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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克特的继任者为魏玛国防军总司令海耶，1930年，海耶因年龄原因退役，他的职务由哈默斯坦因继任。两个人的才能都无法与塞克特相提并论，但总体而言，两者都能将塞克特的政策延续下来。哈默斯坦因对纳粹运动的日益壮大感到不安，他认为纳粹的信条和权谋手段都令人厌恶，甚至打算为了阻止希特勒而对纳粹采取强制措施——哪怕是抛弃掉塞克特“不干涉政治”的信条。
然而，老迈的共和国总统兴登堡还是决定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确立了他基于宪法之上的权力；而其他将领也不理解哈默斯坦因的担忧，他们“纯正而简单”，这让哈默斯坦因的努力前功尽弃。
希特勒上台后，立刻就任命布隆伯格为国防部长，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人事任命。这个人选来自莱歇瑙上校的推荐，莱歇瑙曾在东普鲁士担任过布隆伯格的参谋长，他野心勃勃又与希特勒来往密切。而布隆伯格本人则对希特勒没有太多的了解，性格上的许多方面也与希特勒截然相反，但他单纯的军人精神让他立刻就接受了任命，并在这一位置上恪尽职守。
在出任国防部长之前，布隆伯格曾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担任德国代表团的首席军事顾问。他只有五十多岁，与其他德军将领相比还很年轻，而这样一个年轻人忽然青云直上，难免会招致他人的嫉妒。本来，德军高级将领就很轻视希特勒这个“波西米亚下士”，这种态度使他们更嫉恨得到希特勒提拔的布隆伯格。虽然，许多高级将领因希特勒的想法与他们的军事扩张计划相契合而支持希特勒上台，但当这个“波西米亚下士”竟要直接干涉军事指挥时，他们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轻视和冷嘲热讽，而他基于个人偏好所做出的人事任命也自然会受到他们的质疑。
这种来自高级将领的质疑和排斥让布隆伯格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主见，转而采取更依赖、更能紧密追随希特勒的行事方针。讽刺的是，布隆伯格的性格与“普鲁士”特有的生硬截然相反，他生性和善文雅，这让他在工作中感到十分不自在。他的这种矛盾的状态，也令他被其他军官戏称为“橡皮狮子”。
布隆伯格与那些性格暴虐、胆大妄为的新政府军官截然不同。他比其他将领更同情纳粹，部分原因在于他更理想主义，他浪漫而热情洋溢的性格让他很容易无视很多现象。纳粹运动吸引了许多像布隆伯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虽然他们大多比布隆伯格还要年轻，但这些军人往往成长缓慢；而布隆伯格则热情洋溢，推崇骑士精神，并将现代军人职业作为高尚道德的完美体现平台。1932年，我曾在日内瓦见过他一面，那时他就已经展现出了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他十分关心新的军事思想，尤其热衷于以战术策略进行博弈的新军事艺术理念；他还十分热衷于恢复骑士精神，并以极为浪漫而文采斐然的叙述向我说明战争中“绅士风度”的意义与作用。对高级将领进行长期的密切观察往往令人对他们的军人精神产生怀疑，但布隆伯格却与众不同，虽然他稍显天真，但他对军人的职业信念却是无比真挚的。他身材高大魁梧，性格谦逊平和，言谈坦然爽快，举止也与嚣张跋扈的那些军官大不相同。但不幸的是，他不得不被两个敌对集团夹在中间，努力去缓解双方水火不容的矛盾纷争。如果处在更好的环境下，相信他本可成为一个更为伟大的人物。
布隆伯格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上，也曾做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贡献。人们曾普遍认为，在“普鲁士军国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双重影响下，德军的表现会远比“一战”时更糟糕，但事实却出乎人们的意料：相对于“一战”，“二战”中的德军在与西方劲敌较量时，总体上是能够更好地遵守战争规则的。他们不仅改进了自己的言行举止，也更注意让自己的举动不会成为历史的污点。这一点要归功于布隆伯格和一批与他志同道合的将领们，他们致力于教化国防军，向他们灌输军人应有的文明规范。1940年德军在入侵比利时和法国时，德军表现得十分克制，这与1914年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布隆伯格的这种努力，不仅让被征服国家能够缓和战败的痛苦，人民饱受创伤的心理也得到了安抚，如果不是后来盖世太保和党卫队胡作非为，这一方针还能产生持续的影响。
布隆伯格还对德军战术发展的转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哈默斯坦因保证了德军进攻的传统理论得以延续，但他的思想既缺乏用于训练的物质手段，也缺乏能够让他们的攻势更锐利的新技术。而布隆伯格不仅有过在东普鲁士进行新战术实验的经历，还能清楚地认识到现代防御具有独特优势，并试图将它的优势转化为进攻的辅助手段。这种新战术不再去强攻防守严密的敌方阵地，而是通过佯装撤退或突袭敌方关键交通线的方式，引诱敌人离开防线，诱使其贸然进攻从而陷入混乱，我方则趁其慌乱时发动反攻而获取胜利。我在研究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联邦军著名将领谢尔曼在佐治亚州的战役过程中，曾被他的“诱饵战术”所体现出的巨大威力所折服，他将进攻和防御战术相结合，使其如利剑与盾牌的配合一般完美。我会在未来的著作中详细阐述这一战术在现代战争中的应用，而布隆伯格对这一战术的兴趣，正是令我能够接触到这一战术的契机。
相比于大多数将领，布隆伯格更青睐以坦克代替骑兵的新机动战的理念。当时，除了皇家坦克军团，英军上下都对这一理念缺乏兴趣；而德军的莱歇瑙则十分拥护这一理念，还亲自将我的著作译为德语。不过他并没有像古德里安和托马一样全面接受装甲战思想——他们从1934年开始，就直接着手打造德国的装甲部队了。
在“二战”刚刚开始的两年中，出于德国装甲部队的无坚不摧和装甲战术的优异实践成果，人们往往对“一战”后强制解除战败国武装的措施报以讽刺挖苦的态度。但从实际效果来说，这些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它迫使德军领导层曾为避免裁减军备而想出无数对策——它们大多收效甚微，军力依旧严重受限，对协约国更无法构成实质上的威胁。直到当纳粹公开违背《凡尔赛条约》，协约国却表现出犹豫不决时，德军才得以借机强大起来。另外，强制裁军也让德国被迫废弃1914—1918年累积的陈旧武器，而协约国却保留了这些武器，并被这些过时的武器束缚了思想，导致他们自命不凡，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当德军卷土重来后，他们就能够在新的战术理念指挥下在更大的空间中发展新式武器。
战胜国对德军总参谋部的查禁也推动了新的军事理念的发展。如果维持旧总参谋部，保留其老套的框架组织，以及庞杂的外部结构，它就会如同其他总参谋部一般被冗员所拖累而变得呆滞。而在被迫转入地下后，德军总参谋部就可以不再受行政事务的约束，可以集中精力思考未来的军队建设，作战效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毕竟，像总参谋部这样的军事组织是可以从物理上摧毁，却无法从思想上进行压制的。
事实证明，真正阻碍德军走向现代化的，是内部的保守主义与利益纠葛，而不是凡尔赛和约这样的外部限制。和约要求的强制裁军，实质上为德军实现更高效的现代化扫清了道路。一旦政治上的时机成熟，德军便可走上快速发展之路。
作为国防部长，布隆伯格能促进他热衷的新理念得到贯彻，并避免这一理念像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那样被死守“传统”的老将军们抵制。但是，他的“缓冲器”一般的政治地位，还是阻碍了他的理念的迅速传播和发展。1933年，布隆伯格希望由莱歇瑙接替哈默斯坦因担任陆军总司令，却遭到了高级将领们的一致反对。在他们的建议下，兴登堡选择了维尔纳·冯·弗里奇将军——一个在政治和军事上都能代表保守势力的军事全才。保守势力对新式武器的看法较为消极，比如弗里奇虽然深知坦克和飞机有多重要，但还是将他们视为只能作为传统军队附属的“新贵”；而后来的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更是像指责纳粹一样批评坦克的“革命”。在它们的影响下，虽然在德国，新式武器的应用程度比其他国家更高，但他们的应用依旧是在新旧模式之间不断迁就妥协的。
弗里奇曾于1920年到1922年间在塞克特手下参与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后被调到部队中担任炮兵营长，随后又成为东普鲁士的参谋总长。1927年，他被调回国防部，担任布隆伯格的助理，协助布隆伯格全面主持工作。在那里，他主要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准备在西线巩固对法防御的同时对波兰进行突然袭击。这一计划是1939年突袭波兰战略的雏形，不过由于1939年的德军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机械化，该战略的规模和实施速度是远超弗里奇的原计划的。
在纳粹上台前期，弗里奇显露出了老派德国军官中罕见的外交才能。对民主党派的代表提出的一些棘手问题，如为何增加军事预算，为什么要建设如此规模庞大的参谋和教官队伍等，弗里奇总能熟练地予以解释，并通过爱国主义呼吁、巧妙利用批评人士的弱点和培养与他们的感情来让他们缄口不言。弗里奇是个性格冷峻不苟言笑的人，但在需要的时候，他也能变得和蔼可亲。
当纳粹的权力不断膨胀后，将军们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既坚毅又能有外交才干的领袖才能保住地位，而弗里奇正是最合适的人选。他不仅被誉为战略家，又具有多项优良品质，因此在1934年，他被晋升为陆军总司令。上任后，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遏制以罗姆上尉为首的纳粹党非职业军人的野心，并对抗增强势力后的他们可能给职业军人的权力和利益带来的威胁。他通过向希特勒提供证据，证明这些人试图加强冲锋队的武器装备以取代正规军，并为发动推翻希特勒本人的政变铺平道路，而党卫队首领、盖世太保总管希姆莱也出于自身的利益而选择和他们站在统一战线。最终，他们成功地说服了希特勒，并于1934年6月30日进行了名为“长刀之夜”的血腥清洗。
这一行动不仅加强了弗里奇与希特勒的关系，也使他赢得了许多出于各种原因而忌惮纳粹势力的德国各派势力的声援支持，从而令他在内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以谋略成功牵制了希姆莱的势力，确立了陆军司令部至高无上的地位。
然而，在对外事务的处理上，他们的关系却逐渐紧张起来——不是政策是否合理，而是节奏是否太快。弗里奇和他的同僚们喜欢希特勒对德国平等权利的强烈主张，也支持他说要把德国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的态度（在希特勒的支持下，1933年，德军着手将陆军从现有的8个师扩充到24个师，并制造必要的装备）。但他们对希特勒在1933年10月突然决定退出国际联盟的事情表示怀疑，这件事事先并没有征询过陆军首脑的意见。他们认为，这会让德国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孤立状态。他们还对希特勒在演讲中大肆攻击苏联感到担忧，因为红军领导人与他们的关系不错，红军为他们提供了便利，让他们能用因和约而禁止在德国使用的新装备进行练习。
1935年3月，希特勒不顾一切地向全世界宣布，他已经摆脱了和约的军备束缚，将会组建一支由36个师组成的军队，并重新实行征兵制。这是一个没有和陆军首脑们事先协商的决定，令陆军首脑大为吃惊的是，希特勒的宣言根本是虚张声势，他们并没有为组建36个师做任何准备。尽管他们很喜欢扩充军队的想法，但他们认为把国防军的兵力增加三倍可能会降低作战效率。他们对这一决定的质疑态度惹怒了希特勒，因为他的宣布并没有引起什么严正的抗议，也没有实质性的怀疑。希特勒觉得，在这个特殊时期，将领们却表现得很冷淡。
一年后，希特勒派德军重新进驻莱茵非军事区，令世界为之震撼。这次他征求了陆军首脑的意见，但只是在这次行动的前夕——他们只有不到24小时的时间来起草并向部队发布命令。布隆伯格严重质疑这一决定，尤其担心进军莱茵河以西可能带来风险。希特勒做了一些让步，同意只派三个营过河，一旦法国有强烈反应，他也能及时撤军。但法国并没有什么激烈的反应。希特勒一边为他的冒险成功感到兴奋，一边又为德军将领看似与他步调一致，实际却试图延缓节奏的做法感到恼火。
由于英法政府采取绥靖政策，纳粹领导人越发胆大妄为。他们为了确保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将军取得胜利而强行干预了西班牙内战，从而建立了一个横亘于英法海上交通线上的法西斯势力。弗里奇也热衷于将西班牙战场作为德军新式武器和战术的实验性演练场，为此他派出了一小支部队，试用新式武器和战术。但他也精明地发现，西班牙在战略上是一个尴尬的地方，不应在此冒险向英法公开挑衅。他的这种谨小慎微让正为陶醉于胜利的纳粹领导人所厌恶，而他正在进行的改善与苏联红军关系的外交活动更令纳粹感到强烈不满。希特勒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固执态度，让弗里奇的敌对势力有了诬陷诋毁的肥沃土壤；而弗里奇在军官团体中努力维持旧式精神，拒绝纳粹意识形态渗透的态度更让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而弗里奇和布隆伯格的裂痕也不断扩大。弗里奇和他的同僚们觉得，布隆伯格沉溺于希特勒所赐予的权力之中，没有全力去维护军官们的利益。在他们看来，布隆伯格在制服上戴着纳粹勋章，象征着他卑躬屈膝的服从精神。他们甚至还称布隆伯格为“小希特勒”，这是纳粹电影中描绘的一个狂热崇拜希特勒的男孩的名字。
1938年1月，德军发生了一场危机。布隆伯格与他办公室中的一位打字员结婚了，这桩婚姻得到了希特勒的肯定，他认为这次婚礼证明了国社党德国的军事领导人思想开明，能与广大人民打成一片，而不只与自己社会阶层的人结婚。为了表达支持，希特勒亲自作为见证人参加了婚礼。而布隆伯格的同僚们则认为这桩婚姻极不体面，但当时传闻的“军官一致抗议导致布隆伯格下台”的消息却并不属实——即使真的有什么抗议，希姆莱也早就抢在他们前面下手了。
婚礼结束后，希姆莱很快便向希特勒出示了一份警方密案，声称新娘原为妓女（战后美国的调查显示，新娘是希姆莱故意安插在布隆伯格的办公室中的，他通过这一方法让布隆伯格落入陷阱），而亲自出席“妓女”婚礼的希特勒自然就成了笑柄。对此，希特勒大发雷霆，不仅解除了布隆伯格的职务，甚至从军官名单里将其删除。
这件事本不足以令将领们感到担忧，但随后而来的第二件事却让他们深感恐惧。希姆莱又抛出了另一卷警方密件，指控弗里奇为同性恋。虽然这份密件指控的是另一个名叫弗里奇的人，但当希特勒要求弗里奇作出解释时，希姆莱却让一位证人当面指认涉案的正是弗里奇。据此，希特勒便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
据勒里希特将军所说，希姆莱的这一举动是为了阻止弗里奇接管布隆伯格的职务和权力，以及国防军乃至整个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任何国防部长的继任者都会成为戈林的上司，而弗里奇资历比戈林更高，也是戈林之外适合继任的唯一人选。希姆莱干预此事，并不是为了戈林，而是出于自己的野心。他所有的行动举措都是为了让党卫队逐步篡夺军权。”
弗里奇要求设立一个调查法庭，这一要求在经历重重波折后，在伦德施泰特代表高级将领们强烈要求下才得到同意。在勉强同意举行听证后，希姆莱又试图亲自主持法庭调查，但司法部部长及时对弗里奇伸出了援手，宣布此案必须交付军事法庭审理。希姆勒接着试图争取辩方的证人，为了保障证人能够安全出庭，将军们派出士兵护送证人。在审讯中，希姆勒的主要证人否认了自己的证词，并为此丢了性命。在众人的努力下，弗里奇才得以洗刷冤屈。
但就在调查进行的同时，希特勒为了攫取国防军的最高指挥权，公开声称他对将军们的行为非常失望。布隆伯格被罢黜，被希特勒视为只会溜须拍马的凯特尔得以接任布隆伯格的位置。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取代弗里奇。等到弗里奇被证明清白时，所有的位置都已被希特勒安排的人选所占据了。这场精心策划的阴谋最终落幕，希特勒最终一手遮天，希姆莱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
在希特勒控制权力的每个阶段，他都利用了各个派系嫉妒和保守的本能。他很善于利用这些因素，同时又小心翼翼地限制任何可能限制他的目标的机关的发展。1935年，德国重组了总参谋部，但它并没有从前那样大的权力。总参谋长必须服从陆军总司令，政治事务则由国防部部长处理。此外，国防部部长布隆伯格还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
国防军最高司令部（O.K.W.）负责处理三个军种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同时还增加了一个小型的“国土保卫科”，以处理与边界问题相关的事务及三个军种的协调问题。这似乎是想组建国防军总参谋部，但由于其他方面的种种顾虑，这种设想只能停留在理论上。
陆军总司令部（O.K.H.）十分反感这样的发展，认为这会削弱他们的地位，取代他们成为老总参谋部的继承人。他们认为，不应该让他们这样历史悠久的组织从属于一个新成立的并不熟悉军事的机构。德国的军事问题主要来自欧洲大陆，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应该有掌控全局的作用。海军也不愿意被“旱鸭子”所指挥，空军总司令戈林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更是强烈反对这一意见。为了避免遭受阻挠，布隆伯格不断强调新的协调机关只是一个小机构，不会成为各军种的领导者。至于希特勒，虽然他想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权力，但他并不希望看到一个上级机构来代替它，阻碍他控制所有权力。因此，他也反对发展国防军总参谋部。后来，布隆伯格被撤职后，他便直接将国防军参谋部直接局限成自己手下的一个“部门”。
此时，陆军总参谋部虽然服从着希特勒的指挥，但还控制着制定战略的权力。然而，希特勒一直在寻找机会，以便削弱陆军总参谋部的影响力，从而实现他的野心，让他能掌控制定战略的权力。
第二年冬天，希特勒又废除了一项自1813年便存在的规则：在做出军事决定时，所有的总参谋部人员都要与他们的长官共同对决定负责，但有权保留不同意见。这一规定让总参谋部有权越级向上申诉。而在废除以后，总参谋长便不能再发表独立意见，而是严格地服从总司令的指挥。这一改变削弱了总参谋长和其他所有总参谋部人员的影响力。
对于希特勒任命瓦尔特·冯·布劳希奇接替弗里奇，而他自己也接受任命一事，很多人都感到不可思议。布劳希奇明显表现出对从前的共和体制的忠诚，倾向于对政治和经济问题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同时又直言不讳地批评纳粹政策。他很反感容克
的狭隘自私和纳粹的狂妄自大，又被人们认为是个看重荣誉感，绝不自私自利的人。他正气凛然又宽以待人，深得同事和后辈信任。那么，为什么这样的布劳希奇会接受希特勒的委任？是巨大的利益让他迷失，让他屈从于自己的野心；还是他认为只凭一己之力就能匡扶整个德国？看起来，第二种解释更加可信，因为事实证明，在弗里奇被闲置之后，布劳希奇仍与他交好，并不止一次慰问弗里奇，这令纳粹领导人十分反感。而事实也证明，布劳希奇的工作此后也越发困难，难以按照自己的主见来行动。
希特勒选择布劳希奇则纯粹是出于妥协。起初，他想任命莱歇瑙，但伦德施泰特等人表示，这一任命将引起陆军的强烈反对。布劳希奇则被普遍认为是一个稳健而又进步的军人，虽然他是炮兵出身，但他比大多数高级将领更懂得坦克的潜力。在其他方面，他也不像弗里奇代表的那一派那么保守，他深受各个部门欢迎，这一明显的优势有助于消除人们对此次变动背后的政治动机和之前内部斗争的怀疑。他谦逊、恭谨，使人认为他会比弗里奇更容易对付。
然而，希特勒很快就发现，布劳希奇虽然敬贤礼士，但并不比弗里奇更易摆布，他比弗里奇更反对对军队进行政治渗透。他一上任就着手引进福利措施，改善普通士兵的生活条件，争取让他们退役后有好前景；同时，他加强军队纪律，加速军队装备更新换代的进程，又坚决阻止纳粹与军队产生接触，延缓纳粹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使德国不会过早地陷入冲突。他的政策得到了总参谋长贝克的支持。贝克能力超群，性格刚毅，但却属于“反坦克”派，抵制希特勒的侵略政策，低估希特勒运用新式武器可能取得的成果。
同年夏天，在希特勒确定了他的布局后，布劳希奇召集了全体高级将领，告诉他们贝克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如果大家在听完后对内容表示同意，他就会将备忘录面呈希特勒。贝克随即当众宣读了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德国的政策应该规避战争风险，尤其在“苏台德地区这样的小问题”上不应铤而走险。它指出德国军队的弱点，认为他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战胜可能形成的多国联军，并强调，即使美国不直接参战，也有可能利用自己的资源向德国的对手提供武器和装备。
伦德施泰特向我介绍了此次会议的情况，他说：“当贝克读完备忘录后，布劳希奇站起来，问在场的人是否有人对这一备忘录有反对意见。见没有人表示异议后，备忘录便被送到了希特勒面前。希特勒读完便勃然大怒。”结果，贝克被撤职，哈尔德取代了他。
虽然反对派遭到了暂时挫败，但当捷克斯洛伐克危机在9月达到白热化的程度时，布劳希奇还是向希特勒谏言德国军队没有做好战争的准备，并警告希特勒不要轻易挑起战火。新上任的哈尔德也没有跟随希特勒的步调，而是与贝克一样支持布劳希奇。他的军事理念比贝克更进步，在政治方面也有着长远眼光，不愿意拿德国的未来作赌注。他的性格比布劳希奇更为强势，也更倾向于与希特勒硬碰硬。他们的反应，让希特勒明白想要离间团结的军官集团依旧困难。而在认识到希特勒仍将固执己见后，哈尔德开始加快步伐，准备以军事政变来反对希特勒的政策和制度。
但是，由于战争准备不足，英法政府根本不愿为捷克斯洛伐克选择开战，这让希特勒在慕尼黑轻而易举就吞并了苏台德地区。
接二连三的好消息令希特勒开始变本加厉。第二年春天，他推翻了慕尼黑协定，突然发动政变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全部领土。此后他又迅速进逼波兰，要求收回但泽，并修建一条横穿“波兰走廊”而进入东普鲁士的域外铁路和公路：而这一要求立刻被波兰拒绝了，在英国的支持下，波兰开始变得态度强硬起来。那时的希特勒早已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也无法理解自己所谓“有限的要求”早已失去了温和的表象，波兰的拒绝让他感到十分挫败，恼羞成怒的他下令将作战部署以比原规划快得多的速度进行推进。虽然他仍然希望波兰人能退让妥协，从而保住自己的面子，但他更倾向于在风险不是太大的前提下发动战争。
当他在这个问题上咨询军事将领时，布劳希奇的答复比凯特尔更明确。布劳希奇认为，如果反抗仅限于波兰、法国和英国，德国“很可能”会得到一个有利的结果。但他强调说，如果德国还要与苏联作战，就不会有太大的获胜机会了。这些讨论随后被法国驻柏林大使库隆德尔获悉，并在6月初将其报告给了法国政府。
布劳希奇在波兰问题上的犹豫，对意大利作为盟友价值的贬低和对军队纳粹化的阻止让纳粹分子十分恼火，并为此而发起了反对布劳希奇的运动。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布劳希奇公开表示效忠元首，并在坦能堡的一次演讲中威胁了波兰——虽然这些行为也可以解释为他的自我表白。他发表这样的讲话也可以理解为他并不认为这番言论能带来多大的风险，因为任何了解当时格局的人都明白，如果苏联袖手旁观，在毫无希望的战略地位下，英法是不可能为波兰而不惜一战的。在布劳希奇阐述了自己对苏联的看法后，希特勒被迫重新制定了全部战略计划，进行了必要的政治转向，迅速着手与苏联签订协议，确保苏联能保持中立。这种迅速，与英国政府在与苏联谈判时表现出的迟疑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英国政府还是无视了军事推导结果，决定对德宣战，并把法国也拖入了战争之中。而在英国军事战略的错误逐渐显现之前，希特勒已经下令突袭波兰了。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也将自己的忧虑暂时搁置，专注执行军事行动。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亲自制定了突袭波兰的战略规划，确保了德军的迅速取胜。他们准确把握了德军传统的精髓——充分放权，让前线指挥官们享有充分的自主权，确保部队能够灵活机动、先发制人。作为主力部队的伦德施泰特南部集团军群在突破波兰防线后，伦德施泰特派遣莱歇瑙率领拥有大量机械化师的第10集团军向北转向华沙，切断波兰主要军队的后方。这一战略决定了整个波兰战场的局势，本来陆军总司令部以为波兰已经撤退到东南部，便命令第10集团军直线前进越过维斯瓦河。但是，伦德施泰特和他的参谋长曼施坦因判定波兰的主力部队仍在华沙以西，如果全力堵截就可以将他们围歼在维斯瓦河附近。在此战的关键时刻中，前线指挥官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下达命令，他们做出的作战方案也体现了这一方针的巨大价值。而在下一次战役出现类似的情况时，希特勒却坚持将自己的决策强加于一线指挥官，而这种一意孤行也使德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希特勒虽然深深陶醉于对波兰的胜利，但也怀着一丝恐惧：如果西线不能确保稳定，东线形势会很快恶化。陶醉和恐惧交互作用，令他在采取新行动时变得愈发鲁莽。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没有像希特勒一样陶醉在对波兰的胜利中。局势尘埃落定后，他们便意识到胜利带来的后果是十分棘手的，卷入更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已经出现。波兰战役结束后，希特勒开始谋划下一步的攻势，他试图让部队乘胜挥师西进，迫使盟国求和从而独霸西欧。但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出于长远考虑均表示了反对，为了阻止希特勒，他们甚至打算发动军事政变。而几个月的按兵不动也不足以使局势恢复和平，当年冬季，温斯顿·丘吉尔在广播中公开号召盟国向德国“开战”（opening up the war），这一类的表态也鼓动希特勒准备先发制人，发动战争的动力开始不断推动事态进一步发展。
1940年4月，德军入侵挪威，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在没有预谋的情况下就忽然发动攻势。根据纽伦堡审判时的证据，入侵挪威与其说是出于希特勒的欲望不如说是出于惶恐，游说和挑衅让他选择了出兵，而这次出兵也让他陷入身不由己的窘境——哪怕他轻而易举就在挪威取得了胜利。最先展开游说的是挪威亲纳粹分子维德昆·吉斯林，他认为无论挪威政府是否默许，英国都可能占领挪威海岸。海军最高司令部对这种可能的危险感到焦虑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论断，他们认为英国一旦控制挪威海岸，就会加强对德国的海上封锁，使德军潜艇部队一筹莫展。而自1939年11月底苏芬战争爆发，英法两国向芬兰提供援助后，出于对英国的担忧，德军也已开始敏锐地怀疑英法的援助隐藏着攫取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战略控制权的图谋。然而，希特勒坚持认为，挪威如果保持中立可以避免战争扩大，这对德国更有利。12月，在与吉斯林会晤后，希特勒决定按兵不动，看看吉斯林能否在挪威发动政变，从而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在丘吉尔公开呼吁中立国加入对希特勒的作战后，盟军行动持续升级，焦灼的情绪也逐渐加剧。1940年2月18日，英国驱逐舰“哥萨克”号驶入挪威海域，从德国补给船“阿尔特马克”号将被劫持的英国船员营救出来。这一行动，正是时任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亲自下达的命令。希特勒怒不可遏，他认为如果丘吉尔仅仅为营救几个囚犯就可破坏挪威的中立地位，那么他也极有可能直接切断对德国至关重要的纳尔维克铁矿石供应。
关于入侵挪威的问题，伦德施泰特曾这样告诉我：“听到丘吉尔的广播，希特勒气急败坏。正如同罗斯福的讲话一样，这样的做法目的就是为了激怒他。希特勒一再与陆军最高司令部发生争吵，特别是在挪威问题上。他说，如果德国不先发制人，英国人就会占据这个地区。”当时在海军高级司令部服役的海军上将沃斯也证明了这一点，他当时目睹了这场争论，并说：“英国攻击阿尔特马克号对希特勒做出决策具有决定性作用，是触发进攻挪威的‘导火索’。”
紧接着，希特勒命令法尔肯霍特将军以机密行动直接夺取挪威港口。2月23日，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说：“想要维持铁矿石运输路线畅通，同时稳定总体局势，最佳策略是保持挪威中立。”但随后他又说道：“正如从前所说，我们决不允许英国占据挪威。我们决不能无所作为。”
此时，来自挪威的情报显示，吉斯林的党派势力逐渐减弱；而来自英国的情报则显示，某个针对挪威的军事行动正在计划中，军队和运输工具正在集结。3月1日，希特勒正式发出绝密指令：要求德国三军部队做好占领挪威的全面准备，代号为“威悉河演习”。9日，海军高级司令部呈递作战计划，考虑到英国攻占挪威迫在眉睫，计划详述了行动的紧迫性。将领们如坐针毡，但准备工作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派遣潜艇在港口外驻扎，以防英国运输舰先行登陆。
13日，芬兰投降，失去了在纳尔维克登陆借口的盟军的计划暂时被打乱了。26日，雷德尔上将会见希特勒时表示，英国在挪威登陆的危险不再紧迫，但他认为英国很快就会另寻借口，并重新筹划中断铁矿石运输。“德国必须尽快将攻占挪威的‘威悉河演习’远征行动付诸实施。”与其延误，不如抢先下手。对此观点，希特勒表示同意，并确定了行动日期。入侵挪威的行动已经是箭在弦上，而此时盟国也决定对挪威和瑞典政府重新施压。4月5日，他们决定在挪威水域布置一条水雷带，第一批护航部队也将于8日启航前往纳尔维克。但是布雷行动直到7日晚才开始，第二天下午，德国入侵部队就启航了。
4月9日早，德国军队的小分遣队乘坐战舰，轻而易举地就占据了奥斯陆到纳尔维克的挪威主要港口。这一结果表明，盟军的计划缺乏卓有成效的实施手段，他们的反击行动没有起到作用，让德国占领了整个挪威和丹麦。此次征服没有耗费西线德军的任何武器装备，也没有影响那里的作战部署；直接指挥这场作战的则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而不是陆军总司令部。
西线侵略计划的形成过程是非常错综复杂的，我会在随后的章节中详细讲述。在这里，我们先暂且追溯计划的概况，指出有关大局的基本要素，有了这些背景资料，就能更好地剖析人物的作用和德军内部的争议。
西线作战计划作为闪电战的典范案例名扬天下，但真正值得人们关注的还是德军指挥的神机妙算。由精锐装甲机动部队组成的盟军左翼部队，被诱导到比利时甚至荷兰并陷入困境，德军装甲部队则乘机迅速穿透盟军左翼的中心地带，从而大获全胜。此后，德军装甲师直接开往英吉利海峡海岸，在盟军战线上撕开一条口子，摩托化师紧随其后，沿整条口子铸成一条防线。此战术利用防御辅助进攻，以最小代价换取最大战果，将进攻的艰难任务抛给盟军，迫使盟军必须在不利的条件下强行集结被打散的残兵，冲出包围圈才能发挥作用。这一战术的布置，堪称神机妙算。
最终，盟军左翼没能突围，残余的部队则丢弃辎重，试图从敦刻尔克的海上逃走。如果不是希特勒让长驱直入的装甲部队在敦刻尔克郊区忽然停止进攻，盟军可能一个都逃不掉。这一命令的具体原因我们在后面再详细讨论。不过，没有全歼敌军的失误在当时并没有影响到战争的形势，盟军左翼被消灭后，残余的力量不堪一击，无法在法国漫长的战线上抵御强大的进攻，甚至在德军发动下一次进攻之前就会崩溃。1914年，德军企图先深入敌方前线，以一个大包围圈包围协约国，但这种战术远远超出德军能力。1940年德军则是集结优势兵力，通过向外扫荡的方式将盟军各个击破，最终将盟军全部歼灭。
但是，德军遇到了如同当年拿破仑一样的问题，英国仍旧持续抵抗，除非英国投降，否则它就是一根令德国难以解决的“肉中刺”。德军对欧洲大陆的战争已经筹划多年，但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则缺乏准备，他们在陆地上的新技术取得了超乎想象的成果，但在大规模的海上入侵方面，他们还是束手无策。
战争初期的所向披靡，激发了纳粹反布尔什维克的固有思维。在这个进退维谷的形势下，他们开始尝试效仿拿破仑，走上侵略苏联的道路。希特勒试图在拿破仑失败的地方攫取胜利，而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试图遏制他的野心。但是，迄今为止的连战连捷阻止他们实施较为温和的政策。纳粹声称“苏联实力弱小”的观点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的看法截然相反，但出于对苏联力量的重视，他们也认为应该在苏联变得更加强大前就将其消灭。
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制订的侵苏计划和1940年的法国战役都基于同样的原则，即突破苏联红军战线中的薄弱环节，将红军各部切割开来，迫使红军要依靠反攻来实现突围。在具体实施方面，德军试图在苏联边境就将苏联的有生力量予以歼灭，同时一定要保证避免在追击残余部队时深入重地。苏联土地辽阔的地理条件，为德军提供了比西线更大的迂回空间，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实行这一战略；但是，苏联缺少像英吉利海峡一样能拦截敌人的天然屏障，在突破防线后，德军很难像在法国那样咬住敌人。
德军在战争初期就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而且由于苏联领导人的过度轻敌，德军险些大获全胜。德军装甲部队深入苏联防线身后，切断了大部分苏联军队的联系，并将许多训练有素而装备精良的部队分割包围。不过总的来说，虽然德国利用苏联广阔空间获得了进攻优势，但它那绵延的纵深也有利于苏军撤退，使他们避免被围歼。随着战争的不断持续，这一不利因素的影响也被逐渐放大。
另一个不利因素是装甲部队规模有限。装甲部队一直是德军的制胜利器，1940年的西线战争，10个装甲师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他们为德军主力的150个常规师打开了缺口，使他们可以从容执行战术。1941年入侵苏联时，装甲师数量增至21个，但每个师的坦克数量均减半。在开阔的前沿阵地，扩大机械化部队规模，提升机动作战能力，对作战有重大意义；而在入侵的早期阶段，打击力的减弱并不会对胜负产生太大影响。按照正统的军事理念，要守御已经攻克的阵地，必须增加步兵在部队中的比例，因此这种增强装甲师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随着战役的继续，尤其是当德军开始接近大城市，遭遇集中于一点的防御时，这种有限的打击力就严重限制了德军的攻势。
正是这些不利因素，让德国取胜的希望逐渐破灭了。越靠近重要的战略目标，德军的攻击方向就越明显，引诱敌人的空间就越小。希特勒天生擅长迂回进攻的战略，而这一战略也多次得逞，但当巨大利益出现在他眼前时，他就忘记了自己的战略。他就像当年的拿破仑一样，沉迷于莫斯科的吸引中无法自拔。
德军本打算在苏军撤退前就将其歼灭在第聂伯河以西，但没有取得成功。希特勒犹豫不决，又将德军向南调往乌克兰包围基辅。在规模庞大的基辅包围战结束后，他又改变主意，继续向莫斯科挺近，并向南部通过乌克兰向高加索进军。10月初，希特勒宣布对莫斯科的大决战已经开始，他决定将自己的威望押注在这场豪赌上。
进攻一开始，德军便迅速取得优势，在博克的指挥下，60万苏军在维亚济马附近被包围。但到了10月底，在包围圈合拢之前，寒冷的冬天已经降临，本来距离胜利仅有咫尺之遥的德军，却在通往莫斯科泥泞的道路上陷入了泥潭。
希特勒希望德军继续努力进攻，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则建议应该拉开战线，巩固防线以抵御严寒和苏军的反攻。但希特勒根本不愿听从这些意见。11月，又一场新的大规模会战即将开始。但在这次进攻中，德军的意图过于明显，集中进攻莫斯科反而令苏军能够集中各种资源，以阻止各种危险情况的出现。在会战后期，布劳希奇也逐渐遭到架空，不再负责前线的具体指挥；12月初莫斯科战役正式失败后，德军从南部的罗斯托夫撤退，随后布劳希奇便被宣布解职，而希特勒则“遵从其直觉”接管了德军的最高指挥权，并担任德国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虽说早在1938年布隆伯格被罢黜后，他就已经掌控了武装部队的总指挥权了。
虽然被解除了职权，但布劳希奇还是十分幸运的。因为他的军事履历上记录了一系列现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胜利，名扬天下的他不仅预见到这次失败，还对希特勒发出了警告，这让他的声望免遭玷污，但他被解职也标志着军人们最终丧失了决定战略和军事政策的权力。从此以后，希特勒这个“波希米亚下士”开始在军事作战领域内对将军们发号施令，而将军们的权力仅限于建议或提出异议，身不由己的他们再也难以出色地完成任务了。
迪特马尔少将曾在一次交谈中向我追溯这一转变的经过，他说：“波兰战役、西线战役和巴尔干半岛战役，以及苏联战役的第一阶段，都是由国防军陆军司令部指挥，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干涉相对较少。基辅战役是希特勒首次直接指挥作战，他要证明在冬季之前结束苏联的战事至关重要。从那以后，国防军陆军司令部逐渐被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所支配。希特勒非常执迷于掌控所有权力。”
迪特马尔还强调了另一个重要事态发展的影响：“希特勒决定，国防军陆军司令部的责任范围应限于苏联前线，并且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应承担所有其他战争领域的专属指挥权。结果，国防军陆军司令部没办法了解战争全局，这种视野的限制逐渐削弱了他们对战略错误提出改正意见的能力。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和国防军陆军司令部之间职权范围和利益的划分是德国作战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缺陷。
“哈尔德多次对我提及他对希特勒的印象。他说希特勒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喜欢故弄玄虚，虽然他不会完全漠视所有战略规则，但他经常会对这些规则表示怀疑。”
“希特勒信奉，也经常告诫下属理性和知识没有用处，不屈的意志和对目标的不懈追求才是走向胜利的重点。他的那些玄机取代了对时间和空间的考量，也取代了对自己实力与敌人力量的对比。军官们所有的行动自由都被取消了，即使是最高的指挥官也必须对他唯命是从。”
另外，一些杰出的年轻将领则经常批评他们的前辈们，尤其是在战争前夕，他们经常批评哈尔德。他们认为，哈尔德以及布劳希奇在希特勒面前的立场不够强硬，没有承担起他们应负的责任。正如他们中的一人所说的那样：“绝大部分德国军官不过是懂技术的工匠，总参谋部也是。国防军的建立太过仓促，这让他们缺乏必要的教育。为此，一个以哈尔德为首的行政机构应运而生，但这个机构却没能培养出太多杰出的士兵。”
旧的总参谋部制度更有利于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也能让个人拥有更开阔的视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19年西方列强为了防止战争重演，强制解散了总参谋部——一个能够有效地遏制希特勒，技术性更强且更缺乏政治头脑的官僚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