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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有种人叫作酷吏。所谓吏，是指有编制的官场人员。酷吏二字，不论是从字面意思、职业操守，还是背后逻辑来看，都可以称之为“官场打手”。但凡有点追求的帝王，如果身边没有几个酷吏，百年之后都不好意思和同行打招呼。甚至更小一点的单位和企业，老板也会豢养“缩小版”的酷吏。
但可悲的是，不论酷吏的职业生涯多么辉煌，绩效完成得多么优秀，他们的下场总是很凄惨。而重用酷吏的帝王，也总是会被舆论和史书狠狠地记上一笔，好大喜功、不尊重朝臣等骂名都会和他们如影随形。
历史就是如此诡谲。帝王明明知道酷吏会招来骂名，酷吏也明明知道下场会很惨，但双方依然能够亲密无间地合作数千年。历代前任的悲惨结局都不能阻止甲方和乙方之间互抛橄榄枝，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其实很值得深入思考。
一般来说，除了一些性情刚毅的狠人外，大部分酷吏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原生家庭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人生选择，毕竟当打手是苦活、累活、脏活，但凡有点资本的孩子，都不会选择干这一行。吃力不讨好，何苦呢？
可对于有野心的穷苦孩子来说，有机会给帝王当打手，便是一条通天的路。就像汉朝酷吏宁成所说：“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意思是：做官不到省部级，做生意不达到百亿，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同样的话，主父偃也曾说过：“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吾日暮途远，故倒行暴施之。”这就是个人野心和追求。宁成当酷吏是为了做二千石高官，主父偃是年纪大了，已经没时间论资排辈了，他只能走捷径。
毕竟在正常情况下，穷孩子从小吏做起，能出头基本靠运气，实在是看不到希望。但投靠帝王，却是看得见的前程。因为帝王也有政敌，他们时刻都需要一把锋利的快刀，帮他做一些不能摆上台面的私事。
比如武则天。原本她只是李家的媳妇，她做唐高宗李治的代理人，大家都还能接受，可她最后竟然想当皇帝，大家就不肯支持她了。于是武则天扶持起了善于告密的来俊臣，并利用他来排除异己，把不支持自己的李唐宗室、公卿贵族诛杀了几千家。
如此一来，武则天登基的障碍就被扫清了。而来俊臣原本只是个无赖，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出任重要职务的，可做了武则天的快刀后，他竟然官至太仆卿。
比如汉武帝。遍地的诸侯王势力极其强大，他急需一把快刀，斩掉掣肘自己的政敌。于是，一辈子不顺心的主父偃看准时机，给汉武帝写了一封信，寥寥几句话就说中了汉武帝的心思。
史书记载：汉武帝早上收到信，晚上就召见了主父偃，并且埋怨说，这么多年你都跑哪里去了，咱们可是相见恨晚啊。从此以后，主父偃就替汉武帝干脏活。
既然皇帝害怕遍地的诸侯王，那他就建议实行《推恩令》，逐步削减诸侯的实力。但《推恩令》收效实在太慢了，他就收集诸侯王犯法的证据，并且直接担任齐国的国相，名为辅佐，实际是抓小辫子。一旦他抓到犯罪证据，就马上报告汉武帝，然后光明正大地废除封国，把郡县收归朝廷。这种事主父偃接连做了两次。
用一人灭两国，汉武帝去哪找这么便宜的事。脏活干完了，主父偃的狠辣手段让大家感到害怕，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头上了。汉武帝也觉得差不多该收摊了，于是，主父偃被诛三族……脏活已经办了，杀掉主父偃还能安抚人心，所谓杀一人而安天下，又是一件便宜事。
主父偃的人生路径，可以看作酷吏的缩影。刚开始的时候，帝王要找打手，酷吏想出头，于是君臣迅速结成亲密战友，并肩战斗，各取所取。事情办成以后，帝王要继续扮演救世主，所以酷吏就成为藏起来的夜壶，以便下次再用。如果实在是人心惶惶，为了安抚人心，酷吏不得不成为背黑锅的。
如果没有汉武帝的赏识，主父偃只会一辈子受人白眼，然后默默无闻地老死，根本没人知道他是谁。可当了酷吏，他实现了“权势富贵震天下”的野心，并且给看不起他的人一个大嘴巴子。
而对于汉武帝来说，酷吏只是一把打击政敌的快刀，刀坏了之后，再换一把新的就行。
对于朝廷来说，任何时候都需要酷吏。一个很残酷的历史经验就是，能够适当使用酷吏，往往是朝廷权威比较强盛的时候。
汉景帝时期，有一个酷吏叫郅都。此人外号苍鹰，性格极其强悍，敢在朝堂上当众和同事争辩，还不给人台阶下……满朝公卿都不敢正面看他一眼。
当时济南一个大家族有三百多人，他们依仗家族的势力，根本不把官府和法律放在眼里。堂堂太守，一介省部级干部都拿他们没办法。汉景帝派郅都去管理，说：“郅都啊，你办事，我放心。”
郅都去了。刚调研清楚，他就把这个家族的族长拖出来斩了，其他人一看，嚯，他真的敢杀人啊！谁能不怕死呢？大家都服气了。
郅都在济南当太守不到一年，就把济南治理得路不拾遗，旁边十余郡都很害怕他，都把郅都当亲爹一样供着。
汉朝初年的一批酷吏更狠，他们不仅是皇帝打击政敌的快刀，也是朝廷整治地方豪强的利刃，动不动就把地方豪强灭族，搜捕数千家。
汉朝初期，地方豪强正在野蛮生长。正因为酷吏充当朝廷的打手，做了朝廷不方便做的脏活，才能维护朝廷脆弱的权威。西汉宣帝以后，汉朝更改路线，原本“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被改成纯正的儒家思想，酷吏的市场也就日渐缩小。而诸侯公卿又都出身于贵族、豪强，因而逐渐导致地方势力坐大，最终王莽篡位，实现不流血的改朝换代。
同样的例子，在明末又重演了一遍。万历皇帝多年不理朝政，朝廷接近瘫痪，地方大员和乡间豪强对朝廷的尊重也逐渐降低。除此之外，还冒出一个东林党。他们在地方引导舆论，控制经济，在朝中又结党营私……不论东林党的道德学问多么高尚，对朝廷来说，这就是个小帮派。
于是，魏忠贤充当了酷吏的角色。他用了几年的时间来整合资源，把败于东林党的楚党、浙党和太监势力整合起来，组成一个强势的朝廷。
毫无疑问，魏忠贤一众的道德水平都极其低劣，甚至有不少人渣，丝毫不符合治国贤才的标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魏忠贤扮演了强势酷吏的角色，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严厉打击了尾大不掉的地方势力，让朝廷权威重回顶峰。
不管史书怎么评价，毫无疑问的是，魏忠贤专权的那些年，朝廷政令在各地都能通行无阻，并且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效率远胜于万历年间。而崇祯皇帝诛杀魏忠贤，却没有重新铸造另一把快刀，马上就失去了推行朝廷权威的利器。
那些年众正盈朝，却政令不出皇宫。
酷吏和文官是国家政权的一体两面，一个代表狠辣刚猛的霸道，一个代表阳光温暖的仁义。只有仁义会缺少底气，只有霸道又不会长久。优秀的帝王，往往是仁义和霸道通吃。
对待老百姓和追随者，他们会露出仁慈的微笑，拿出糖果分给大家；对待政敌和朝廷的隐患，他们又会露出狰狞的獠牙。能做到“王霸”通吃的，都是狠角色。
古代的和平年代，国家重要的命脉是经济。具体到朝廷层面，则是保障税收的来源，保障国库充足和朝廷的开销。而属于朝廷的税收，往往会被地主截流，他们不仅不愿意交税，还会变成趴在国家身上吸血的寄生虫。
正常情况下，朝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可一旦遇到特殊情况，国家开销巨大，来自耕农的赋税不足以支撑时，朝廷就会对大地主动刀子，谁有钱就挣谁的。
这种特殊情况，读圣贤书的文官是干不了的。他们拉不下脸面，更不具备斗智斗勇的狠辣手段，只有酷吏才能解决特殊时期的危机。
汉武帝时期不断对外用兵，庞大的军备、马匹、后勤需要海量的财富支撑，再加上赏赐功臣、抚恤烈士，国库很快就耗空了。钱没了，但事情还得做。
公元前120年起，桑弘羊为汉武帝策划了一系列财政刺激计划：算缗告缗
、均输平准
、盐铁官营
等经济政策。均输平准、盐铁官营是国家调控，用常规的手段来增加国库收入；算缗告缗则是汉朝的财产税，是从富商的钱袋子里掏钱。
如果商人老实交税还好，一旦偷税漏税，就会有老百姓举报告发。如果情况属实，此人的财产一半分给举报人，另一半则充国库。
汉武帝为了鼓励商人交税，特意树立榜样。他让主动交钱的洛阳商人卜式在短短七八年间就升为关内侯，并出任御史大夫。不过，此举收效甚微，商人依然不愿意为了国家大业出钱，宁愿把财富都藏起来传给子孙后代。
能够把政策推行下去的，依然是酷吏。公元前114年，汉武帝任命杨可主持告缗，经过三年的整治，朝廷获得上亿财富、数万奴隶，还有无数土地。当时的汉朝中产阶级几乎都破产了，朝廷财政却得到了缓解。通过经营充公的土地，朝廷又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收入。对朝廷而言，杨可和杜周等酷吏，实在是功不可没。
虽然汉武帝的初衷并不是用非常手段来打击商人，但当常规方法行不通时，财政危机只能逼他重用酷吏。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
从朝廷的大局出发，只有酷吏才能用非常手段搜刮财富，帮助朝廷渡过财政危机的难关。此时，酷吏和朝廷是战友。当危机解决后，他们又成为被藏起来的夜壶，而在史家的笔下，他们又被描绘成历史的罪人。
看似脉络清晰，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当财政危机出现时，普通官吏并不能解决问题，事后他们却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但对朝廷而言，事到临头，危机是一定要解决的。
酷吏只不过契合了国家的需求，用自己的方式做了应该做的事。设身处地地想，其实他们的行为也无可厚非，具体还得看想问题的人，屁股坐在哪张椅子上。
读史书，酷吏总是让人又爱又恨。他们冷峻的面孔，像极了电影里冷酷的杀手，真正面对时，人们总是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恐惧。
尽管酷吏们有时会表现得温文尔雅，但这并不能打消人们的恐惧和疑虑，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强势的力量。换句话说，他们是暴力的执行者。
世人不喜欢酷吏，其实是对暴力的恐惧，害怕这种暴力什么时候会落到自己头上。同时，酷吏也是告密者。他们就像摄像头一样，紧紧盯着目标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可疑信息，马上向上级汇报，不知不觉中，当事人的命运就会发生改变。
利益和需要，是源源不断产生酷吏的土壤，他们从战友变成夜壶，最后成为替罪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