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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的继任者为魏玛国防军总司令海耶，1930年，海耶因年龄原因退役，他的职务由哈默斯坦因继任。两个人的才能都无法与塞克特相提并论，但总体而言，两者都能将塞克特的政策延续下来。哈默斯坦因对纳粹运动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他认为纳粹的信条和权谋手段都令人厌恶，甚至打算为了阻止希特勒而对纳粹采取强制措施——哪怕是抛弃掉塞克特“不干涉政治”的信条。
然而，老迈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还是决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确立了他基于宪法之上的权力；而其他将领也不理解哈默斯坦因的担忧，他们“纯正而简单”，这让哈默斯坦因的努力前功尽弃。
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就任命布隆伯格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人事任命。这个人选来自莱歇瑙上校的推荐，莱歇瑙曾在东普鲁士担任过布隆伯格的参谋长，他野心勃勃又与希特勒来往密切。而布隆伯格本人则对希特勒没有太多的了解，性格上的许多方面也与希特勒截然相反，但他单纯的军人精神让他立刻就接受了任命，并在这一位置上恪尽职守。
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布隆伯格曾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担任德国代表团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只有五十多岁，与其他德军将领相比还很年轻，而这样一个年轻人忽然青云直上，难免会招致他人的嫉妒。本来，德军高级将领就很轻视希特勒这个“波西米亚下士”，这种态度使他们更嫉恨得到希特勒提拔的布隆伯格。虽然，许多高级将领因希特勒的想法与他们的军事扩张计划相契合而支持希特勒上台，但当这个“波西米亚下士”竟要直接干涉军事指挥时，他们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轻视和冷嘲热讽，而他基于个人偏好所做出的人事任命也自然会受到他们的质疑。
这种来自高级将领的质疑和排斥让布隆伯格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见，转而采取更依赖、更能紧密追随希特勒的行事方针。讽刺的是，布隆伯格的性格与“普鲁士”特有的生硬截然相反，他生性和善文雅，这让他在工作中感到十分不自在。他的这种矛盾的状态，也令他被其他军官戏称为“橡皮狮子”。
布隆伯格与那些性格暴虐、胆大妄为的新政府军官截然不同。他比其他将领更同情纳粹，部分原因在于他更理想主义，他浪漫而热情洋溢的性格让他很容易无视很多现象。纳粹运动吸引了许多像布隆伯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大多比布隆伯格还要年轻，但这些军人往往成长缓慢；而布隆伯格则热情洋溢，推崇骑士精神，并将现代军人职业作为高尚道德的完美体现平台。1932年，我曾在日内瓦见过他一面，那时他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他十分关心新的军事思想，尤其热衷于以战术策略进行博弈的新军事艺术理念；他还十分热衷于恢复骑士精神，并以极为浪漫而文采斐然的叙述向我说明战争中“绅士风度”的意义与作用。对高级将领进行长期的密切观察往往令人对他们的军人精神产生怀疑，但布隆伯格却与众不同，虽然他稍显天真，但他对军人的职业信念却是无比真挚的。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谦逊平和，言谈坦然爽快，举止也与嚣张跋扈的那些军官大不相同。但不幸的是，他不得不被两个敌对集团夹在中间，努力去缓解双方水火不容的矛盾纷争。如果处在更好的环境下，相信他本可成为一个更为伟大的人物。
布隆伯格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上，也曾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贡献。人们曾普遍认为，在“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德军的表现会远比“一战”时更糟糕，但事实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相对于“一战”，“二战”中的德军在与西方劲敌较量时，总体上是能够更好地遵守战争规则的。他们不仅改进了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更注意让自己的举动不会成为历史的污点。这一点要归功于布隆伯格和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将领们，他们致力于教化国防军，向他们灌输军人应有的文明规范。1940年德军在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德军表现得十分克制，这与1914年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布隆伯格的这种努力，不仅让被征服国家能够缓和战败的痛苦，人民饱受创伤的心理也得到了安抚，如果不是后来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胡作非为，这一方针还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布隆伯格还对德军战术发展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哈默斯坦因保证了德军进攻的传统理论得以延续，但他的思想既缺乏用于训练的物质手段，也缺乏能够让他们的攻势更锐利的新技术。而布隆伯格不仅有过在东普鲁士进行新战术实验的经历，还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防御具有独特优势，并试图将它的优势转化为进攻的辅助手段。这种新战术不再去强攻防守严密的敌方阵地，而是通过佯装撤退或突袭敌方关键交通线的方式，引诱敌人离开防线，诱使其贸然进攻从而陷入混乱，我方则趁其慌乱时发动反攻而获取胜利。我在研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谢尔曼在佐治亚州的战役过程中，曾被他的“诱饵战术”所体现出的巨大威力所折服，他将进攻和防御战术相结合，使其如利剑与盾牌的配合一般完美。我会在未来的著作中详细阐述这一战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而布隆伯格对这一战术的兴趣，正是令我能够接触到这一战术的契机。
相比于大多数将领，布隆伯格更青睐以坦克代替骑兵的新机动战的理念。当时，除了皇家坦克军团，英军上下都对这一理念缺乏兴趣；而德军的莱歇瑙则十分拥护这一理念，还亲自将我的著作译为德语。不过他并没有像古德里安和托马一样全面接受装甲战思想——他们从1934年开始，就直接着手打造德国的装甲部队了。
在“二战”刚刚开始的两年中，出于德国装甲部队的无坚不摧和装甲战术的优异实践成果，人们往往对“一战”后强制解除战败国武装的措施报以讽刺挖苦的态度。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些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它迫使德军领导层曾为避免裁减军备而想出无数对策——它们大多收效甚微，军力依旧严重受限，对协约国更无法构成实质上的威胁。直到当纳粹公开违背《凡尔赛条约》，协约国却表现出犹豫不决时，德军才得以借机强大起来。另外，强制裁军也让德国被迫废弃1914—1918年累积的陈旧武器，而协约国却保留了这些武器，并被这些过时的武器束缚了思想，导致他们自命不凡，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当德军卷土重来后，他们就能够在新的战术理念指挥下在更大的空间中发展新式武器。
战胜国对德军总参谋部的查禁也推动了新的军事理念的发展。如果维持旧总参谋部，保留其老套的框架组织，以及庞杂的外部结构，它就会如同其他总参谋部一般被冗员所拖累而变得呆滞。而在被迫转入地下后，德军总参谋部就可以不再受行政事务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思考未来的军队建设，作战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毕竟，像总参谋部这样的军事组织是可以从物理上摧毁，却无法从思想上进行压制的。
事实证明，真正阻碍德军走向现代化的，是内部的保守主义与利益纠葛，而不是凡尔赛和约这样的外部限制。和约要求的强制裁军，实质上为德军实现更高效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一旦政治上的时机成熟，德军便可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作为国防部长，布隆伯格能促进他热衷的新理念得到贯彻，并避免这一理念像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那样被死守“传统”的老将军们抵制。但是，他的“缓冲器”一般的政治地位，还是阻碍了他的理念的迅速传播和发展。1933年，布隆伯格希望由莱歇瑙接替哈默斯坦因担任陆军总司令，却遭到了高级将领们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的建议下，兴登堡选择了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一个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能代表保守势力的军事全才。保守势力对新式武器的看法较为消极，比如弗里奇虽然深知坦克和飞机有多重要，但还是将他们视为只能作为传统军队附属的“新贵”；而后来的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更是像指责纳粹一样批评坦克的“革命”。在它们的影响下，虽然在德国，新式武器的应用程度比其他国家更高，但他们的应用依旧是在新旧模式之间不断迁就妥协的。
弗里奇曾于1920年到1922年间在塞克特手下参与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后被调到部队中担任炮兵营长，随后又成为东普鲁士的参谋总长。1927年，他被调回国防部，担任布隆伯格的助理，协助布隆伯格全面主持工作。在那里，他主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准备在西线巩固对法防御的同时对波兰进行突然袭击。这一计划是1939年突袭波兰战略的雏形，不过由于1939年的德军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械化，该战略的规模和实施速度是远超弗里奇的原计划的。
在纳粹上台前期，弗里奇显露出了老派德国军官中罕见的外交才能。对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的一些棘手问题，如为何增加军事预算，为什么要建设如此规模庞大的参谋和教官队伍等，弗里奇总能熟练地予以解释，并通过爱国主义呼吁、巧妙利用批评人士的弱点和培养与他们的感情来让他们缄口不言。弗里奇是个性格冷峻不苟言笑的人，但在需要的时候，他也能变得和蔼可亲。
当纳粹的权力不断膨胀后，将军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既坚毅又能有外交才干的领袖才能保住地位，而弗里奇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被誉为战略家，又具有多项优良品质，因此在1934年，他被晋升为陆军总司令。上任后，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遏制以罗姆上尉为首的纳粹党非职业军人的野心，并对抗增强势力后的他们可能给职业军人的权力和利益带来的威胁。他通过向希特勒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人试图加强冲锋队的武器装备以取代正规军，并为发动推翻希特勒本人的政变铺平道路，而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也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和他们站在统一战线。最终，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并于1934年6月30日进行了名为“长刀之夜”的血腥清洗。
这一行动不仅加强了弗里奇与希特勒的关系，也使他赢得了许多出于各种原因而忌惮纳粹势力的德国各派势力的声援支持，从而令他在内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以谋略成功牵制了希姆莱的势力，确立了陆军司令部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在对外事务的处理上，他们的关系却逐渐紧张起来——不是政策是否合理，而是节奏是否太快。弗里奇和他的同僚们喜欢希特勒对德国平等权利的强烈主张，也支持他说要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态度（在希特勒的支持下，1933年，德军着手将陆军从现有的8个师扩充到24个师，并制造必要的装备）。但他们对希特勒在1933年10月突然决定退出国际联盟的事情表示怀疑，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征询过陆军首脑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会让德国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孤立状态。他们还对希特勒在演讲中大肆攻击苏联感到担忧，因为红军领导人与他们的关系不错，红军为他们提供了便利，让他们能用因和约而禁止在德国使用的新装备进行练习。
1935年3月，希特勒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摆脱了和约的军备束缚，将会组建一支由36个师组成的军队，并重新实行征兵制。这是一个没有和陆军首脑们事先协商的决定，令陆军首脑大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宣言根本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有为组建36个师做任何准备。尽管他们很喜欢扩充军队的想法，但他们认为把国防军的兵力增加三倍可能会降低作战效率。他们对这一决定的质疑态度惹怒了希特勒，因为他的宣布并没有引起什么严正的抗议，也没有实质性的怀疑。希特勒觉得，在这个特殊时期，将领们却表现得很冷淡。
一年后，希特勒派德军重新进驻莱茵非军事区，令世界为之震撼。这次他征求了陆军首脑的意见，但只是在这次行动的前夕——他们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来起草并向部队发布命令。布隆伯格严重质疑这一决定，尤其担心进军莱茵河以西可能带来风险。希特勒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只派三个营过河，一旦法国有强烈反应，他也能及时撤军。但法国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希特勒一边为他的冒险成功感到兴奋，一边又为德军将领看似与他步调一致，实际却试图延缓节奏的做法感到恼火。
由于英法政府采取绥靖政策，纳粹领导人越发胆大妄为。他们为了确保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而强行干预了西班牙内战，从而建立了一个横亘于英法海上交通线上的法西斯势力。弗里奇也热衷于将西班牙战场作为德军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实验性演练场，为此他派出了一小支部队，试用新式武器和战术。但他也精明地发现，西班牙在战略上是一个尴尬的地方，不应在此冒险向英法公开挑衅。他的这种谨小慎微让正为陶醉于胜利的纳粹领导人所厌恶，而他正在进行的改善与苏联红军关系的外交活动更令纳粹感到强烈不满。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固执态度，让弗里奇的敌对势力有了诬陷诋毁的肥沃土壤；而弗里奇在军官团体中努力维持旧式精神，拒绝纳粹意识形态渗透的态度更让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而弗里奇和布隆伯格的裂痕也不断扩大。弗里奇和他的同僚们觉得，布隆伯格沉溺于希特勒所赐予的权力之中，没有全力去维护军官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布隆伯格在制服上戴着纳粹勋章，象征着他卑躬屈膝的服从精神。他们甚至还称布隆伯格为“小希特勒”，这是纳粹电影中描绘的一个狂热崇拜希特勒的男孩的名字。
1938年1月，德军发生了一场危机。布隆伯格与他办公室中的一位打字员结婚了，这桩婚姻得到了希特勒的肯定，他认为这次婚礼证明了国社党德国的军事领导人思想开明，能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而不只与自己社会阶层的人结婚。为了表达支持，希特勒亲自作为见证人参加了婚礼。而布隆伯格的同僚们则认为这桩婚姻极不体面，但当时传闻的“军官一致抗议导致布隆伯格下台”的消息却并不属实——即使真的有什么抗议，希姆莱也早就抢在他们前面下手了。
婚礼结束后，希姆莱很快便向希特勒出示了一份警方密案，声称新娘原为妓女（战后美国的调查显示，新娘是希姆莱故意安插在布隆伯格的办公室中的，他通过这一方法让布隆伯格落入陷阱），而亲自出席“妓女”婚礼的希特勒自然就成了笑柄。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不仅解除了布隆伯格的职务，甚至从军官名单里将其删除。
这件事本不足以令将领们感到担忧，但随后而来的第二件事却让他们深感恐惧。希姆莱又抛出了另一卷警方密件，指控弗里奇为同性恋。虽然这份密件指控的是另一个名叫弗里奇的人，但当希特勒要求弗里奇作出解释时，希姆莱却让一位证人当面指认涉案的正是弗里奇。据此，希特勒便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
据勒里希特将军所说，希姆莱的这一举动是为了阻止弗里奇接管布隆伯格的职务和权力，以及国防军乃至整个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任何国防部长的继任者都会成为戈林的上司，而弗里奇资历比戈林更高，也是戈林之外适合继任的唯一人选。希姆莱干预此事，并不是为了戈林，而是出于自己的野心。他所有的行动举措都是为了让党卫队逐步篡夺军权。”
弗里奇要求设立一个调查法庭，这一要求在经历重重波折后，在伦德施泰特代表高级将领们强烈要求下才得到同意。在勉强同意举行听证后，希姆莱又试图亲自主持法庭调查，但司法部部长及时对弗里奇伸出了援手，宣布此案必须交付军事法庭审理。希姆勒接着试图争取辩方的证人，为了保障证人能够安全出庭，将军们派出士兵护送证人。在审讯中，希姆勒的主要证人否认了自己的证词，并为此丢了性命。在众人的努力下，弗里奇才得以洗刷冤屈。
但就在调查进行的同时，希特勒为了攫取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公开声称他对将军们的行为非常失望。布隆伯格被罢黜，被希特勒视为只会溜须拍马的凯特尔得以接任布隆伯格的位置。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取代弗里奇。等到弗里奇被证明清白时，所有的位置都已被希特勒安排的人选所占据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落幕，希特勒最终一手遮天，希姆莱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在希特勒控制权力的每个阶段，他都利用了各个派系嫉妒和保守的本能。他很善于利用这些因素，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限制任何可能限制他的目标的机关的发展。1935年，德国重组了总参谋部，但它并没有从前那样大的权力。总参谋长必须服从陆军总司令，政治事务则由国防部部长处理。此外，国防部部长布隆伯格还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
国防军最高司令部（O.K.W.）负责处理三个军种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小型的“国土保卫科”，以处理与边界问题相关的事务及三个军种的协调问题。这似乎是想组建国防军总参谋部，但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顾虑，这种设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陆军总司令部（O.K.H.）十分反感这样的发展，认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取代他们成为老总参谋部的继承人。他们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历史悠久的组织从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并不熟悉军事的机构。德国的军事问题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应该有掌控全局的作用。海军也不愿意被“旱鸭子”所指挥，空军总司令戈林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是强烈反对这一意见。为了避免遭受阻挠，布隆伯格不断强调新的协调机关只是一个小机构，不会成为各军种的领导者。至于希特勒，虽然他想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权力，但他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上级机构来代替它，阻碍他控制所有权力。因此，他也反对发展国防军总参谋部。后来，布隆伯格被撤职后，他便直接将国防军参谋部直接局限成自己手下的一个“部门”。
此时，陆军总参谋部虽然服从着希特勒的指挥，但还控制着制定战略的权力。然而，希特勒一直在寻找机会，以便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他的野心，让他能掌控制定战略的权力。
第二年冬天，希特勒又废除了一项自1813年便存在的规则：在做出军事决定时，所有的总参谋部人员都要与他们的长官共同对决定负责，但有权保留不同意见。这一规定让总参谋部有权越级向上申诉。而在废除以后，总参谋长便不能再发表独立意见，而是严格地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这一改变削弱了总参谋长和其他所有总参谋部人员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