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只有一片浩瀚的、波浪起伏的白色云海,上面是太阳,太阳和云彩一样白,因为当你在高空看它时,它从来就不是黄色的。
他仍在驾驶那架喷火式战斗机。他右手捏着操纵杆,只用左脚来控制舵杆,这很容易。飞机还在正常飞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想:每一件事情都不赖,我做得很好,做得非常出色,我知道怎么回家,不出半小时我就到了。着陆时我将滑行,然后熄火,我该说:“请你们帮我下飞机好吗?”我该让声音听起来平常、自然,让谁也不会多加注意。然后,我要说:“谁来帮我出去,因为我失去了一条腿,我自己出不来。”他们都会笑,以为我在开玩笑,我就说:“好吧,那就过来看一看,你们这些不相信人的混蛋!”然后,约基会爬上机翼朝里面张望。他可能会恶心得要呕吐,因为里面全是血迹,脏乱不堪。我要笑着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帮我出来吧。”
他又朝自己的右腿看了一眼,它剩下的地方不多了。炮弹打在他的大腿上,就在膝盖上方,现在那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大团血肉模糊的东西。不过他倒不感到痛,当他朝下看的时候,他觉得他看到的不是自己身上的东西,与他丝毫无关。那只是碰巧出现在驾驶舱里的一摊污物,是一些陌生的、不对劲的,而又相当有趣的东西,就好比在沙发上发现了一只死猫。
他确实感觉良好,正因为他感觉依然很好,所以他感到振奋,无所畏惧。
他想:我甚至懒得用无线电打电话叫救护车,那没必要。当我着陆的时候,我会坐着若无其事地说:“你们这些家伙来帮我出去,行吗,因为我丢了一条腿。”那很有趣,我这样说的时候会带着点笑容,语调平静而缓慢,他们会以为我在开玩笑。当约基攀上机翼顿觉反胃之际,我会说:“约基,你这个老杂种,修好我的车了吗?”然后,在出来之后我会报告情况。接下来我会去伦敦,我会带上那半瓶威士忌去给布鲁伊。我们会坐在她房间里喝酒。我会从洗手间的水龙头上取水。在上床睡觉之前,我不会说太多的话,随后我会说:“布鲁伊,我有件惊人的事情要告诉你,我今天失去了一条腿,但是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也不介意,它甚至都不痛。”我们将坐车去兜风,我一直讨厌走路,除了在巴格达的时候沿着铜匠街漫步,不过我可以坐人力车代步。我可以回家砍柴,但是斧子头总是飞出来。热水,它需要的是热水,把它放进澡盆里,让手柄浸涨。上一次回家我砍了很多柴,我把斧头放进澡盆里……
然后他看见太阳照在他飞机的引擎罩壳上,他看见太阳照在铆接金属的铆钉上,他想起了飞机,想起了他这是在哪里,他意识到自己的感觉不再那么好了,他感到恶心和头晕。他的脑袋总是向胸前垂着,因为他的脖子似乎再也没有力量支撑它。但是他知道他在驾驶喷火式战斗机,他能感觉到在他右手手指间的操纵手柄。
“我快要昏倒了,”他想,“现在我随时都会失去知觉。”
他看着他的测高仪:两万一千。为了测试自己,他努力读到百位数和千位数,两万一千,还有什么?当他感觉刻度盘变得模糊不清,他连指针都看不清的时候,他明白此时他必须跳伞了,一刻也不能耽搁,否则失去知觉就完了。他迅速而疯狂地想用左手把罩盖往后拉,但他没这个力气。过了一会儿,他右手放开了操纵杆,用双手之力将罩盖推开,一股冷空气吹到他的脸上,这似乎大有帮助,一瞬间他的脑子无比清晰起来,动作变得有条不紊,精准到位,这是一个优秀飞行员所具有的素质。他迅速地从氧气面罩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当他吸气的时候,他向驾驶舱外面望去。下面只是一片无际的白色云海,他意识到他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该是英吉利海峡,”他想,“我一定会落在海里。”
他关小油门,脱下头盔,松开带子,用力把操纵杆推到左边。喷火式战斗机的左机翼向下倾斜,机身平稳地翻转过来。飞行员从中掉落出来。
下坠的时候,他睁开眼睛,因为他知道,在他拉动绳索将降落伞张开之前,他绝不能昏过去。他看到,他的一边是太阳,而另一边是洁白的云彩。在下坠的过程中,当他在空中翻着筋斗的时候,白云在追逐太阳,太阳也在追逐白云,它们兜着一个小圈子相互追逐着。它们跑得越来越快,太阳、云彩,云彩、太阳,然后又是云彩,它们交替着接近他,直到突然之间他不再看到太阳,只剩一大片白色,整个世界都是白色的,里面什么也没有。那儿是这样的洁白无瑕,有时候看上去是黑色的,再过一会儿,它又变得或白,或黑,但大多数时候是白色的。他看着它从白色变成黑色,然后又从黑色变成白色,白色会长时间停留,而黑色仅仅持续几秒钟。他习惯在周围展现白色的时候进入睡眠,变黑的时候则及时醒来看周围的世界。黑色变化得很快,有时只是一道闪光,一道黑色的闪电。白色则变化缓慢,而在它的缓慢变化中,他总会昏睡过去。
一天,当周围是白色的时候,他伸出一只手,摸到了什么东西。他用手指抓住并把它捏成一团。有一段时间,他躺在那里,无所事事地让指尖摆弄着它们碰到的东西,然后他慢慢地睁开眼睛,朝下看着他的手,看着他捏着的白色东西。这是床单的边角,他知道这是一块床单,因为他能看出材料的纹理和它边缘的针脚。他闭上眼睛,又迅速地睁开它们。这时候他看见了房间,他看见他躺着的这张床,他看见灰色的墙壁、门,以及窗子上的绿色窗帘,床边的桌子上还有一些玫瑰花。
然后他看见桌上玫瑰花旁边放着盆子,那是一只白色的搪瓷盆,它的旁边有一只小药杯。
他想:这是一家医院,我是在一家医院里。但是他什么事情也记不起来了。他头落在枕头上仰卧着,他看着天花板,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凝视着光滑的灰色天花板,它是如此清洁,灰色一片,然后他突然看见一只苍蝇在上面游走。眼前的这只苍蝇,这个在一片灰色海洋里突然显现的小黑点,就像轻轻掠过了他的大脑表层,飞快地,就在那一瞬间,他想起了每一件事,想起了喷火式战斗机,想起了测高仪显示两万一千英尺 ,他还想起自己用双手推开飞机罩盖,想起了他跳伞降落,想起他的腿……
现在似乎一切都好了。他朝下看着床的那头,但他分辨不出是什么情况。他把一只手放到被子下面,摸索着他的膝盖。他摸到一只,但当他去摸索另一只的时候,他的手碰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上面还裹着绷带。
正在这时,门被打开了,一位护士走进来。
“喂,”她说,“好了,你终于醒了。”
她长得并不好看,但个子高大、清清爽爽的,三四十岁模样,有一头金发,其他的他就没注意更多了。
“我这是在哪里?”
“你是个幸运儿。你降落在海滩附近的树林里,你现在在布莱顿 。两天前他们把你送到这里,现在你已经治疗完毕,看上去没事了。”
“我丢了一条腿。”他说。
“那不成问题,我们会再给你一条。现在你必须睡觉,医生大约会在一个小时之后来看你。”她拿起搪瓷盆和药杯走了出去。
但是他没有睡。他想一直睁着眼睛,因为他害怕如果再把眼睛闭上,这一切都会消失。他躺着注视天花板。那只苍蝇还在那里,它精力很充沛,它会非常快地向前跑几英寸 ,然后停下来;再往前跑,然后停下,再往前跑。每隔一段时间,它就会飞起来,不怀好意地、嗡嗡地绕着小圈子打转。它总是飞回天花板上的同一个地方,然后重新开始跑跑停停。他看了它很久很久,过了一会儿,它似乎不再是一只苍蝇,而只是灰色海洋里的一个小黑点。当护士推开门、医生进来站在他旁边时,他还在观察那只苍蝇。来者是一名军医,少校军衔,胸前挂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勋章,他秃着脑袋,个子矮小,但神采奕奕,目光和善。
“好啦,好啦,”他说,“这么说你终于决定醒过来了。感觉怎样?”
“我感觉很好。”
“这就对了,你很快就能起来走动了。”
医生拿起他的手腕测脉搏。
“顺便说一下,”他说,“你们飞行中队的一些小伙子打电话来探问你的情况,他们想过来看你,但我说最好再等一两天。我会告诉他们你很好,稍后他们就可以来看你了。你只需安静地躺着,放松一点。你有什么想读的吗?”他瞥了一眼放着玫瑰花的桌子,“没有,好吧,护士会照料好你的,想要什么她会给你拿来。”说着他挥了挥手走出去,那个清爽的大个子护士跟在后面。
他们走了之后,他躺回去,又重新注视着天花板。那只苍蝇还在那里,当他躺着注视它时,他听到远处一架飞机的噪声。他躺在那里听它的引擎声,那声音很远很远。他想: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飞机,看我能否找出它的方位。突然他猛地把头扭到一边,凡是遭遇过轰炸的人都能分辨出一架容克斯Ju-88轰炸机的噪声。就凭这点,他们能听出大多数德国轰炸机的声音,特别是容克斯Ju-88。那飞机的引擎似乎在唱二重唱,有一个深沉、颤动着的低音部,还有一个高亢的男高音。正是这种男高音的歌唱,使得Ju-88型轰炸机的声音不会被人听错。
他躺着听那噪声,觉得他很有把握确定那是什么飞机。但是警报器在哪里?枪炮在哪里?那个德国飞行员竟敢大白天单独飞到布莱顿附近。
那架飞机始终在很远的地方,很快那声音就消失在远方了。后来又有一架,也是离得很远,但同样有深沉而起伏的低音和节奏分明的男高音。错不了,在战斗期间,他每天都能听到这种声音。
他感到困惑,靠床的桌上有一个铃,他伸手按铃,听到走廊里传来护士的脚步声。护士进来了。
“护士,那些都是什么飞机?”
“我确实不知道啊,我没听到。也许是战斗机或轰炸机。我想它们是从法国返回的。怎么啦,为什么问这个?”
“它们是Ju-88型轰炸机。我肯定它们是Ju-88型。我知道这引擎的声音。有两架,它们来这里做什么?”
护士走到他的床边,开始整理床单,把边角塞进床垫下面。
“天啊,你在想些什么,千万不要担心这种事。要不要我给你拿些什么来读读?”
“不,谢谢。”
她轻轻拍着他的枕头,用手把他前额上的头发朝后梳理。
“它们不会再在白天过来,这你知道。那些可能是兰卡斯特轰炸机和空中堡垒轰炸机 。”
“护士。”
“唉。”
“我能抽一支烟吗?”
“哎呀,当然可以。”
她走出去,几乎立刻就带了一包球员牌香烟和一些火柴回来。她给了他一支烟,当他把烟放到嘴里,她划了一根火柴点着它。
“如果你还有事叫我,”她说,“按铃就好了。”然后便走出去了。
有一次在接近傍晚的时候,他听到另一种飞机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但即使如此,他也知道那是单引擎飞机。它飞得很快,他听得出来,不过他无法断定它在什么地方。那不是喷火式战斗机,也不是飓风式战斗机,听上去也不像是美国的飞机。它们产生的噪声更大,他不知道那是什么,这让他非常担心。“也许我病得很重,”他想,“也许我在胡思乱想,也许我有点神志不清,我简直不知道该想些什么。”
那天晚上护士带着一盆热水进来,开始为他擦洗。
“哎,”她说,“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们正在遭受轰炸。”
她脱掉他的睡衣,用一块法兰绒往他的右臂上擦肥皂。他没有回答。
她在水里将法兰绒漂干净,在上面又涂了些肥皂,开始洗他的胸部。
“今天晚上你看上去很不错,”她说,“你一进来他们就为你做了手术。他们的医术很出色,你会没事的。我有一个弟弟在英国皇家空军,”她又说,“驾驶轰炸机。”
他说:“我在布莱顿上过学。”
她迅速抬头看了看他。“哦,那好啊,”她说,“我想你会认识城里的一些人。”
“是的,”他说,“我认识不少人。”
她洗完了他的胸部和双臂,现在她把被子翻上去,露出了他的左腿。她这样做,以便让他裹着绷带的残肢依然在被子下面。她松开他睡裤的裤带,把它脱下。这没有什么困难,因为他们已经剪掉了他的右裤腿,这样它就不会阻碍绷带。她开始洗他的左腿和身体的其余部分。这是他第一次洗床浴,因此颇为窘迫。她在他腿下铺好一块毛巾,然后开始用法兰绒洗他的腿。她说:“这劣质肥皂一点也不起泡沫。都是这水,硬得像是钉子。”
他说:“现在没有好肥皂,当然,用硬水就更糟糕了。”说到肥皂,让他想起了一件事,他想起他在布莱顿上学时经常洗澡,铺着石头地面的长浴室里一排有四个浴盆。他想起那里的水质那么软,为了把身上的肥皂洗干净,还得再冲一个淋浴,他还记得肥皂泡沫浮满水面的样子,以至于让他看不清自己在水下的腿。他还记得学校有时候给他们吃钙片,因为校医经常说软水对牙齿有害。
“在布莱顿,”他说,“那水不是……”
他没有说完这句话。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一件如此奇异而荒谬的事情,有那么一刻,他真想把它告诉护士,然后想要放声大笑。
她抬头看。“水不是什么?”她说。
“没什么,”他回答,“我是在做梦。”
她在盆里漂干净法兰绒,擦去他腿上的肥皂,再用毛巾把他擦干。
“洗干净了真好,”他说,“我觉得舒服多了。”他用手摸摸脸。“我想修个脸。”
“修脸放到明天吧,”她说,“也许那时你能自己动手了。”
那天晚上他无法入睡。他睁眼躺着,总想着容克斯Ju-88,想着水的硬度,没法去想别的。“它们是Ju-88型轰炸机,”他对自己说,“我知道它们就是。然而这又不可能,因为它们不会在光天化日下来这里做这样的低空飞行。我知道这是真的,然而我又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也许我病了,也许我就像一个傻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说什么。也许我神志不清了!”他长时间躺着想着这些事情,他一度从床上坐起来大声说:“我会证明我没有疯。我要就某个复杂而理性的话题说上几句,我要谈战后如何处置德国。”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始,就睡着了。
曙光刚从窗帘的缝隙中钻入,他就醒了。房间里还是黑暗的,但他能够看出外面已经开始亮了。他躺着,看着从窗帘缝里透进来的灰色光线,他这样躺着的时候,想起了前一天的情景。他想起了容克斯Ju-88轰炸机和水的硬度,想起了那位和蔼可亲的大个子护士和那位善意的医生,而此刻他心中生出了一丝疑虑,并开始增长。
他环顾房间,那个护士前一天晚上把玫瑰花拿出去了。桌子上除了一包香烟、一盒火柴和一个烟灰缸,没有其他东西。房间空荡荡的,不再温暖,不再友好,甚至是让人不舒服的。它冰冷、空洞、毫无声息!
那些疑虑在慢慢地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担忧,这是一种轻微的、隐隐约约的担忧,让人有所警觉,但并不能把人吓倒。有这种担忧不是出于害怕,而是因为觉得有些事情不太对劲。这些疑虑和担忧在飞快地增长,以至于使他变得不安和愤怒,当他用手摸自己前额的时候,他发现已是汗水淋漓。这时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他得设法证明自己究竟是对是错,他举目望去,又看到了窗子和绿色的窗帘。从他躺着的地方看去,那扇窗子就在他的正前方,但足足有十码远。不管用什么办法,他必须到达那里去看看外面,这种想法支配着他,很快,他脑子里除了窗什么也没法想了。但是他的腿呢?他把手放到被子底下,摸到了粗粗的、裹着绷带的残肢,它是他右手侧仅有的东西,它看起来似乎还好,没什么痛感,就是并不舒服。
他坐起来,把被子推到旁边,让左腿落到地板上,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挪动着身体,直到两只手也撑到了地上,于是他下了床,跪在了地毯上。他看着自己的残肢,它又短又粗,裹着绷带。它开始疼痛了,他能感觉到它的抽搐。他很想就这样歇着,躺在地毯上什么也不做,但他很清楚,他必须继续。
他用双臂和一条腿向窗子爬去。他将双臂尽可能地向前伸,然后他轻轻一跳,左腿跟着一起向前滑动。每次这样做时,都会震痛他的伤口,使他发出一声痛苦的低吟。但是他继续用双手和一只膝盖在地板上爬行。当他到达窗子的时候,他的手向上伸去,一只,然后另一只,抓着窗台,再慢慢地让身体直起来,直到用左腿站住。然后他迅速拉开窗帘,向外看去。
他看见一座灰瓦屋顶的小房子,孤零零地坐落在一条狭窄的小巷旁边,紧连在屋后的是一片犁过的田地。屋子前面是一个凌乱的花园,由绿色的树篱把花园和小巷隔开。当他看那些树篱的时候,一块标牌进入他的视野。那只是一块钉在一根短木柱顶端的木板,因为树篱久未修剪,枝叶围绕着标牌,所以它看上去几乎像是被放在树篱中间。标牌上用白漆写了一些字。他把头贴在窗玻璃上,试图看出上面写了些什么。他能看出第一个字母是G,第二个是A,第三个是R。他一个接一个地努力看清楚是些什么字母。有三个单词,他一边用心地辨认,一边慢慢地、自言自语地大声把它们拼读出来:G-A-R-D-E A-U C-H-I-E-N,Garde au chien,这是法语,上面写的是:“谨防恶犬”。
他用一条腿站在那里保持着平衡,两只手紧紧地抓住窗框的边缘,注视着那块标牌、那些褪色的字母。一时间,他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他站在那里看着标牌,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重复读上面的话。慢慢地,他开始意识到事情的全部含意。他抬起头看着那座小屋,看着那片犁过的农田,看着小屋左边的一个小果园,看着远处绿色的乡村。“所以这是法国 ,”他说,“我是在法国。”
现在他的右大腿疼得厉害,感觉就像有人在用锤子猛击他的残肢末端,突然间疼痛变得如此强烈,甚至影响到他的脑子。有那么一刻,他觉得他就要倒下了。他赶快再跪下来,向床爬回去,再爬上床,拉过被子盖着身子,把头枕到枕头上,浑身疲软无力。他仍然什么事也没法想,除了树篱旁边的那块小标牌、那被犁过的农田和果园。他忘不了那块牌子上的字。
过了好一会儿护士才进来,带着一盆热水,她说:“早上好,今天你感觉怎么样?”
他说:“早上好,护士。”
绷带下面仍然非常痛,但他不愿告诉这个女人任何事情。当她忙着准备洗刷用品时,他看着她。现在他更加仔细地打量她,她的头发很漂亮,人很高,骨架很大,脸上的神情似乎是愉快的,但她的眼里有一点点不安。那双眼睛从来没有安静过,它们看东西从来都是飞快地一瞥,总是飞快地从房间的一处转到另一处。她的动作也有一些异样,太机警、太神经质了,和她说话时的那种漫不经心极不相称。
她放下水盆,脱下他的睡衣,开始为他擦洗。
“你睡得好吗?”
“是的。”
“很好。”她说。她在洗他的手臂和胸部。
“我相信在早餐后空军部队会有人来看你,”她继续说,“他们要一个报告或什么的。我想你知道这所有一切。比如你是怎样被打下来的,以及种种有关详情。我不会让他们待得太久,所以不用担心。”
他没有回答。她为他擦洗完之后,给他一把牙刷和一些牙粉。他刷牙、漱口,把水吐到水盆里。
之后,她托着托盘给他送来早餐,但他没胃口。他依旧感到虚弱和不舒服,他只希望静静地躺着,去思索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句话闯入他的脑海,这是他们飞行员每天出航前,空军中队情报官约翰尼对他们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时他能看见约翰尼手拿烟斗,靠在分散的临时营房的墙上,说道:“如果他们抓住你们,别忘了,你们只有姓名、军衔和编号,没有别的。看在上帝的分上,其他什么也别说。”
“给你,”她说着把托盘放到他的膝上,“我给你拿了个鸡蛋。你自己能行吗?”
“行。”
她站在床边。“你感觉还好吗?”
“还好。”
“那好,如果你还要鸡蛋,我还能再给你一个。”
“有这就够了。”
“那好,如果你再要,按铃就行了。”她说着走了出去。
当护士进来的时候,他刚好吃完。
她说:“皇家空军罗伯茨中校来了,我告诉他只能逗留几分钟。”
她招了招手,皇家空军中校走了进来。
“很抱歉这样打扰你。”他说。
他是一个普通的英国皇家空军军官,穿着一件有点破旧的制服,戴着多枚空军飞行徽章和一枚优异飞行十字勋章。他高高瘦瘦的,一头黑发,牙齿参差不齐,间隙很大,即使闭上嘴巴,也有点外凸。说话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好的表格和一支铅笔,并拖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
“你感觉怎样?”
没有回答。
“你的腿真不走运。我知道你的感受。我听说他们击落你之前你干得很出色。”
床上的那个人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坐在椅子里的人。
坐在椅子上的人说:“好了,让这件事过去吧。恐怕你得回答几个问题,这样我才能填好这份战斗报告,让我看看,首先,你是在哪个中队?”
床上的人依然没有动,他直视着皇家空军中校说:“我的名字是彼得·威廉姆森,我的军衔是少校,我的编号是9724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