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中国的四大名著各有各的颜色。

《三国演义》的主题是权力和战争，就像一场宏大的战略游戏。它的颜色是黄色，帝王的颜色。《西游记》是蓝色的，因为它是一本幻想之书，洋溢着孩童般的自由想象。《红楼梦》则是红色与白色。红色是现实的万丈红尘，白色则是理想的永恒之境。它被困在现实之中，却坚守着理想主义的超越精神。就这一点而言，《红楼梦》在古典小说里是独一无二的。

而《水浒传》呢？它的颜色是红色与黑色。它就像丛林里的一把刀，劈开了黑暗中的一腔血。中国小说里，再没有谁像它这样残酷，又这样浓烈。

四大名著里，其他三本都对现实有所修饰。罗贯中对现实的修饰，是为了他的正统理念；吴承恩的修饰，是为了单纯的好玩；曹雪芹的修饰，则更多是由于不忍。我一直猜想《红楼梦》原本已经写完了，曹雪芹只是出于不忍之心，才把满目狼藉的后四十回隐掉了。

跟它们比起来，《水浒传》显得更加原生态。施耐庵生动细致地描写了种种暴行，比如武松血溅鸳鸯楼、李逵活剐黄文炳、杨雄怒杀潘巧云。写下这些血腥文字的时候，作者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也没什么道德批判。在他看来，这是世界的真相。至少在某些角落里，世界确实就是这个样子，刀光凛利，血污满面。所以，作者也就这么写下来了。

当然，施耐庵也给作品蒙上了一层薄薄的伦理薄纱，但是这些薄纱都经不起推敲，更像是作家为了讲故事而竖的一个幌子。

比如这本书曾被称为《忠义水浒传》，似乎它的核心价值是“忠义”，但这些价值真的很不可靠。就拿“忠”来说，书里的人们真的忠于君主，或者忠于国家吗？宋江临死的时候，李逵建议他再次造反，他并没有说“我们要忠于大宋”，而是说：“军马尽都没了，兄弟们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造反也好，招安也好，都是基于很现实的利益考量。至于吴用，他甚至还建议大家背叛宋朝，投靠辽国。那么，他们的“忠”到底表现在哪里呢？

至于“义”，书中确实有不少讲义气的人，比如说鲁智深对林冲，朱仝对雷横，都很仗义。但通观全书，更多的还是利害盘算，一地鸡毛。秦明全家都被宋江设计害死，妻子的头颅高高挂在城头上，他真的和宋江有情义吗？再比如扈三娘，她全家被李逵杀了个精光，自己被逼着嫁给了矮脚虎王英，她对梁山这帮人又能有多少义气呢？梁山好汉结拜的时候，念的誓词是：“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绝大义，万望天地行诛，神人共戮。万世不得人身，亿载永沉末劫！”这种刻毒的诅咒背后，到底是对“义”的信任呢，还是对“义”的不信任呢？整本书读下来，真的很难相信梁山是个讲义气的江湖乐土。

但是，这种主题价值的缺失不是作者的失败，反而是他的成功。按照施耐庵的本意，未必不想把故事往“忠义”的方向上去靠，但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忠于自我感受。他眼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他就只能那样去写。就这样，他没能写出一本弘扬忠义的小说，而是写出了一本伟大的小说。

现代读者对此往往不太能理解。大家现在过于看重“人设”好不好、“三观”正不正，道德上很有警惕性。这么一来，读《水浒传》就很麻烦。有的读者觉得《水浒传》是经典名著，不敢去否定它，就只能忽略那些刺目的情节，刻意地去误读。他们一厢情愿地相信梁山好汉都在行侠仗义，豪气干云。其实在《水浒传》里，行侠仗义的事情极少见，更多的反而是滥杀无辜。

我们可以看一下历来的《水浒传》电视剧。最早的版本还敢表现一些人物的凶悍残忍，可随着观众的道德感越来越强，电视剧的改动就越来越大。情节越来越柔和，人物越来越正义，但整个故事也越来越平庸。

还有一些读者比较老实。他们没办法逼自己误读，于是就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水浒传》是一本三观不正的垃圾书。

我能理解这种想法，但完全不赞成。文学是不可以这样解读的。作者当然可以有自己的道德判断，但是伟大的作者会和这种判断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他才可以用好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世界。他要像体验善一样去体验恶，像体验光明一样去体验黑暗。他必须有强大的洞察力，同时心肠还不能太软。

最重要的是，他要忠于自我的感受，胜过世间的一切。

如果把施耐庵当作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我估计不会喜欢他。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他充满了敬仰。《水浒传》展现给我们的，不是一个“正确的世界”，而是一个丰富多样的世界。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入它，观察到世界不同的侧面。有善，有恶，也有善与恶之间的种种不得已；有光明，有黑暗，也有光明与黑暗之间的灰暗幽深。

伟大的文学，不是让你变得单纯，而是让你变得复杂。

而只有在认识到世界的复杂之后，我们的道德也才有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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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的读者眼里，当然会有不同的《水浒传》。而在我的眼里，《水浒传》首先是一本关于人性的小说。书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人物，宋江、武松、鲁智深、林冲……作者把他们放在非常极端的环境里，然后冷静地去描写他们的反应。写到最后，这本书就成了一个宏大的人性博物馆。这有点让我想起中学里见过的解剖青蛙。在电流的刺激下，青蛙发出种种悸动，最终暴露出生理的秘密。

作为一本小说，这样做确实是残酷的，但也是伟大的。

中国古典小说跟西方文学不一样，它很少有大篇幅的心理描写。人物的心理主要通过语言和行动来表现，而且语言和行动还不会写得太满，要有很大的“留白”。说起来，这有点符合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很多东西是隐藏在文字之下的。

我举一个例子。晁盖和宋江的关系到后来有点紧张，作者不会直接说，晁盖和宋江两人不对付了！他只是安排很多细节来暗示这一点。比如说金毛犬段景住送给梁山一匹宝马，结果半路上被曾头市的人抢走了。这匹马并不是送给晁盖的，而是送给宋江的，因为“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这个时候，晁盖的反应非常激烈，破口大骂：“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表面上看他骂的是曾头市，实际上呢，很难讲。

极少下山作战的晁盖，这次非要带兵打仗。宋江劝他别去，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你下山多遍了，厮杀劳困。我今替你走一遭！”寨主和副寨主之间谈到“抢功劳”的话题，已经是一种强烈的暗示了。

晁盖在曾头市中箭身亡，临死前他又留下那个著名的遗嘱：“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又是对二人关系的一种暗示。

除此之外，书中其实对此还有几处暗示，我就不一一列举了。如果我们只看正面描写的文字，晁盖和宋江的关系始终非常好，情深义重，情同手足。只有把这些暗示聚拢来，我们才会看到隐藏在文字下面的东西。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留白”？为什么他不正面交代：晁盖和宋江关系恶化了！

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为此找出很多原因。但对于作者来说，可能有个最简单也最现实的理由：真实世界就是这样的。没有人能开启上帝视角，洞察别人的心理活动。也没有人会在你耳边提醒：“看，晁盖和宋江有矛盾了。”你只能从对话和行动里自己去领悟。

这就给读者留下了巨大的解读空间，而这种解读需要一定的生活阅历，需要对人情世故的体会。我们在四十岁的时候读《水浒传》，和二十岁时候的感受完全不同。年轻时候，我们多半只会感受到快意恩仇、慷慨激昂。可是等我们在人生这个大染缸里浸泡多年以后，就会从《水浒传》里读出种种的无奈、挣扎、隐忍、妥协。几条猩红的血路，一地破碎的妄想，还有那消逝在风中的深深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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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解读《水浒传》的书，更准确地说，是一本解读《水浒传》人物的书。因为我对人的兴趣远远大于对事件本身的兴趣。

《水浒传》有一百零八将，其中大多数都不值得去仔细分析，事实上也没法分析，因为他们的形象太单薄了。毕竟人物如此众多，施耐庵纵然才大如海，也无法个个都顾得到，所以很多好汉都面目模糊。谁知道龚旺是什么性格？丁得孙又是什么性格？至于什么邹渊、邹润、孟康、侯健，也无非都是一些人名符号。施耐庵拿他们去凑齐一百零八这个数字而已。

所以，我只选了十几个最立体、最鲜活的人物。怎么取舍，当然也是有点困难的。宋江、吴用、林冲、武松，这些人物肯定要写，没有任何问题。但也有一些人物虽然有点意思，为他们专门写一篇似乎又犯不上。比如说柴进、戴宗、公孙胜、花荣，都是这种情况。写到后来，我一度有点犹豫，打算把最后一篇留给卢俊义。易中天老师看了我以前的几篇文章，建议我把卢俊义换成史进。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觉得很有道理。易老师对人物确实看得很准。卢俊义虽然位置重要，出场次数也多，但从本质上来说，他就是《水浒传》里的一个工具人。而史进却有强烈的个性，符合成长的逻辑，富于少年的魅力。所以，我选择了史进。从写作时间上来说，《史进：十八岁的少年血》就成了这本书的最后一篇。

这十几个人物，每个都有很独特的地方，我对他们也有不同的感受。当然，我是有偏好的。比如我最敬爱的是鲁智深，最同情的是林冲，最悲悯的是武松，最厌憎的是石秀，而最好奇的是宋江。对每个人物，我也都有自己的感情投射。就像写到朱仝的时候，我心情激荡，有一种巨大的悲伤感，觉得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在我的眼里，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我努力去理解他们的心理，推敲他们的行为，分析他们的性格，搞清楚他们何以会如此行事。

但是这里就牵涉到一个问题：施耐庵写《水浒传》的时候，真想那么多了吗？

我觉得没有。

我相信他是凭着直觉去写的。不过作为超一流的作家，施耐庵对世情和人心具有深刻的洞察力。所以他会本能地让人物这么说话，这么行事，让他们有自己的性格，自己的行为逻辑，至于为什么要这么写，他可能并没有仔细推敲过。

小说写作教程会告诉作家应该这么写、那么写，好像每一段话都应该有明确的意图，每一段情节都应该起到具体的作用。实际上，顶级作家不可能如此写作。如果每写一段话，都明确知道自己这么写的目的，那他最多是个二流作家。

我们解读的东西，往往是作者无意识的直觉产物。有时候，冰山理论不仅对读者成立，对作者也是成立的。解读者的任务，并不是还原作者的想法，而是尽可能地揭示这座冰山。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解读可以随心所欲。

有人在分析《红楼梦》《水浒传》这些经典小说的时候，特别热衷于阴谋论。他们喜欢脑补书中没有的情节，编造出一个个惊人的阴谋，好像越是骇人听闻，越能显得自己独具慧眼。在我看来，这种解读方式非常糟糕。经典小说有多重性，我们确实不能傻乎乎地相信书中的字面信息，但也不能像创作同人小说一样，天马行空，无中生有。

就像有人在“解读”晁盖之死的时候，就认为林冲受宋江指使，毒死了晁盖。因为书中说晁盖中箭后，“林冲叫取金枪药敷贴上，原来却是一枝药箭”。不久晁盖就死了。可见金枪药里大有问题，必定是林冲下的毒手。要按这种“解读”方式，我们可以随便脑补，可是，这样信口开河有什么意义呢？

还是要保持一份谦卑。解读不能脱离原著，也不能违背人情之常。在各种各样的解读里，最贴近文本、最符合常识的解读，往往也就是最好的。

解读不是猎奇。它是对文学的一种认知。而对文学的认知，也就是对世界与人心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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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要解释一下这本书里牵涉的《水浒传》版本问题。

《水浒传》有很多版本，但大致来说可以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简本，一个是繁本。简本和繁本到底谁先谁后，学术界争论得很激烈，这里也不去管它了。总之，简本的文字比较粗糙质朴，更像是说书人使用的大纲。繁本的文字就比较生动细腻，很有文学性。我这本书是建立在繁本系统上的。

繁本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有三个。

第一个是容与堂百回本，也叫《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这个版本的文字可能是最接近原貌的。大家在书店里买的《水浒传》，一般都是拿它做的底本。我引用的《水浒传》文字，也是以这个版本为主。不过需要说明一下，容与堂百回本自称是李贽评点的，但到底是不是，学界是有争议的。很多人说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叫叶昼的人评点的。李贽名气大，叶昼想多卖几本书，就假托了李贽的名字。不过即便是叶昼伪托，他肯定也仔细揣摩了李贽的思想和笔调，因为这本书的评点文字和李贽的文章非常像。为了简便起见，我在这本书里，还是把容与堂本的评点者认定为李贽。

第二个重要版本是金圣叹的七十回贯华堂本，也叫《金圣叹批评第五才子书》。七十回本写到梁山大聚义就结束了，没有招安的部分，更没有征辽国、征方腊的情节。金圣叹眼光独到，才气纵横，所以这个评点本影响非常大。但是金圣叹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不老实。他往往根据个人喜好，乱改原文，还非说市面上流行的都是“俗本”，他是按照“古本”改的。其实他哪里见过什么“古本”？就是自己动手改的。不过确实也得承认，金圣叹的有些地方改得还真是不错。

第三个重要的版本是袁无涯刊行的百二十回本，也叫《出像评点忠义水浒全传》。这个版本的重要性，是它比容与堂本多出了二十回。这二十回讲的是征田虎、征王庆的故事。我只在写燕青那一篇的时候，引用过这个版本的文字。百二十回本也自称是李贽评点的，但按学界的意见，多半也是伪托。所以我在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为了不和容与堂本混淆，就把它的评点者认为是袁无涯。

此外，在这本书里，我还提到过余象斗和王望如。他们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水浒传》点评者，但他们使用的版本没有太大重要性，余象斗点评的甚至还是简本，这里就不多做介绍了。 o0tsbGq0qjB5j9FeDEGG8jtZHQ5nD8EAmFpSHKvMTh1n4sAt/3SWq21kNYVqfg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