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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希特勒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接替弗里奇，而他自己也接受任命一事，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布劳希奇明显表现出对从前的共和体制的忠诚，倾向于对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批评纳粹政策。他很反感容克
的狭隘自私和纳粹的狂妄自大，又被人们认为是个看重荣誉感，绝不自私自利的人。他正气凛然又宽以待人，深得同事和后辈信任。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布劳希奇会接受希特勒的委任？是巨大的利益让他迷失，让他屈从于自己的野心；还是他认为只凭一己之力就能匡扶整个德国？看起来，第二种解释更加可信，因为事实证明，在弗里奇被闲置之后，布劳希奇仍与他交好，并不止一次慰问弗里奇，这令纳粹领导人十分反感。而事实也证明，布劳希奇的工作此后也越发困难，难以按照自己的主见来行动。
希特勒选择布劳希奇则纯粹是出于妥协。起初，他想任命莱歇瑙，但伦德施泰特等人表示，这一任命将引起陆军的强烈反对。布劳希奇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稳健而又进步的军人，虽然他是炮兵出身，但他比大多数高级将领更懂得坦克的潜力。在其他方面，他也不像弗里奇代表的那一派那么保守，他深受各个部门欢迎，这一明显的优势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此次变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和之前内部斗争的怀疑。他谦逊、恭谨，使人认为他会比弗里奇更容易对付。
然而，希特勒很快就发现，布劳希奇虽然敬贤礼士，但并不比弗里奇更易摆布，他比弗里奇更反对对军队进行政治渗透。他一上任就着手引进福利措施，改善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争取让他们退役后有好前景；同时，他加强军队纪律，加速军队装备更新换代的进程，又坚决阻止纳粹与军队产生接触，延缓纳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使德国不会过早地陷入冲突。他的政策得到了总参谋长贝克的支持。贝克能力超群，性格刚毅，但却属于“反坦克”派，抵制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低估希特勒运用新式武器可能取得的成果。
同年夏天，在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布局后，布劳希奇召集了全体高级将领，告诉他们贝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如果大家在听完后对内容表示同意，他就会将备忘录面呈希特勒。贝克随即当众宣读了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德国的政策应该规避战争风险，尤其在“苏台德地区这样的小问题”上不应铤而走险。它指出德国军队的弱点，认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战胜可能形成的多国联军，并强调，即使美国不直接参战，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向德国的对手提供武器和装备。
伦德施泰特向我介绍了此次会议的情况，他说：“当贝克读完备忘录后，布劳希奇站起来，问在场的人是否有人对这一备忘录有反对意见。见没有人表示异议后，备忘录便被送到了希特勒面前。希特勒读完便勃然大怒。”结果，贝克被撤职，哈尔德取代了他。
虽然反对派遭到了暂时挫败，但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9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布劳希奇还是向希特勒谏言德国军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并警告希特勒不要轻易挑起战火。新上任的哈尔德也没有跟随希特勒的步调，而是与贝克一样支持布劳希奇。他的军事理念比贝克更进步，在政治方面也有着长远眼光，不愿意拿德国的未来作赌注。他的性格比布劳希奇更为强势，也更倾向于与希特勒硬碰硬。他们的反应，让希特勒明白想要离间团结的军官集团依旧困难。而在认识到希特勒仍将固执己见后，哈尔德开始加快步伐，准备以军事政变来反对希特勒的政策和制度。
但是，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英法政府根本不愿为捷克斯洛伐克选择开战，这让希特勒在慕尼黑轻而易举就吞并了苏台德地区。
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令希特勒开始变本加厉。第二年春天，他推翻了慕尼黑协定，突然发动政变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领土。此后他又迅速进逼波兰，要求收回但泽，并修建一条横穿“波兰走廊”而进入东普鲁士的域外铁路和公路：而这一要求立刻被波兰拒绝了，在英国的支持下，波兰开始变得态度强硬起来。那时的希特勒早已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也无法理解自己所谓“有限的要求”早已失去了温和的表象，波兰的拒绝让他感到十分挫败，恼羞成怒的他下令将作战部署以比原规划快得多的速度进行推进。虽然他仍然希望波兰人能退让妥协，从而保住自己的面子，但他更倾向于在风险不是太大的前提下发动战争。
当他在这个问题上咨询军事将领时，布劳希奇的答复比凯特尔更明确。布劳希奇认为，如果反抗仅限于波兰、法国和英国，德国“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但他强调说，如果德国还要与苏联作战，就不会有太大的获胜机会了。这些讨论随后被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尔获悉，并在6月初将其报告给了法国政府。
布劳希奇在波兰问题上的犹豫，对意大利作为盟友价值的贬低和对军队纳粹化的阻止让纳粹分子十分恼火，并为此而发起了反对布劳希奇的运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布劳希奇公开表示效忠元首，并在坦能堡的一次演讲中威胁了波兰——虽然这些行为也可以解释为他的自我表白。他发表这样的讲话也可以理解为他并不认为这番言论能带来多大的风险，因为任何了解当时格局的人都明白，如果苏联袖手旁观，在毫无希望的战略地位下，英法是不可能为波兰而不惜一战的。在布劳希奇阐述了自己对苏联的看法后，希特勒被迫重新制定了全部战略计划，进行了必要的政治转向，迅速着手与苏联签订协议，确保苏联能保持中立。这种迅速，与英国政府在与苏联谈判时表现出的迟疑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还是无视了军事推导结果，决定对德宣战，并把法国也拖入了战争之中。而在英国军事战略的错误逐渐显现之前，希特勒已经下令突袭波兰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也将自己的忧虑暂时搁置，专注执行军事行动。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亲自制定了突袭波兰的战略规划，确保了德军的迅速取胜。他们准确把握了德军传统的精髓——充分放权，让前线指挥官们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确保部队能够灵活机动、先发制人。作为主力部队的伦德施泰特南部集团军群在突破波兰防线后，伦德施泰特派遣莱歇瑙率领拥有大量机械化师的第10集团军向北转向华沙，切断波兰主要军队的后方。这一战略决定了整个波兰战场的局势，本来陆军总司令部以为波兰已经撤退到东南部，便命令第10集团军直线前进越过维斯瓦河。但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施坦因判定波兰的主力部队仍在华沙以西，如果全力堵截就可以将他们围歼在维斯瓦河附近。在此战的关键时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下达命令，他们做出的作战方案也体现了这一方针的巨大价值。而在下一次战役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希特勒却坚持将自己的决策强加于一线指挥官，而这种一意孤行也使德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希特勒虽然深深陶醉于对波兰的胜利，但也怀着一丝恐惧：如果西线不能确保稳定，东线形势会很快恶化。陶醉和恐惧交互作用，令他在采取新行动时变得愈发鲁莽。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没有像希特勒一样陶醉在对波兰的胜利中。局势尘埃落定后，他们便意识到胜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棘手的，卷入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已经出现。波兰战役结束后，希特勒开始谋划下一步的攻势，他试图让部队乘胜挥师西进，迫使盟国求和从而独霸西欧。但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出于长远考虑均表示了反对，为了阻止希特勒，他们甚至打算发动军事政变。而几个月的按兵不动也不足以使局势恢复和平，当年冬季，温斯顿·丘吉尔在广播中公开号召盟国向德国“开战”（opening up the war），这一类的表态也鼓动希特勒准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动力开始不断推动事态进一步发展。
1940年4月，德军入侵挪威，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就忽然发动攻势。根据纽伦堡审判时的证据，入侵挪威与其说是出于希特勒的欲望不如说是出于惶恐，游说和挑衅让他选择了出兵，而这次出兵也让他陷入身不由己的窘境——哪怕他轻而易举就在挪威取得了胜利。最先展开游说的是挪威亲纳粹分子维德昆·吉斯林，他认为无论挪威政府是否默许，英国都可能占领挪威海岸。海军最高司令部对这种可能的危险感到焦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论断，他们认为英国一旦控制挪威海岸，就会加强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使德军潜艇部队一筹莫展。而自1939年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向芬兰提供援助后，出于对英国的担忧，德军也已开始敏锐地怀疑英法的援助隐藏着攫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略控制权的图谋。然而，希特勒坚持认为，挪威如果保持中立可以避免战争扩大，这对德国更有利。12月，在与吉斯林会晤后，希特勒决定按兵不动，看看吉斯林能否在挪威发动政变，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在丘吉尔公开呼吁中立国加入对希特勒的作战后，盟军行动持续升级，焦灼的情绪也逐渐加剧。1940年2月18日，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驶入挪威海域，从德国补给船“阿尔特马克”号将被劫持的英国船员营救出来。这一行动，正是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亲自下达的命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认为如果丘吉尔仅仅为营救几个囚犯就可破坏挪威的中立地位，那么他也极有可能直接切断对德国至关重要的纳尔维克铁矿石供应。
关于入侵挪威的问题，伦德施泰特曾这样告诉我：“听到丘吉尔的广播，希特勒气急败坏。正如同罗斯福的讲话一样，这样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希特勒一再与陆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争吵，特别是在挪威问题上。他说，如果德国不先发制人，英国人就会占据这个地区。”当时在海军高级司令部服役的海军上将沃斯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目睹了这场争论，并说：“英国攻击阿尔特马克号对希特勒做出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是触发进攻挪威的‘导火索’。”
紧接着，希特勒命令法尔肯霍特将军以机密行动直接夺取挪威港口。2月23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说：“想要维持铁矿石运输路线畅通，同时稳定总体局势，最佳策略是保持挪威中立。”但随后他又说道：“正如从前所说，我们决不允许英国占据挪威。我们决不能无所作为。”
此时，来自挪威的情报显示，吉斯林的党派势力逐渐减弱；而来自英国的情报则显示，某个针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军队和运输工具正在集结。3月1日，希特勒正式发出绝密指令：要求德国三军部队做好占领挪威的全面准备，代号为“威悉河演习”。9日，海军高级司令部呈递作战计划，考虑到英国攻占挪威迫在眉睫，计划详述了行动的紧迫性。将领们如坐针毡，但准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派遣潜艇在港口外驻扎，以防英国运输舰先行登陆。
13日，芬兰投降，失去了在纳尔维克登陆借口的盟军的计划暂时被打乱了。26日，雷德尔上将会见希特勒时表示，英国在挪威登陆的危险不再紧迫，但他认为英国很快就会另寻借口，并重新筹划中断铁矿石运输。“德国必须尽快将攻占挪威的‘威悉河演习’远征行动付诸实施。”与其延误，不如抢先下手。对此观点，希特勒表示同意，并确定了行动日期。入侵挪威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而此时盟国也决定对挪威和瑞典政府重新施压。4月5日，他们决定在挪威水域布置一条水雷带，第一批护航部队也将于8日启航前往纳尔维克。但是布雷行动直到7日晚才开始，第二天下午，德国入侵部队就启航了。
4月9日早，德国军队的小分遣队乘坐战舰，轻而易举地就占据了奥斯陆到纳尔维克的挪威主要港口。这一结果表明，盟军的计划缺乏卓有成效的实施手段，他们的反击行动没有起到作用，让德国占领了整个挪威和丹麦。此次征服没有耗费西线德军的任何武器装备，也没有影响那里的作战部署；直接指挥这场作战的则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而不是陆军总司令部。
西线侵略计划的形成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会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讲述。在这里，我们先暂且追溯计划的概况，指出有关大局的基本要素，有了这些背景资料，就能更好地剖析人物的作用和德军内部的争议。
西线作战计划作为闪电战的典范案例名扬天下，但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还是德军指挥的神机妙算。由精锐装甲机动部队组成的盟军左翼部队，被诱导到比利时甚至荷兰并陷入困境，德军装甲部队则乘机迅速穿透盟军左翼的中心地带，从而大获全胜。此后，德军装甲师直接开往英吉利海峡海岸，在盟军战线上撕开一条口子，摩托化师紧随其后，沿整条口子铸成一条防线。此战术利用防御辅助进攻，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将进攻的艰难任务抛给盟军，迫使盟军必须在不利的条件下强行集结被打散的残兵，冲出包围圈才能发挥作用。这一战术的布置，堪称神机妙算。
最终，盟军左翼没能突围，残余的部队则丢弃辎重，试图从敦刻尔克的海上逃走。如果不是希特勒让长驱直入的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郊区忽然停止进攻，盟军可能一个都逃不掉。这一命令的具体原因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讨论。不过，没有全歼敌军的失误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战争的形势，盟军左翼被消灭后，残余的力量不堪一击，无法在法国漫长的战线上抵御强大的进攻，甚至在德军发动下一次进攻之前就会崩溃。1914年，德军企图先深入敌方前线，以一个大包围圈包围协约国，但这种战术远远超出德军能力。1940年德军则是集结优势兵力，通过向外扫荡的方式将盟军各个击破，最终将盟军全部歼灭。
但是，德军遇到了如同当年拿破仑一样的问题，英国仍旧持续抵抗，除非英国投降，否则它就是一根令德国难以解决的“肉中刺”。德军对欧洲大陆的战争已经筹划多年，但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则缺乏准备，他们在陆地上的新技术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果，但在大规模的海上入侵方面，他们还是束手无策。
战争初期的所向披靡，激发了纳粹反布尔什维克的固有思维。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形势下，他们开始尝试效仿拿破仑，走上侵略苏联的道路。希特勒试图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攫取胜利，而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试图遏制他的野心。但是，迄今为止的连战连捷阻止他们实施较为温和的政策。纳粹声称“苏联实力弱小”的观点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看法截然相反，但出于对苏联力量的重视，他们也认为应该在苏联变得更加强大前就将其消灭。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制订的侵苏计划和1940年的法国战役都基于同样的原则，即突破苏联红军战线中的薄弱环节，将红军各部切割开来，迫使红军要依靠反攻来实现突围。在具体实施方面，德军试图在苏联边境就将苏联的有生力量予以歼灭，同时一定要保证避免在追击残余部队时深入重地。苏联土地辽阔的地理条件，为德军提供了比西线更大的迂回空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实行这一战略；但是，苏联缺少像英吉利海峡一样能拦截敌人的天然屏障，在突破防线后，德军很难像在法国那样咬住敌人。
德军在战争初期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且由于苏联领导人的过度轻敌，德军险些大获全胜。德军装甲部队深入苏联防线身后，切断了大部分苏联军队的联系，并将许多训练有素而装备精良的部队分割包围。不过总的来说，虽然德国利用苏联广阔空间获得了进攻优势，但它那绵延的纵深也有利于苏军撤退，使他们避免被围歼。随着战争的不断持续，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也被逐渐放大。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装甲部队规模有限。装甲部队一直是德军的制胜利器，1940年的西线战争，10个装甲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为德军主力的150个常规师打开了缺口，使他们可以从容执行战术。1941年入侵苏联时，装甲师数量增至21个，但每个师的坦克数量均减半。在开阔的前沿阵地，扩大机械化部队规模，提升机动作战能力，对作战有重大意义；而在入侵的早期阶段，打击力的减弱并不会对胜负产生太大影响。按照正统的军事理念，要守御已经攻克的阵地，必须增加步兵在部队中的比例，因此这种增强装甲师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随着战役的继续，尤其是当德军开始接近大城市，遭遇集中于一点的防御时，这种有限的打击力就严重限制了德军的攻势。
正是这些不利因素，让德国取胜的希望逐渐破灭了。越靠近重要的战略目标，德军的攻击方向就越明显，引诱敌人的空间就越小。希特勒天生擅长迂回进攻的战略，而这一战略也多次得逞，但当巨大利益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就忘记了自己的战略。他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沉迷于莫斯科的吸引中无法自拔。
德军本打算在苏军撤退前就将其歼灭在第聂伯河以西，但没有取得成功。希特勒犹豫不决，又将德军向南调往乌克兰包围基辅。在规模庞大的基辅包围战结束后，他又改变主意，继续向莫斯科挺近，并向南部通过乌克兰向高加索进军。10月初，希特勒宣布对莫斯科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他决定将自己的威望押注在这场豪赌上。
进攻一开始，德军便迅速取得优势，在博克的指挥下，60万苏军在维亚济马附近被包围。但到了10月底，在包围圈合拢之前，寒冷的冬天已经降临，本来距离胜利仅有咫尺之遥的德军，却在通往莫斯科泥泞的道路上陷入了泥潭。
希特勒希望德军继续努力进攻，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建议应该拉开战线，巩固防线以抵御严寒和苏军的反攻。但希特勒根本不愿听从这些意见。11月，又一场新的大规模会战即将开始。但在这次进攻中，德军的意图过于明显，集中进攻莫斯科反而令苏军能够集中各种资源，以阻止各种危险情况的出现。在会战后期，布劳希奇也逐渐遭到架空，不再负责前线的具体指挥；12月初莫斯科战役正式失败后，德军从南部的罗斯托夫撤退，随后布劳希奇便被宣布解职，而希特勒则“遵从其直觉”接管了德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担任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虽说早在1938年布隆伯格被罢黜后，他就已经掌控了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权了。
虽然被解除了职权，但布劳希奇还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的军事履历上记录了一系列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胜利，名扬天下的他不仅预见到这次失败，还对希特勒发出了警告，这让他的声望免遭玷污，但他被解职也标志着军人们最终丧失了决定战略和军事政策的权力。从此以后，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开始在军事作战领域内对将军们发号施令，而将军们的权力仅限于建议或提出异议，身不由己的他们再也难以出色地完成任务了。
迪特马尔少将曾在一次交谈中向我追溯这一转变的经过，他说：“波兰战役、西线战役和巴尔干半岛战役，以及苏联战役的第一阶段，都是由国防军陆军司令部指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干涉相对较少。基辅战役是希特勒首次直接指挥作战，他要证明在冬季之前结束苏联的战事至关重要。从那以后，国防军陆军司令部逐渐被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所支配。希特勒非常执迷于掌控所有权力。”
迪特马尔还强调了另一个重要事态发展的影响：“希特勒决定，国防军陆军司令部的责任范围应限于苏联前线，并且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应承担所有其他战争领域的专属指挥权。结果，国防军陆军司令部没办法了解战争全局，这种视野的限制逐渐削弱了他们对战略错误提出改正意见的能力。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陆军司令部之间职权范围和利益的划分是德国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缺陷。
“哈尔德多次对我提及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他说希特勒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喜欢故弄玄虚，虽然他不会完全漠视所有战略规则，但他经常会对这些规则表示怀疑。”
“希特勒信奉，也经常告诫下属理性和知识没有用处，不屈的意志和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才是走向胜利的重点。他的那些玄机取代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考量，也取代了对自己实力与敌人力量的对比。军官们所有的行动自由都被取消了，即使是最高的指挥官也必须对他唯命是从。”
另外，一些杰出的年轻将领则经常批评他们的前辈们，尤其是在战争前夕，他们经常批评哈尔德。他们认为，哈尔德以及布劳希奇在希特勒面前的立场不够强硬，没有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德国军官不过是懂技术的工匠，总参谋部也是。国防军的建立太过仓促，这让他们缺乏必要的教育。为此，一个以哈尔德为首的行政机构应运而生，但这个机构却没能培养出太多杰出的士兵。”
旧的总参谋部制度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也能让个人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西方列强为了防止战争重演，强制解散了总参谋部——一个能够有效地遏制希特勒，技术性更强且更缺乏政治头脑的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