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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弗雷德·冯·施里芬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梅克伦堡，他在“一战”爆发的七年前退役，一年前去世。正是他谋划了入侵法国的整体计划，策划了突破法军防线的创举，培养了指挥战争的总参谋部成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巨大影响。在他的计划中，为了从侧翼包抄法国，德军不惜破坏比利时中立，使英国卷入战争。尽管他的继任者对计划执行不力，但这一计划险些让德国在一个月内就大获全胜。
汉斯·冯·塞克特来自梅克伦堡和丹麦之间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他和施里芬相似，在世界大战的十年前退役，三年前去世，并对“二战”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一战”后，他重新缔造了一支骁勇善战的德国陆军，为德军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战”的战胜国缔结的和平协议力求削弱德国的势力，而他力挽狂澜，制定计划帮助德军重回巅峰。他对德军体系的重建，对“二战”初期德军取得辉煌战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他做出的警示又预示了后来的动乱。
塞克特对德军重建的贡献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如果不首先评估塞克特在“二战”中的影响力，我们就无法对希特勒的将领们进行任何有价值的判断。只有充分评估了塞克特的体系的价值，才能对1939—1945年声名鹊起的德军将领们做出更准确客观的评述。在这样的共同背景下，我们就可以窥见塞克特的体系是如何打造成功的；虽然对塞克特打造德军体系有很多诠释，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在《凡尔赛条约》还禁止德军建立总参谋部时，塞克特的计划就已经在地下运作，并为德军再次崛起打下基础了。
1914—1918年，塞克特作为一名中校，担任克拉克的第一集团军的参谋总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指挥。在那里，他亲眼见证了堪称精妙的施里芬计划是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被不断扭曲，许多决定性的胜利是如何在触手可及之时遭到放弃的。
1915年，塞克特开始在战场上崭露头角。他以冷静的头脑，在波兰戈尔利采帮助轻骑兵将领马肯森元帅给予俄国人狠狠一击，并将其部队一分为二，使其从此一蹶不振。在这场战役中，塞克特使用的战术已经隐含着现代渗透战术的部分因素，即动用后备力量集中攻破敌方的薄弱地带，并尽可能深入推进。这一战术，与传统的总是倾向统一正面推进、集中后备力量攻破地方重点防守区域的战术大不相同。
战役结束后，塞克特声名鹊起，从一个马肯森背后的智囊摇身一变成为德军交口称赞的英雄，德军称赞他：“马肯森在哪里，塞克特就在哪里；塞克特在哪里，胜利就在哪里。”此后，他在东线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由于他并不属于当时执掌德军最高指挥权的兴登堡——鲁登道夫派系，因此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不过他也因祸得福，没有因西线的最终溃败而使名声遭到玷污。战后，塞克特出任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军事代表，随后又顺理成章地成为德国国防军的总司令。
《凡尔赛条约》规定德军全军总人数不得超过十万人，以求限制德军军队数量；而作为总司令的塞克特则力求在条款的约束下，尽可能地争取更大的空间以重建德军，为德国恢复军事力量铺平道路。那时，任何一个国家的将领都会做出和他一样的选择，而他也有先例可循：1806年，拿破仑强迫普鲁士军队解除武装，而普鲁士将军沙恩霍斯特则在暗中突破限制，组建了一支军队，并在七年后反败为胜，一举重创了拿破仑的法军。相对于沙恩霍斯特，塞克特面对的环境要更加严苛，但他还是和自己的下属们一道，以巧妙的方式进行改革。
塞克特要解决的第一个难题，是德军与政治家的关系。德军旧有的等级制度总是蔑视平民，这不仅动辄令整个民族精疲力竭，也让新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对军队怀有着天然的疑虑。相对于从前总是对文官傲慢无礼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塞克特举止温文尔雅、亲切从容，不仅有着圆滑老练的外交手段，还对国内事务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这种鲜明的对比，给文官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风度翩翩，趣味高雅，洞察世情而又含蓄克制，被人们称为“斯芬克斯”。虽然军方十分反感他的愤世嫉俗和总是夹杂讽刺的语气，但政治家们对他十分放心，认为他能将尚武精神和军人的效率相结合。
塞克特使军队在整体上与政治保持距离，并对新的共和政体保持着令人一目了然的忠诚，这让他在那个进退维谷的年代里既能像许多老派军官一样投身政治活动，还能在暗中推动自己的军事发展战略。在既得利益团体允许的前提下，他尽可能确保新的德国国防军的骨干人员，来自历经战争考验的军官和下级军士。塞克特的新国防军规模不大，仅有4000名军官和9.6万名士兵，他希望将这支队伍打造成由合格的教官和指挥官构建而成的特种兵团，一旦机会出现，就可以迅速将其扩充为一支坚强雄厚的军队。这支队伍采用新的章程，以高水平的训练使官兵的斗志和技能熟练程度远超旧式军队。
对于被强制剥夺现代化武器的德军来说，现代训练本来是非常难以实现的，但塞克特通过制定许多隐秘的计划，让军官们有机会经历更广泛的历练，让老兵们不至于出现懈怠。许多参谋和技术人员被外派到日本、中国、南美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苏联，并在那里获得实际操作坦克的机会；一些军官通过参与民航运输获取飞行相关的经验；那些已经被遣散的军人也能在德国的许多非官方组织中继续军事训练，并通过各种秘密手段保存用于训练的额外武器。这些策略，说明了塞克特和他的下属们在规避条约的限制方面是何等的足智多谋，以至于负责监督条约履行情况的协约国军官都为他们的行动感到担忧。
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分夸大塞克特等人在促使德国重新走上侵略战争道路的作用。在德国东山再起，重新成为严重的威胁方面，塞克特的影响事实上是微不足道的；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重整军备，协约国却对此没有任何干涉，这才让德国开启了大肆扩张之路。
更为实际的评价是，塞克特开创了一系列振兴德军的思路，使德军在新的进步路线上不断发展。相对于“一战”战胜国在数量上压制德国军队的一贯战略，塞克特更倾向于在质量上胜过对手。他的国防军信奉机动性至上，基本观点是：在现代新式武器战术条件下，一支移动迅速，出击迅猛的新式军队的战斗力是远远超过规模庞大的旧式军队的。
这一基本观点很大程度上来自他在东线战场的经验，那里空间广阔，比西线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战后德国国防军第一次发放的军事手册曾强调了以下两点：“要声东击西、攻敌无备。否则，很难胜利。”“即使有必要改变原定进攻重点，预备力量也要往有把握取胜的地方前进。”为了提高部队的灵活性，德国国防军迅速开发了新的内部通信手段，并以远超当时任何一个国家的投入比例来保证通信服务能够顺畅运行。此外，德军还向各级指挥员不断强调，要求他们不要循规蹈矩，一定要在战场一线随时掌握战事动向，以求更快地发挥他们的影响力。
战后德军战术手册这种对机动性的推崇，正与当时法军的战术形成鲜明对比。那时，法军认为：“战争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火力和机动性。火力占主要地位。”这一军事教条，不仅直观体现在1918年法军频频采用的缓慢移动战术上，更直接预示着未来两军的下一次交手结果。
不过，德军的这种观点绝不只是为了应对和约中带来的限制。塞克特在新手册的序言中以引人注目的直白言论写道：“这些规定建立在一个现代军事大国军队的力量、军备和装备基础上，而不仅仅是针对根据和平条约组建的十万人的德国军队。”
1926年，塞克特由于允许德国王储长子参加军事演习，引发政治风波，被迫辞职。相对于其他的将领，塞克特的见解虽然比其他将领更有前瞻性，但还是有着明显的局限；而他作为德国人民党的发言人时，则多次发表考虑不周的肤浅言论来进行政治投机。不过，这些无碍于他所独创的军事思想发挥其影响力。
1928年，已经离开军队的塞克特撰写了《士兵的想法》一书，以此展现自己对未来的清晰展望。他质疑过去大规模征兵做法，认为这一做法的努力和牺牲得不偿失，只会导致一场漫长的消耗战。“庞大的军队机动性往往一塌糊涂，难以灵活移动，自然也就难以取得胜利，只会被自身的巨大规模所压垮。”他认为，在和平时期，“尽可能限制兵役中的冗员”是军队的重要工作。此外，他还强调了科学技术和战术策略对未来战争无可比拟的关键意义：“只接受短暂而粗劣训练的入伍大军，一旦与数量少但训练有素的精兵交战，往往只会沦为牺牲品。”他的这一观点在1940年得到了验证，在德军为数不多的几个装甲师和俯冲轰炸机的联合攻击下，装备不良的庞大法军很快就一败涂地了。
塞克特强调，“作战部队”应该“由长期投身军旅的职业军人组成，而且尽可能多用志愿兵”。在和平时期，国家的大部分劳动力应该主要投入到扩大工业生产之中，为军队提供充足的最新式武器装备；而国家也应预先设计好武器类型，并做好快速大规模生产的安排。
在兵役制度方面，塞克特认为全国所有健康的年轻男性都应进行一段短暂的义务军事训练，但不应直接安排军事演习，而是“主要注重于一般的体能和心理状态的训练”。这样的训练不仅能加强军民联系，还能保证国家统一：“受过军训的广大民众虽然不适合进行机动作战或在正规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他们既能够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也能给战场上的正规作战部队提供优质兵员。”这一制度很快就得到了实施：1940年，德军的步兵师的兵源就主要来源于这一制度，按照塞克特的计划，前期他们只需要跟随装甲先头部队，守卫被占领地区；在战斗经验不断增加后，他们再加入冲锋陷阵的先头部队中。
在书中，塞克特再一次强调了机动性的重要：“我认为，未来战争的成败关键在于机动部队的运用。他们的规模相对较小但战斗力高，有了空军支援后更能以一敌百。因此，无论冲锋陷阵还是巩固国防，全体部队都要同时处于机动状态。”不过在这一点上，令人费解的是，塞克特几乎没有提到过坦克，而是详细阐述了骑兵和汽车运输的价值。他甚至直言不讳道：“只要遵循现代战术思想进行训练，配合精良的装备，骑兵决不会是日暮途穷，他们的长缨仍将在未来的战场上充满自信地迎风招展。”对此，曾有后人辩解道，塞克特对装甲战争的忽视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谨慎从事，他书中任何提及“骑兵”的地方，都是在暗喻“坦克”。这样的辩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塞克特在征兵制和发展空军方面的直言不讳，本就是对和约限制的无视。
从塞克特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他所处时代的领军人物，却并不是未来战争的先驱者。他在军事领域深谋远虑，见解卓越，清楚地意识到任何进攻必须依靠运动战实现，但他还不能意识到只有装甲部队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如何阐述机动作战的可行性和进攻必要性的问题，还需要后人来完成。
旧式战争也限制了塞克特的见识。他认为，空军进攻的直接目标应该是摧毁敌方空军。在波兰战场上，他的思路得到了纳粹的应用，在法国战场也有较低程度的实践；但在试图入侵英国时，由于英国空军的顽强阻击，德国空军遭到了重创。
关于战争和生命等更为宏大的主题，塞克特的观点也十分片面。他认为，饱经战争摧残的军人比政治领袖思考更周密，不愿轻易卷入战争。虽然这一说法有一定合理之处，但是他借此阐明军人才是真正的“和平主义者”，也未免太过夸大。几乎每个国家的军方都曾做出过类似的辩解，但无论哪一个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的史料存档中，都无法找到任何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历史告诉我们，塞克特所宣称的高级将领们具有“基于知识和责任感的和平主义”是不符合事实的。
塞克特认为“军国主义”和“侵略”仅仅是口号的观点也毫无说服力。与此相反的是，他曾在讲话中敏锐地预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政策目标是夺取更多权力，“政治家很快就会发现自己会遭遇到某种阻挠，并从这种阻挠中得出其政策将会受到限制，国家威望将会受损，甚至国家存续都会受到威胁的结论。在这种结论下，为了保卫国家，战争势在必行”。
塞克特还对现代心理学对历史道德评判的颠覆倾向表示了不满，而这种暗藏着冷嘲热讽的不满中，已经隐约地体现出人性之美。他说：“令我深感不便的是，我可能不再将尼禄简单地视作一个将基督徒当做蜡烛焚烧，并在火光下睡觉的帝国怪物
，而是将他看成一个聪明但又古怪的现代独裁者。”这是不是对纳粹大肆宣扬的“新道德”的猜疑呢？而在强调“行动”的价值时，他那有如警句般的断言更是耐人寻味：“有才智而无意志，毫无意义；有意志而无才智，危害无穷。”他学识广博，见闻丰富：“‘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已经成为人尽皆知的格言，这贻害无穷，因为它同样可以解释为：‘战争是政治的崩塌’。”
塞克特刻意让军队远离政治的做法其实也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他强调军队独立，军政分离，这就抛弃了军人对试图铤而走险的政治家的潜在制约作用。他构想的军人实际上就如钉死耶稣的彼拉多一样，借口自己只是服从命令就可以对行为不负责任。一旦纯粹的军事理论极端化，它就难以与明智的政策相容。如果军人只专注于绝对的军事目的，从不思考重大战略的前因后果，就很容易接受那些在策略上看起来合理，却在实际操作上早已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政策。
这种危险性随着总参谋部的专业意见不断出现分裂而越来越大——事实上，他们的意见从来没有像原则要求的那样统一过。在内部的“政治”和个人野心下，总参谋部变得四分五裂。在这一点上，塞克特不仅回忆了总参谋部的过去，而且还预见了未来：“总参谋部的历史……将是一部安静而积极进取的历史。它将讲述傲慢与骄横、贪慕虚荣和嫉贤妒能，以及人性的各种弱点。它描述天才人物和官僚体制之间的斗争，以及胜利和败北的潜在因素。它不仅从人们的胜利中汲取荣光，也从不缺少悲剧的色彩。”
本质上，总参谋部是一个以集体才智取代个人天才的机构，因为天才不会因军队的期待而随时诞生。总参谋部总是倾向于束缚天才的成长，因为它既是一个官僚机构，更是森严的等级制度的象征；为了弥补这一缺点，它一直致力于提高整个军队的能力水平。在实际工作中，总参谋部的工作落实情况总是参差不齐，但这并非因为个人才华有所差距，而是个人之间的观点和目标存在相互冲突。在任何一支军队中，当将军们的眼前出现了晋升机会时，他们总是会将眼前的疑虑暂时打消；而刚刚获得晋升的将军则总是相信他面对的将是比前任更好的环境，前任的错误绝不会再出现在自己的身上。这一弱点，正为希特勒这样的独裁统治者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让他有充足的时间，去瓦解军方已经取得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