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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人们把军事艺术或军事科学只理解为与物质事物有关的知识和技能的总和。这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就是：武器的结构、制造和使用；要塞和战壕的构筑；军队的组织及其行动的设备规定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准备一支在战争中可以使用的军队。人们只涉及物质材料这种单方面的活动，说到底无非是一种从手工业逐渐提高到精巧的机械技术的活动。这一切同斗争本身的关系与铸剑术同击剑术的关系没有多大的差别。至于在危险时刻和双方不断相互作用时军队的使用问题，以及智力和勇气在预先设定方向上的活动等问题，在当时都还没有提到。
在攻城术中第一次谈到斗争本身的实施问题，即运用上述物质的智力活动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还只是一些能迅速体现在接近壕、平行壕、反接近壕、炮台等这类新物质对象中的智力活动，它们的每一步发展都以出现新的物质对象为标志。智力活动只是串联这些创造物所必需的一条纽带而已。由于在这种形式的战争中，智力几乎只表现在上述新事物中，因此攻城术能谈到这些也就够了。
后来战术也企图按照军队的特性为军队的一般部署制订机械的规定。当然，这已涉及战场上的活动，但仍然没有涉及自由的智力活动，只是通过排兵布阵把军队变成了一部自动的机器，只要一有命令它就可以像上了发条的钟表那样展开行动。
人们曾经认为，真正的作战方法，也就是自由地（即根据具体情况的需要）使用准备好了的手段，只可能来自天赋，不可能成为理论研究的对象。随着战争从中世纪的赤手搏斗逐渐向比较有规则和比较复杂的形式过渡，人们对这一问题就有了一些看法，但这些看法多半只是附带地或隐性地出现在某些回忆录和故事中。
各种看法逐渐增多，研究历史越来越需要有批判的眼光，人们迫切需要一种原则性和规律性的依据，以此来解决战史中常见的争执和分歧，因为人们厌恶漫无边际、不遵循明确准则的争论。
人们努力为作战制订一些原则、规则，甚至体系。他们提出了这个积极的目标，却没注意到过程中会遇到的无数困难。正像前面指出的那样，作战几乎在任何方面都没有固定的范围，然而每一种体系，即每一座理论大厦，都有着综合归纳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之间必然存在着永远无法解决的矛盾。
理论著作家们早就感到这方面的困难，以为把他们的原则和体系限定在物质对象上和单方面的活动上就可以摆脱困难。他们企图像研究有关战争准备的科学一样，只要求得出十分肯定的和实际的结论，所以只研究那些可以计算的东西。
数量上的优势是一个物质方面的问题。有人从决定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选中了它，因为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计算，可以把它纳入数学法则。其他一切因素对双方来说都是相同的，可以互相抵消而不予考虑。如果是为了弄清这个因素的各个方面而偶然这样认识无可非议，但如果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唯一法则，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造成数量上的优势是军事艺术的全部奥妙，那就是一种根本站不住脚和经不起现实生活考验的片面看法。
有人企图在理论研究中把另一个物质因素，即军队的给养发展成体系。他们从军队是一个现存的组织出发，认为给养对大规模作战有决定性意义。用这种方法可以得出一定的数值，但那些数值是以许多臆测为依据的，因而在现实中也站不住脚。
有位才子曾企图把军队的给养、人员和装备的补充、与本国交通联络的安全以及必要时的退路安全等许多问题，甚至是与此有关的精神因素，都用基地这个概念来概括。最初他用基地这一概念概括上述各个方面，尔后用基地的面积或范围来代替这个概念本身，最后又用军队和基地所构成的角来代替这个区域。所有这一切只不过为了取得一种纯粹的几何学结果，毫无价值。因为每一次上述概念的替换都不得不使原来的概念受到损害，也无法不漏掉前一概念中的部分内容。对战略来说，基地这个概念确实是需要的，提出来也是一种贡献。但是像上面那样使用该概念是绝对不能容许的，这必然会导致以偏概全的结论，从而导致军事理论家进入一个相当荒谬的方向，即过分强调包围基地的优越性。
与上述错误方向对立的另一种几何学原则即所谓的内线原则，后来登上宝座。虽然这个原则建立在良好的基础上，即建立在战斗是战争唯一有效的手段这一真理上，但由于它具有纯粹的几何学性质，所以仍然是一种片面的理论，它永远也不能起到指导现实生活的作用。
所有这些理论，只有分析局部可以看作是在探索真理方面的进步，其综合部分，即它们的规则和准则，则毫无用处。
这些理论都追求确定的数值，但战争中的一切是不确定的，可以作为计算根据的只是一些经常变化的数值；这些理论着重考察物质因素，但整个军事行动却始终离不开精神力量及其作用；这些理论又片面关注单方面的活动，但战争却是双方不断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这些片面而贫乏的理论把它们不能解决的一切问题都置于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归之于超越规则的天才领域。
这些规则对天才来说毫无用处，天才可以高傲地对它们不理不睬，甚至大加嘲笑，那些必须在贫乏的规则中缩手缩脚的军人是多么可怜！事实上，天才所做的正是最好的规则，而理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正是阐明天才是怎样做的和为什么这样做。
那些同精神相对立的理论是多么可怜！不管它们摆出多么谦虚的面孔，都不能消除这种矛盾，而它们越是谦虚，就越会受到来自现实生活的嘲笑和鄙视。
任何理论一接触精神因素，困难就无限增多。在建筑学和绘画艺术方面，当理论仅涉及物质方面的问题时，还是比较明确的，对结构方面的力学问题和构图方面的光线问题不会有什么分歧。然而一旦涉及创作物的精神作用，一旦要求唤起在精神上的印象和感情时，理论的全部法则就显得含糊不清了。
医学大多只研究肉体的现象，涉及的只是动物机体的问题，动物机体是不断变化的，每时每刻都在变化，这给医学带来很大困难，使医生的诊断比他的知识更为重要。如果再加上精神的作用，那该有多么困难呀！能运用精神疗法的人太了不起了！
军事活动并非仅仅针对物质因素，它同时还针对使物质具有生命力的精神力量，二者不能分开。
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每个人的这种眼力各不相同。即使同一个人，在不同时刻这种眼力也往往不同。
战争中危险四伏，一切都笼罩在危险之中。因此，影响判断的主要因素是勇气，即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在某种程度上，它如同眼珠一样，一切现象先要通过它才到达大脑。
无疑，精神因素仅从经验方面来说就具有一定的客观价值。
任何人都知道奇袭、翼侧攻击和背后攻击的精神作用，也都认为，敌人一旦撤退，勇气就会变少，包括在追击时和被追击时，人们会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胆量；任何人都根据对方的才望、年龄和经验来进行判断，并根据这些来确定自己的行动；任何人都非常注意敌我双方军队的精神状态和情绪。所有这些以及类似的精神领域作用都已经在经验中得到证明，并且反复出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精神因素确实存在，而且还在发挥作用。理论如果忽视这些因素，那还有什么价值呢？
经验是这些真理的必然来源。理论和统帅都不应陷入心理学和哲学的空谈之中。
为了弄清作战理论中的困难，并且根据这些困难找出作战理论必备的特性，我们须进一步考察军事活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个特点：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1）敌对感情
军事活动的第一个特点是精神力量及其作用。
斗争本来是敌对感情的表现，但在我们称为战争的大规模斗争中，敌对感情往往只表现为敌对意图，至少个人与个人之间通常不存在敌对感情，但这绝不是说战争可以完全摆脱敌对感情的影响。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战争中，民族仇恨或多或少地代替了个人之间的敌意，没有民族仇恨的情况很少见。即使没有民族仇恨，最初没有愤恨的感情，在斗争中也会燃起敌对感情，因为任何根据上级的命令对我们使用暴力的人，都会使我们在反对他的上级以前，先向他本人进行报复。说这是人性也好，动物本性也好，事实就是如此。理论上人们习惯于把斗争看成是抽象的、没有任何感情成分的力量较量，这是理论没有看到由此产生的后果而犯下的千百个错误之一。
除了斗争中所特有的上述感情以外，还有其他的感情，如功名心、统治欲和其他各种激情等，它们在本质上不属于敌对感情，但同敌对感情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很容易和它们结合在一起。
（2）危险的印象（勇气）
斗争充满危险，一切军事活动必然在危险中进行，正像鸟必然在空中飞翔，鱼必然在水里游动一样。危险对人的感情也有着直接的作用，即通过人的本能或是通过智力起作用。在前一种情况下，人们力图逃避危险，如果不能逃避，就会产生恐惧和忧虑。如果不是这样，那是因为勇气使他们克制住了这种本能的反应。然而勇气绝不是智力的表现，它和恐惧一样，也是一种感情；不过恐惧是怕肉体受到伤害，勇气是为了维护精神的尊严。勇气是一种高尚的本能。正因为如此，不能把勇气当作一种没有生命的工具来使用，不能预先规定好它的作用。
勇气不仅是抵消危险作用的平衡物，还是一种特殊的因素。
（3）危险的影响范围
正确估计危险对指挥官的影响，不该只限于当时肉体所遭受的危险。危险对指挥官而言，不仅使他本人遭到威胁，而且使他所有部下都遭到威胁；在它实际存在的时刻威胁着指挥官，还在其他一切与其关联的时刻，通过指挥官本人对它的想象威胁着指挥官；它不仅直接影响指挥官，而且间接地通过责任感也影响着指挥官，使他在精神上感到压力增加了十倍。当建议或决定进行一次大战役时，考虑到这一巨大的决定性行动所带来的危险和责任，谁能不在精神上感到紧张和不安呢？可以断言，战争中的行动，只要是真正的行动而不是单纯的存在，就永远不能完全离开危险。
（4）其他感情力量
我们把这些由敌意和危险激起的感情力量看作是战争中所特有的，但并不是说人类生活中的其他感情力量与战争就没有关系了，它们在战争中也经常起着不小的作用。尽管可以说，在这个人类生活最严肃的活动中，某些细小的激情被抑制了，其他职位低的指挥官就是这样。他们不断受到危险的威胁和劳累的折磨，无暇顾及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丢开了虚伪的习惯，因为在生死关头容不得虚伪，于是他们就具有一种被看作是军人最好的标志——简单的性格。但职位高的人就不同了，职位越高，考虑的问题就越多，关心的方面就越广，激情的活动就越复杂，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嫉妒和宽厚、傲慢和谦虚、愤怒和同情，所有这些感情力量都能在战争这种大型戏剧中起作用。
（5）智力的独特性
除了感情以外，指挥官的智力也同样有极大的影响。一个喜欢幻想、狂热而不成熟的指挥官的作为和一个冷静而强有力的指挥官的作为显然是不一样的。
（6）智力的多样性导致了达到目标方法的多样性
达到目标的方法之所以多种多样（像我们在第一篇中谈过的那样），或然性和是否幸运之所以在战争中起着无比巨大的作用，主要是由于各人的智力不尽相同。而这种智力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职位较高的人身上，因为这种影响随职位的提高而增强。
第二个特点：活反应
军事行动的第二个特点是活的反应和由此产生的相互作用。这里我们不谈活的反应在计算上的困难，因为前面谈过，把精神力量作为一个因素来研究就会有困难，而这种困难已经把计算上的困难包括在里面了。我们要谈的是，作战双方的相互作用就其性质来说是与一切计划性不相容的。在军事行动的一切现象中，任何一个措施都会对敌人产生极不相同的作用。然而，任何理论所依据的都是一般现象，不可能把现实中所有个别的情况都包括在内，这些个别情况只能靠判断和才能去处理。在军事行动中，根据一般情况所制定的行动计划常常被意外的特殊情况所打乱，因此，同人类的其他活动比较起来，在军事活动中就必然更多地依靠才能，而较少地运用理论上的规定。
第三个特点：一切情况的不确实性
战争中一切情况都很不确实，这是一种特殊的困难，因为一切行动都仿佛是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下进行的，而且就像在云雾里和月光下观察一样，事物的轮廓变得很大，样子显得稀奇古怪。这些由于光线微弱而不能完全看清的一切，必须靠才能去推测，或者靠幸运解决问题。因此，在对客观情况缺乏了解的场合，就只好依靠才能，甚至依靠偶然性的恩惠了。
鉴于军事活动具有上述特点，我们必须指出，企图为军事艺术建立一套实证性理论，好像搭起一套脚手架那样来保证指挥官到处都有依据，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当指挥官只能依靠自己才能的时候，他也会抛弃它，甚至同它对立。而且不管实证性的理论多么面面俱到，总会出现我们以前讲到的那个结果，才能和天才不受法则的约束，理论和现实相互对立。
摆脱这些困难的出路有两条。
首先，探讨军事活动的一般特点时所谈的一切，并非对任何职位上的人都相同。职位越低，越需要有自我牺牲的勇气，而在智力和判断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小得多，接触的事物就比较有限，追求的目的和使用的手段就比较少，知道的情况也比较确切，其中大部分甚至是亲眼看到的。但职位越高，困难就越大，到最高统帅的地位，困难就达到了顶点，以至于几乎一切都必须依靠天才来解决。
即使从军事活动本身的区分来看，困难也不是到处都一样的。军事活动的效果越是体现在物质领域，困难就越小；越是体现在精神领域，成为意志的动力，困难就越大。因而用理论的法则来指导战斗的内部部署、装备和实施比指导战斗的运用要容易得多。在前一种情况下，用物质手段进行战斗，虽然其中也不可能不包含精神因素，但毕竟还是以物质为主。但是在运用战斗的效果时，也就是当物质的结果变成动力时，人们所接触的就只是精神了。总之，为战术建立理论比为战略建立理论困难要少得多。
建立理论的第二条出路所根据的观点是，理论不必是实证性的，也就是说不必是对行动的规定。如果某种活动一再涉及同一类事物，即同一类目的和手段，即使它们本身有些许的变化，采取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的，但它们仍然可以是理论考察的对象。这样的考察正是一切理论最重要的部分，而且只有这样的考察才配称为理论。这种考察就是对事物进行分析探讨时，使人们对事物有一个确切的认识，如果对经验进行这样的考察——即对战史进行这样的考察，就能对事物有深入的了解。通过理论，人们越深入地了解事物，就越能把客观的知识转变成主观的能力，就越能在一切依靠才能来解决问题的场合发挥作用。如果理论能够探讨构成战争的各个部分，能够比较清楚地区别初看起来好像混淆不清的东西，能够全面说明手段的特性，能够指出手段可能产生的效果，能够明确目的性质，能够不断批判地阐明战争中的一切问题，那么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主要任务。这样理论就成为人们通过本书学习战争问题的指南，能为他们指明各条道路，使他们顺利前进，并且能培养他们的判断能力，防止他们误入歧途。
如果一个专家花费了半生的精力来全面阐明一个本来是隐晦不明的问题，他对这一问题的了解当然就比只用短时间研究这一问题的人要深刻得多。建立理论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别人从头整理材料和从头开始研究，能够利用已经整理好和研究好的成果。理论应该培养未来指挥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确地说，应该指导他们自修，而不应该陪着他们上战场，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师应该引导和促进学生发展智力，而不是一辈子牵着他走。
如果从理论研究中自然而然地得出原则和规律，如果这些真理的原则和规律是来源于自然的结晶，那么理论就不但不和智力活动的这种自然规律相对立，反而会像建筑拱门时最后砌上的拱心石一样，把这些原则和规律凸显出来。理论之所以要这样做，也只是为了要和人们思考的逻辑关系一致起来，明确许多线索的汇合点，而不是为了制定一套供战场上使用的代数公式。因为这些原则和规律，主要是用于确定思考的基本线索，而不应像路标那样指出行动的具体道路。
有了上述观点，才可能建立一种令人满意的作战理论，即建立一种有用的、与现实不相矛盾的作战理论。这样的理论只要运用得当，就会接近实际，以致完全消除理论脱离实际的反常现象。
理论应该考察手段和目的的性质。
在战术中，手段是用以进行斗争的受过训练的军队，目的是取得胜利。至于如何进一步确定胜利的概念，以后在研究战斗时才能更详细地阐述，在这里胜利的标志是把敌人击退出战场。通过胜利，就达到了战略为战斗规定的目的，这种目的使战斗具有了真正的意义，当然对胜利的性质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一个以削弱敌人军队为目的的胜利和一个以占领某一阵地为目的的胜利是不同的。由此可见，战斗的意义能够对战斗的组织和实施发生显著的影响，所以也应该是战术的一个研究对象。
既然有些条件是战斗所离不开的，会或多或少地对战斗发生影响，那么在使用军队时当然要予以考虑。这些条件就是地形、时间和天候。
地形最好分为地区和地貌两个概念，严格地说，如果战斗是在完全平坦的荒原上进行的，地形对战斗就不会有什么影响。这种情况在草原地带确实是可能发生的，但在文明的欧洲地区就几乎不可能。文明民族间的战斗要不受地区和地貌的影响，几乎是妄想。
时间对战斗发生影响，是因为有昼夜之分，但这种影响的范围当然会超越昼夜的界线，因为每次战斗都有一定的持续时间，规模大的战斗甚至要持续许多小时。对组织一次大规模的战役来说，从早晨开始还是从下午开始是有重大区别的。但确实有许多战斗不受时间因素的影响，一般说来时间对战斗的影响是很有限的。
天候对战斗发生决定性影响的情况更为少见，通常只有雾会发生一定的影响。
在战略上，战术成果是手段，比如胜利是能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但媾和才是最后的目的。在战略上运用手段达到目的时，同样也离不开或多或少对此发生影响的那些条件。
这些条件仍然是：地区和地貌（地区应该扩大理解为整个战区的土地和居民），时间（应包括季节）以及天候（指严寒等特殊现象）。
战略上把上述条件和战斗成果结合在一起，就使战斗本身有了特殊的意义，也就是使战斗具有了特殊的目的。但只要这个目的还不直接导致媾和，那就是从属性的，应该把它也看作是手段。因此我们可以把具有各种不同意义的战斗成果或胜利都看作是战略上的手段。占领敌人阵地就是这样一种同地域结合在一起的战斗成果。不仅具有特殊目的的单个战斗应该看成是手段，而且在共同目的下进行的一系列战斗所组成的任何一个更高的战斗单位，也应该看成是一种手段，比如冬季战局就是这样一种和季节结合在一起的行动。
可见，只有那些可以看作是直接导致媾和的因素才是目的。理论应该探讨这些目的和手段的作用和相互关系。
战略怎样才能把这些手段和目的详尽无遗地列举出来？如果要用哲学上的方法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就会陷入种种困难之中，使我们得不到作战和作战理论之间的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只能面向经验，根据战史所提供的战例进行研究。当然用这种方法得出的理论会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适用于和战史相同的情况。但是这种局限性确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理论讲述的问题或是从战史中抽象出来的，或至少是和战史比较过的。不过这种局限性与其说存在于现实中，不如说存在于概念中。
这种方法很大的优点在于能使理论切合实际，不致使人陷入无谓的思考、钻牛角尖和流于泛泛的空想。
理论对手段应分析到什么程度？只需要考察它们使用时的各种特性就够了。对战术来说，各种火器的射程和效能极为重要，至于它们的构造虽然能决定效能，却无关紧要，因为作战并不是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现成的有效的武器。对战略来说，只需要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要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如何建设国家，怎样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在这些方面的现状，并注意各不相同的情况对战争会发生哪些显著的影响。
显然理论所需研究的对象显著地减少了，作战所需的知识的范围也会大大缩小。一支装备好了的军队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军事活动的大量知识和技能，在进入战场去实现最终战争目的之前，必须压缩成极少的几条主要结论，就像一个地方的许多小河在流入大海以前先汇成几条大河一样。只有那些直接注入战争这个大海的主要结论，才是指挥战争的人必须熟悉的。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得出任何一种其他结论，我们的研究就是不正确的。只有这样的结论才能说明，为什么往往有些从未接触过军事活动的人却担任了较高的职务，甚至做了统帅，在战争中建立了丰功伟绩；为什么杰出的统帅从来不是来自知识渊博的军官，而大多数是那些环境不许可他们获得大量知识的人。那些认为培养未来的统帅必须从了解知识的一切细节开始，或者认为这样做至少是有益的人，一向被讥讽为可笑的书呆子。不难证明，了解一切细节对统帅来说是有害的，因为人的智力是通过他所接受的知识和思想培养起来的。关于重大问题的知识和思想能使人成大材，关于细枝末节的知识和思想，如果不作为与己无关的东西而拒绝接受的话，那就只能使人成小材。
以往人们没有注意到战争中所需要知识的简单性，总是把这些知识同那些为作战服务需要的大量知识和技能混为一谈。当它们和现实世界中的现象发生明显的矛盾时，只好把一切都推给天才，认为天才不需理论，理论也不是为天才建立的。
有些靠天赋办事的人似乎觉得非凡的天才同有学问的人有天壤之别，他们根本不相信理论，认为作战全凭个人的能力，而能力的大小则决定于个人天赋的高低，这样，他们就成了自由意志论者。不可否认，这种人比那些相信错误知识的人要好些，可是很容易看出这样的看法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不积累一定数量的观念，就不可能进行智力活动，这些观念至少大部分不是先天带来的，而是后天获得的，这些观念就是知识。我们需要的是哪一类知识呢？可以肯定地说，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应该服务于人们在战争中直接处理的事情。
在军事活动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需要的知识也不同。职位较低的需要一些涉及面较窄且比较具体的知识；职位较高的则需要一些涉及面较广且比较概括的知识。让某些统帅当骑兵团长，并不一定很出色，反过来也是一样。
战争中所需要的知识是很简单的，它只涉及很少的问题，而且只要掌握这些问题的最后结论就行了，但是运用这些知识却不那么容易。在战争中经常会遇到的困难，这在第一篇中已经谈过。这里我们不谈那些只能靠勇气克服的困难，至于智力活动，我们认为只是在较低的职位上才是简单和容易的，随着职位的提高，它的困难也越大，到统帅这样的最高职位，智力活动就成为人类最困难的精神活动之一。
虽然统帅不必是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也不必是政治家，但他必须熟悉国家大事，必须对既定的方针、当前的利害关系和存在的各种问题，以及当权人物等有所了解和有正确的评价。统帅不必是细致的人物观察家，也不必是敏锐的性格分析家，但他必须了解自己部下的性格、思考方式、习惯和主要优缺点。统帅不必通晓车辆的构造和怎样给拉火炮的马套缰绳，但他必须能正确地估计一个纵队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行军时间。所有这些知识都不能靠科学公式和机械方法来获得，只能在考察事物时和在实际生活中通过正确的判断来获得，或通过对事物的理解才能来获得。
职位高的人在军事活动中所需要的知识，可以在研究——也就是在考察和思考中，通过一种特殊的才能来取得，这种才能作为一种精神上的本能，像蜜蜂从花里采蜜一样，善于从生活现象中吸取精华；除了考察和研究以外，这种知识还可以通过生活实践来取得。通过富有教育意义的生活实践，虽然不能产生像牛顿或欧拉这样的人物，但却能获得像孔代或腓特烈那样杰出的推断力。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了强调智力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而陷入言过其实的学究气泥坑里。从来没有一个伟大而杰出的统帅是智力有限的人，但是常常有些人在较低的职位上表现得很突出，可是一到最高的职位就由于智力不足而表现得很平庸。甚至同样处于统帅的位置，由于职权范围不同，智力的表现也不同。
现在我们还必须考虑另外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对作战知识来说比其他任何知识更为重要，那就是必须把知识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的东西，使它不再是某种客观上的存在。几乎在人类的其他一切活动中，人们曾经学过的知识即使已经遗忘了，使用时也可以到落满尘灰的书本里去寻找，甚至他们每天在手头运用的知识，也可以完全是身外之物。当一个建筑师拿起笔来，进行复杂的计算来求得一个石墩的负荷力时，他得出的正确结果并不是他自己智力的创造。首先他必须努力查找资料，然后进行计算，计算时使用的定律并不是他自己发明的，甚至在计算时他还往往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必须用这种方法，多半只是机械地运算。但在战争中不是这样。在战争中，客观情况的不断变化促使人们的精神不断做出反应，这就要求指挥官必须把全部知识变成自己的东西，必须能够随时随地做出必要的决定。因此，他的知识必须同自己的思想和实践完全融为一体，变成真正的能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杰出指挥官的所作所为看来都那么容易，似乎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们天赋的才能。我们所以说天赋的才能，是为了把这种才能跟通过考察和研究培养出来的才能区别开来。
我们认为，通过上面的研究，已经明确了作战理论的任务，并提出了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我们曾把作战方法分为战术和战略两个范畴，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建立战略理论无疑有较大的困难，因为战术几乎仅仅涉及有限的问题，而战略则由于直接导致媾和目的的多样性而陷入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当中。不过需要考虑这些目的的主要是统帅，因此在战略中主要是与统帅有关的部分有较大的困难。
战略理论比起战术理论来，尤其是涉及重大问题的那一部分，更应该只是对各种事物的考察，来帮助统帅认识事物。这种认知一旦和他的整个思想融为一体，就能使他更顺利和更有把握地采取行动，不至于勉强自己服从于一个客观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