敌人后来几次前来解围时，他用这种手段取得了更加辉煌的胜利。这一点受到了异口同声地赞扬。
但是，拿破仑如果不完全放弃继续围攻曼托瓦的想法，在7月30日就不能采取上述行动，因为这样的行动无法保住攻城辎重，而且在这一战局中他也无法取得第二套辎重。实际上，以后的围攻已变成了单纯的包围，尽管拿破仑在野战中取得了胜利，但这个只要继续围攻不出八天就能攻陷的要塞，又继续抵抗了六个月。
批判者由于提不出更好的对付援军的打法，曾认为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憾事。在围攻防卫圈上迎击前来解围的敌军这一手段早就受到批评和轻视，以至完全被遗忘了。路易十四时代常常奏效的这一手段，在百年后竟没有人想到至少是可以加以考虑的，这只能说是时髦的观点在作祟，如果认为这种手段可以使用，对当时形势的进一步研究就可以看出，只要拿破仑在曼托瓦围攻的防卫圈内配置他那4万世界上最精锐的步兵，在筑有坚固工事的条件下，是不必惧怕乌尔姆塞尔所率领的前来解围的5万奥军的，因为他们就是向围攻防卫圈作一次进攻的尝试都是十分困难的。在这里不打算进一步论证我们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上述看法已足以说明这种手段是值得加以考虑的。至于拿破仑本人在当时是否考虑过这一手段，我们不想妄加推断，但是在他的回忆录和其他出版物中都找不到他曾考虑过这点的痕迹。后人的评论中也都没有提到可以采用这一手段，它已经完全被人遗忘了。重新把这种手段提出来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因为人们只要摆脱时髦观点的影响就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为了加以考察而提出这种手段，并且把它同拿破仑所使用的手段进行比较，却是十分必要的。无论比较的结果如何，在批判中都不能不做这种尝试。
1814年2月，拿破仑在埃托日、尚波贝尔、蒙米赖等地的战斗中击败了布吕歇尔的军队以后，他就抛开布吕歇尔，把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并在蒙特罗和莫尔芒打败了他的军队。人们十分钦佩拿破仑，因为他忽东忽西地调动自己的主力，巧妙地利用了联军分兵前进的错误。拿破仑在这些方向上进行的出色战斗，虽然没有能够挽救他的失败，但至少在人们看来失败不是他的过错。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提出问题：如果拿破仑不把矛头由布吕歇尔转向施瓦岑贝格，而是继续进攻布吕歇尔，并把他一直逼到莱茵河边，结果又会怎样呢？我们确信，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战局可能会有根本性的转折，联军的主力可能不会进军巴黎，而会退回莱茵河东岸。我们并不要求别人也同意我们这种见解，但是既然有人提出了另一种打法，在批判时就必须加以探讨，这是任何军事家都不会不同意的。
在此提出来做比较的打法，本来比在前一例中提出的打法更容易被人们想到，但人们只盲目地追随某一种见解，缺乏公正的态度，因而没有想到它。
虽然有些批判者认为有必要提出更好的打法来代替受到指责的打法，但他们只是提出了自认为较好的打法，并没有提出应有的论据。这样，提出来的打法不能使每个人都信服，别人也会提出另外一种打法，结果就产生了没有任何论据的争论。所有的军事著作中这类例子比比皆是。
只要提出的手段优点还不够明显，不足以达到令人信服的程度，就必须再提出我们所说的论据。所谓论据，就是探讨两种手段的特点，并且结合目的进行比较。如果能用简单的道理来说明问题，那么争论就不会无休止地进行下去。
在上例中，如果我们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个较好的打法，而想进一步证明继续追击布吕歇尔要比把矛头转向施瓦岑贝格更好，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下列简单的理由作为论据。
（1）通常在一个方向上连续进攻要比忽东忽西地进攻更为有利，因为采用后一打法会浪费时间，而且在敌军损失惨重、士气沮丧的情况下，连续进攻更容易取得新的胜利，能够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优势。
（2）虽然布吕歇尔的兵力比施瓦岑贝格弱，但由于他敢作敢为，对同一阵线的其他人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打垮他比进攻施瓦岑贝格更为重要。
（3）当时布吕歇尔所受的损失几乎等于惨败，拿破仑因而占有很大的优势，要想迫使布吕歇尔一直退到莱茵河边几乎是不成问题的，因为他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值得一提的援军。
（4）没有其他结果比布吕歇尔被迫退到莱茵河边更能引起恐惧，更容易造成失败的印象了，特别是使施瓦岑贝格这样以优柔寡断出名的将领产生恐惧和失败的印象更重要的了。符腾堡王太子在蒙特罗和维特根施坦伯爵在莫尔芒一带遭到的损失，施瓦岑贝格亲王肯定了解得相当清楚。如果布吕歇尔在从马恩河到莱茵河这条完全孤立和被隔离的战线上遭到失败，那这个消息就会像雪崩一样传到施瓦岑贝格那里。拿破仑采用威胁性的战略迂回来影响联军，在3月底向维特里进军，这一令联军绝望的行动显然是以恐吓为目的的，但那时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拿破仑已经在拉昂和阿尔西两地遭到了失败，而布吕歇尔已经率领10万大军与施瓦岑贝格会师。
当然，一定会有人没有被上述理由所说服，但是他们至少不能反驳说：如果拿破仑继续向莱茵河前进，威胁施瓦岑贝格的基地，那么施瓦岑贝格也会威胁巴黎，即拿破仑的基地。而我们通过上述理由可证明，施瓦岑贝格根本不会向巴黎进军。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举过的1796年战局的例子上来。拿破仑认为他所采取的打法是击溃奥军最可靠的方法，即使确实如此，他所能得到的也只不过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胜利而已，对攻陷曼托瓦并没有起到显著的作用。我们认为，用我们提出的打法来阻止解围要可靠得多。即使我们也像拿破仑那样，不认为这个打法更为可靠，甚至认为采用这个打法获胜的把握更小，那么问题就回到这两种打法的对比上来：一种打法是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大，但所能得到的好处不大，也就是说效果较小；另一种打法虽然获得胜利的把握较小，但效果却大得多。如果这样来权衡得失，有胆略的人就一定会赞成后一种打法，而从表面上看问题的人，就会有恰恰相反的看法。拿破仑肯定不是胆小的人，但毋庸置疑，他不可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可以从历史经验中认清当时情况的性质，并看到事件可能的结果。
考虑手段时，引用战史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在军事艺术中经验要比一切哲理有价值得多。但是，这种历史的引证当然有它特定的条件，这一点我们将在第6章论述。只是人们很少注意这些条件，因而引用历史大多只能增加概念上的混乱。
现在还要考察一个重要问题，即批判者在判断某一事件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甚至必须利用对事物比较全面的了解，利用为结果所证明了的东西来考虑问题；或者说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场合必须抛开这些东西，完全站在当事者的立场上考虑问题。
如果批判者想要赞扬或者指责当事者，他们必须尽可能地站到当事者的立场上，也就是说，一方面必须去搜集当事者所知道的和产生行动动机的一切情况，另一方面又必须抛开当事者当时不可能知道的一切情况，比如必须先抛开结果。不过，这仅仅是人们努力追求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因为产生某一事件的具体情况，在批判者眼里和在当事者眼里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有一些可能影响当事者决心的细小情况已无从查考，有一些主观的动机也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些主观动机只能从当事者本人或同他十分亲近的人的回忆录中去了解，但是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往往写得很不详细，或是有意隐瞒真相。因此，当事者所了解的必然有许多是批判者所不可能知道的。
另一方面，批判者要想抛开他们比当事者了解得多的情况就更为困难了。如果要抛开偶然发生的事情，即同事件本质没有联系的事情，那还是比较容易的，但是，要抛开一切重大的事情就非常困难了，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做到。
我们先谈谈结果。若结果不是偶然的，那么知道结果以后再判断产生的原因，就几乎不可能不受已知结果的影响，因为我们是在已知的情况下观察这些事物的，而且其中有的部分只有参照结果才能完全了解并给予评价。战史的所有现象对批判来说都是教训的源泉，批判者用全面考察历史所得到的认识来阐明事物是很自然的。因此，他有时虽然想抛开结果，但却不能完全做到。
不仅对结果是这样，对事前发生的情况，也就是对那些决定行动的情况也是这样。这方面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批判者要比当事者知道得多，也许有人认为完全抛开过多知道的那些情况很容易，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事者对事前和当时情况的了解不是只靠确实的情报，还要根据大量的推测或假定，即使要了解的情况不完全是偶然的，也几乎都是先有假定或推测，尔后才有情报的，因此在得不到确切的情报时，就只有用推测或假定来代替了。不难理解，实际上已经知道事前和当时情况的后世的批判者，当他在考虑当事者不了解的情况中，推测哪些情况的可能性较大时，他本来不应该受多了解的情况影响。可是我们认为，要想完全抛开比当事人多了解情况的影响，如同要抛开结果一样，是不可能的，原因同上。
批判者赞扬或指责某一具体行动时，站到当事者立场上去的可能性是有一定限度的。在很多情况下，批判者在这方面能够满足实际要求，但在有些情况下却完全不能满足，这点不能不注意。
但是要求批判者同当事者完全一致，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在战争中的一切活动需要的是经过锻炼的禀赋，这样的禀赋称为造诣。当事者的造诣有高有低，高的可能比批判者还高，哪个批判者敢说自己具有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造诣呢？因此，如果对一个具有伟大才能的人可以进行批判，那么就不能不允许批判者利用比当事者知道得多的这个有利条件。所以批判者在对伟大的统帅进行批判时，不能像验证算术例题那样，由用过的材料对他完成任务的情况进行检验，而是首先必须根据伟大统帅所取得的结果和他对事件的准确估计，来鉴赏他卓越的天才活动，了解天才的眼光所预见到的事物本质的联系。
不管当事者的造诣如何，即使是最低的，在对他进行批判时也必须站在较高的立足点上，以便掌握丰富的客观的判断根据，尽量避免主观，避免把批判者自己有限的智力作为批判的尺度。
批判时站在这种较高的立足点上，根据对问题的全面了解给予赞扬和进行指责，这本来不致引起人们的反感，但是如果批判者想突出自己，把经过全面了解以后所获得的全部高超见解，都说成是自己天才的表现，那就会使人反感了。尽管这种骗人的做法很容易被看穿，但是虚荣心却很容易诱使人们这样做，因此很自然地会引起别人的不满。更为常见的是，批判者完全不是有意要自吹自擂，只是没有特别注意防范，以致被性急的读者认为是自夸而立即非难他，说他没有批判能力。
当批判者指出像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这类人物的错误时，并不是说批判者本人就不会犯这种错误，他甚至可能承认，如果他自己处于这些统帅的地位，也许会犯更大的错误；这只是说他根据事物的联系发现了这些错误，并指出当事者本该用自己的智慧察觉到这些错误。
这就是根据事物的联系进行的判断，即参照结果进行的判断。但如果只简单用结果来证明某种措施是否正确，结果对判断就有一种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判断——我们可以称之为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初看起来，似乎是完全无用的，但实际并非如此。
像1807年弗里德兰会战后拿破仑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以及1805和1809年奥斯特利茨和瓦格拉姆会战后迫使弗兰茨皇帝媾和一样，1812年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否通过占领这个首都和以前的胜利迫使亚历山大皇帝媾和。因为如果他在莫斯科不能迫使亚历山大媾和，那么他除了撤兵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也就是说他遭到了战略上的失败。我们既不想谈拿破仑为到达莫斯科曾做了些什么，他是否错过了很多可以促使亚历山大皇帝下媾和决心的机会，我们也不想谈拿破仑在撤退时是如何狼狈不堪以及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许就在于这次战局的指挥。但问题依然如故，因为即使拿破仑在进军莫斯科的过程中获得了更辉煌的战果，仍然不能肯定亚历山大皇帝会感到恐惧而媾和。即使撤退时的损失并不那样惨重，但在战略上仍是一个大失败。如果1812年亚历山大皇帝签订了不利的和约，那么这次战局也就可以同奥斯特利茨、弗里德兰和瓦格拉姆会战相提并论了。相反，如果这几次会战没有签订和约，拿破仑可能也会遭到类似1812年的惨败。因此不管这位世界征服者如何努力，如何机敏，如何明智，决定战争最终命运的问题依然如故。难道人们根据1812年战局的失败，就可以否定1805、1807和1809年的战局，断言这几次战局都是不智之举，其胜利不是理所当然的？又或者难道人们就可以认为1812年的结果才是战略上理所当然的，只是幸运没有起作用？这种看法恐怕是非常勉强的，判断也非常武断，可能有一半是没有根据的吧！因为细究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没有人能够看到战败君主的决心。
然而我们更不能说，1812年战局本来应该取得与前几次战局相同的结果，其所以没有取得这种结果是某种不合理的原因造成的，因为我们不能把亚历山大的顽强看成是不合理的。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拿破仑在1805、1807和1809年对敌人的判断是正确的，而在1812年对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在前几次战局中他做对了，而在1812年他做错了。我们之所以这样说，因为结果是这样告诉我们的。我们说过，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那些不能肯定得到的东西，就只好依靠命运或者幸运去取得。当然，人们可以要求尽量少地依靠幸运，可是，这只是对某一具体场合说的，也就是说，在具体场合可以尽量少地依靠命运或幸运，但并不是说不确实性最少的场合总是最好的。假如要这样说，那就同我们的理论观点有极大的抵触。在有些场合，最大的冒险倒表现了最大的智慧。
在当事者不得不依靠命运的情况下，他个人似乎既没有任何功劳，也不负任何责任。尽管如此，当我们看到他的愿望实现时，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看到他的愿望落空时，又会感到不愉快，而且对当事者正确与否的判断，并不一定就是我们根据结果做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从结果中找到的——结论。
不能否认，当事者的愿望实现时之所以令人兴奋，落空时令人不快，是由于存在着一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似乎凭幸运得来的结果和当事者的天才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不易察觉的联系，而且我们也很乐意设想这种联系确实是存在的。如果一个当事者经常胜利或失败，我们对他的感觉就会逐渐加深而趋于固定，这就为上述见解提供了证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幸运在战争中要比在赌博中高贵得多。一个幸运的军事家只要在其他方面没有损害我们对他的好感，那么我们就乐意考察他的事迹。
在批判时，当人的智力所能推测和论证的一切都已考虑过以后，凡是深藏于事物中的神秘联系没有通过明显的现象表现出来的那一部分，就只能让结果来说明了。批判者一方面应该维护这种根据结果进行的判断，使它不受粗暴意见的非难，另一方面也应该反对这种滥用。
凡是人的智力所不能确定的东西，就必须根据结果来判断。在确定精神力量及其作用时，主要就是采用这种判断，一方面是因为智力对它们很难做出可靠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同人意志本身的关系很密切，很容易左右意志。如果是恐惧或勇气左右了决心，那么在决心和它们之间就找不出任何客观的东西，因而在凭智慧和推测来判断可能的结果时就没有任何东西可做根据。
现在我们还必须对批判的工具，即批判时使用的语言进行一番考察，因为批判时使用的语言同战争中的行动是一致的。检验性的批判无非是一种思考，它和行动以前该做的思考一样。批判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战争中的思考具有同样特点，这一点特别重要，否则就会失掉实际意义，不能成为使批判走向现实的桥梁。
我们在考察作战理论这一问题时已经说过，理论不应该给指挥官提供死板的条文和体系作为他们智力活动的工具，理论应该培养战争中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培养过程中起指导作用。如果说在战争中判断某一具体情况时，不需要也不允许像几何学那样使用辅助线，或者说在这里真理不是以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又或者说真理不能间接地发现，只能直接地由天赋的洞察力发现，那么在批判的考察中也应该如此。
我们已经看到，凡是事物的性质必须用冗长的道理才能确定时，在批判时就不得不依靠理论上已经确定了的有关真理。当然在战争中当事者遵循这种理论上的真理时，只是领会这些真理的精神，而不把它们看作外在的、僵硬的法则。同样，在批判中也不应该把这种真理当作外在的法则或使用时完全不必重新论证的代数公式来使用，而应该领会真理的精神，至于更精确和更详尽地证明这些真理，那可以由理论去进行。这样批判时就能避免使用隐晦不明的语言，而使用简洁的语言和清楚明白的观念。
当然批判者在表达时不是总能完全做到这一点的，但他应该努力这样做。在表达时应该尽量避免运用复杂的词句和概念，绝不要把辅助线当作万能的工具来使用，必须让不受任何体系限制的天赋的洞察力来阐明一切。
然而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只在极少数的批判考察中能够看到这种虔诚的努力，而在大多数考察中，由于某种虚荣心的驱使，充满了炫耀自己博学多才的现象。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一种弊病是，把某种片面的体系当作金科玉律，滥用到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这类体系的片面性是不难指出的，而且一经指出，它将永远失去犹如法官判词般的威严。在这里我们只牵涉到一定的对象，这样片面的体系毕竟为数不多，因此危害也不大。
另一种较大的弊病是滥用名词、术语和比喻，它们就像宫廷侍卫一样尾随于各种体系之后，又像地痞流氓和散兵游勇一样，到处晃晃悠悠、横冲直撞。虽然有些批判者对任何一种体系都不满意，或者没有完整地学会任何一种体系，因而还不能完整地使用，但是他们有时仍然想从这些体系的一鳞半爪中，作为根据指出某一统帅行动的缺点。他们中间大部分人如果不到处拿军事理论的一些片段当作根据，就根本不能进行批判。这些片段中最小的就是术语和比喻，它们往往只被用作批判论述的点缀品。一切原属于理论体系的名词术语，一旦从原来的体系中被抽出来，当作一般的公理使用，或者当作比普通语言更有说服力的真理使用，它们就会失去其原有的正确性。
因此发生了这样的情况：理论书籍和批判书籍不是运用朴实、简单的思考方式，使作者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使读者了解自己读的是什么，而是与此相反，充满了隐晦不明和易生歧义的术语，以致读者的理解和作者的表述很不一致。但更糟糕的是，名词术语往往像那些无核的壳子一样空洞无物，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清楚想用它们说明什么，他们安于模糊的观念，这些观念在他们看来是无法用朴实的语言来表达的。
在批判中常见的第三种弊病是滥举史例，炫耀自己博学多才。在前面已经讲过历史对军事艺术起什么作用，下面我们还想用专门的章节来谈谈对战例和战史的看法。一个史实如果未经深入研究便加以引用，很可能被人用来证明完全相反的观点。如果从相隔很远的时代或国家中，在极不相同的情况下抽出三四个史例拼凑在一起，往往只能引起判断上的模糊和混乱，丝毫也不会有说服力。因为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它们，就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是没有用处的，只不过是作者用以显示自己博学多才而已。
这些模模糊糊、似是而非、混淆不清、随意杜撰的概念对于实际生活有什么好处呢？几乎没有。理论只要用了这样的概念，就始终同实践是对立的，往往还会受到能征善战的将帅的嘲笑。
但如果理论能切实地考察作战的各种问题，用简洁的语言能够表达确定的东西，摒弃错误的念头，避免滥用科学形式和历史引证粉饰自己，能够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密切关联在战场上依靠洞察力指挥作战的人，那么理论就不致产生上述种种弊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