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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明朝，常有句话：“天子守国门。”这话没错，但是除了宋朝以外，历代王朝几乎都是天子守国门。所以，这句话其实怎么说都没错。
这个故事，我们从头说起。自从“商鞅变法”之后，关中经济实力迅速提升，曾经戎狄杂居的牧场，被改造成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
秦汉时期帝国的首都，其实是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军事中心、地缘板块的集大成者。朝廷只要定都咸阳或长安，就可以凭借发达的经济，以及优质的地理环境来制衡天下，不怕任何来自关东的挑战，除非堡垒从内部被攻破。
但是“守国门”的意思是防备外患，秦、汉的外患在哪里呢？西方和北方。匈奴经常从北地郡、上郡侵略汉朝，汉军也经常从上郡出塞，这两个郡就在如今的陕北。
彼时的陕北是水草丰美的草原，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地位，不论匈奴还是秦、汉帝国，谁得到它就能养活庞大的骑兵。所以，秦始皇在统一天下后，修建了咸阳直达河套的驰道，保障快速运送兵员和物资到达前线。蒙恬可以“逐匈奴七百里”，这条重要的后勤保障线路功不可没。
匈奴强大以后，势力一度延伸至河西走廊，原本自由自在的部落，被纳入匈奴管辖。西方也不安全了。
定都长安的汉朝，是不是天子守国门呢？
后来霍去病向西出击，占领河西走廊，卫青也屡次向北出塞，他和匈奴争夺的高阙、河南都在长安正北方向。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秦、汉帝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中心都在关中，逐水草而居的匈奴王庭也在河套以北。从长安到王庭，可以画一条垂直线。
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中心靠近西边。游牧民族纷纷在经济中心建都，或者说只有处于经济中心的势力，才能获得建都的机会。这也可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李广总是二线部队，他经常坐镇北平和渔阳，明显不重要嘛。
这是不以英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白山黑水间的东胡不行了，关东六国也被干趴下了，就连百战百胜的西楚霸王也扛不住刘邦恐怖的后勤投送。这种看似偶然的巧合，其实大有脉络可循。
草原民族没有农业和手工业，唯一的资产是牛羊，比农业还靠天吃饭。哪里的河流多，哪里的草茂盛，各个部落就向哪里汇聚。为了争夺水草，战争不可避免。水草的变迁，又决定了游牧部落的实力消长。经过千年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之后，草原终于角逐出了最强大的胜利者：匈奴。
匈奴发迹于何处，已无迹可考，但匈奴祭祀的地方在鄂尔多斯，说明王庭也不会太远。虽然王庭的游牧经济发达，但自然资源极度匮乏。套马大哥每天吃着烤全羊，就算没有孜然，也得撒点盐吧。不好意思，草原不带这项技能。
他们不会炼铁，导致烤羊的叉子、捕猎打仗的箭头都没有，于是他们只好把野兽骨磨锋利点，凑合着用吧。
一旦汉朝搞贸易战，匈奴就得喝西北风。
匈奴单于想改善牧民的生活，于是号召大家去抢劫——向南，越过长城，抢钱、抢粮、抢铁、抢盐。陕北是草原，实在没什么可以抢的，所以抢劫的地点集中在山西，比如雁门关、大同等地。至于河北，只是捎带，不算重点照顾对象。
可汉武帝认真以后，把匈奴抢劫的路给断了。怎么办呢？匈奴不能抢劫，还可以跟汉朝做生意。于是，匈奴用牛、羊、马、皮做资本，和汉朝交换盐、铁等物资。
总体来说，这条贸易线路是顺畅的。除了交战时期会暂时关闭以外，平时都是官方贸易和民间走私同步进行。
既然是做生意，总要有交易地点吧。陕北是草原，城镇不多，不适合商人存放货物和摆摊。河北又太远。于是，最佳贸易路线就设在了山西。汉朝商人带着货物汇聚到太原，然后继续向北参与贸易。汉朝和匈奴双方各取所取，维持了很多年的和平。
那时的山西是农牧交流的通道，数不清的财富沿着汾河流过，成就了太原千年的辉煌。这点和新加坡、中国香港很像。只要有海量资金经过，就能吸引各方人才到山西定居。而人才和资金的结合，又能带动本地的全方位发展。
史书中山西名人很多，但处于第一梯队的几乎都来自第一个千年。宋朝以后，再也没有响当当的山西人。比如汉朝的卫青和霍去病，三国的张辽，唐朝的王勃、王维、郭子仪、薛仁贵、狄仁杰……宋朝以后还有谁？
这些人杰的出现，其实是贸易路线的产物。钱在哪儿，事就在哪儿，人才也容易在哪儿扎堆。繁荣的贸易成就实力强大的地区，所以北魏建都大同，高欢在太原成立霸府，李渊和李世民也在太原起家。与其说是英雄成就地域，不如说是地域经济造就英雄。
当李世民荡平突厥后，这条贸易路线在唐朝变得更加繁荣，南北方的物资在太原交换，西域的葡萄酒在山西扎根。太原也和长安、洛阳一起，进入大唐的核心城市群，几乎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正因如此，只有两三万人的沙陀部落在占据山西后，足以横行黄河南北几十年。五代十国中的四个王朝，都是沙陀势力建立的。从根本上来说，赵匡胤是沙陀势力出身，但赵光义亲手终结了太原的辉煌。而在此之前，长安已经失去了首都的地位。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恐怕再也没有比长安更辉煌的城市了。主要是关中的地缘板块太优秀了。北方是茂盛的草原，南方是四川粮仓，西方又是陇西大山，秦、汉帝国只要坚守潼关，就可以成就万世基业。
当张骞开辟丝绸之路后，长安则是中原和西域贸易的中转站，铜钱唱着歌、跳着舞就跑到了皇帝的兜里。汉唐时期的长安不仅是最优秀的地缘板块，也是连接四面八方的枢纽。如果在地图上画一个十字的话，你会发现长安处于最中间。这是汉、唐帝国的天赐王座。
而渭河灌溉的关中平原，又是王座的天然基石。那些朴实的农民是最强战士；拥有万亩良田的豪强，则是累世勋贵的军功地主。经济和军事，一起撑起了汉、唐帝国的统治。
但是话说回来，成也地缘，败也地缘。随着定都长安的时间越长，关中越来越难以承载巨大的压力。无数良田被贵族改造成宅基地，水利设施也荒废日久。西汉时还没什么，到唐朝就出事了。曾经能灌溉秦汉帝国4.5万顷田的水利系统，到唐朝时，只能灌溉6000千顷。富裕的关中已经不能养活大唐的长安。
陕北草原也逐渐退化成黄土高坡，不仅没有畜牧产品供应，而且不足以驯养骑兵的战马。
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繁荣的河西走廊被吐蕃霸占，长安又失去了坐地收租的资格。从此以后，长安的经济来源只有东、南两个方向。可事实证明，东面的路也被堵死了。
说到这件事，就不得不说说隋炀帝。隋炀帝为了促进内需，大力修建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北起涿郡，南抵余杭，中间还能连通洛阳，基本把河北、江南、中原都连接了起来。所以，隋炀帝刚刚登基就迁都洛阳，目的就是要占据交通枢纽，能够快速消化河北和江南的资源。
后来李渊为了获取关陇门阀的信任，一定要表现得拨乱反正，于是重新定都长安，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难道就不能把运河修到长安吗？说实话，还真不行。长安和洛阳之间是崇山峻岭，根本没法挖河道，而且其中的一段必经之路全是石头。虽然仅仅几公里，但直到唐玄宗时代都没能凿通。
当长安的物资不足时，唐朝皇帝只能巡幸洛阳，到物资丰富的地方“就食”
。李世民、李治、武则天、李隆基都做过这件事。“安史之乱”后，河北的资源彻底断绝了，洛阳又离敌占区太近，大唐朝廷只能仰仗江南运来的粮食吃饭。有一次，江南运粮船晚点，唐德宗差点被饿死。由于战乱和河道改迁，从江南运来的粮食和物资只能汇聚在开封，然后再到洛阳，最后才能运送到长安。
仅仅依靠四川，不足以支撑长安复兴。于是，一座新兴的开封城，出现在世人面前。
既然开封成为交通枢纽和经济中心，就足以解释历史上的很多事情：朱温占据开封，就能做实力最强大的节度使，并且把唐朝皇帝拉下马；除了以复兴唐朝为己任的后唐，其他四个王朝都定都开封，为的就是在经济中心重建军政中心；继承后周的宋朝，也定都开封，甚至当赵匡胤想迁都洛阳时，却被满朝文武批评得无话可说，只好闭嘴。
也就是说，经济中心向东移动了，西边不再是财富汇聚的经济中心，长安也永远失去成为都城的条件，只能做地域性质的省会。因此，依附于长安的太原贸易线，就不可避免地没落了。只有洛阳离开封近，才能延续繁华。
所以我们会看到，北宋的很多宰相、将军都来自河南，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比例相当大，北宋末年还有岳飞出头。还是那句话：钱在哪儿，事就在哪儿，人才也容易在哪儿扎堆。
伴随中原经济中心东移，草原的经济中心也向东移动。还记得匈奴王庭在哪里吗？河套和阴山附近。而比北宋早几十年崛起的契丹，则处于内蒙古东部，离辽东和北平郡都不是太遥远，画一条不太垂直的线，正好可以连接开封。
游牧经济中心的东移，再加上燕云十六州的农业区，两大经济区的结合让契丹如虎添翼。他们经常南下欺负北宋。北宋直说：“我太难了。”
北宋没法用天子守国门，所以不得不在河北和陕西地带屯驻重兵，以防御契丹和西夏。海量的军费和资源流向不同的方向，让本来就不再富裕的朝廷更是雪上加霜，财政永远是无底洞一般地投入。糟糕的财政，最终拖垮了富裕的北宋。
其实，苗头在唐朝已经出现了。武则天经常和契丹开战，唐玄宗时代更是疯狂地在东北、西北打仗，最终发展出河西、范阳两大军事集团。安禄山出自东北，哥舒翰、李嗣业、高仙芝出自西北。后来，安禄山造反，负责平叛的主力就是西北军队。历史兜兜转转，又在北宋回到了原点。
宋朝没有建立新的秩序，却延续了旧王朝的包袱，并且孕育出了下一个时代的内核。
北宋亡于靖康之变。虽然契丹的实力强大，但是他们被更东边、更野蛮的女真所灭。女真又沿着河北平原南下，一路攻入开封。这个时间点也很巧合。先是定都于东蒙的契丹，后是定都于开封的北宋，相隔仅仅几年，都被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一锅端。女真先是继承了契丹的胡汉政策，后期又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建设，还没消化完，就和南宋一起被生猛的蒙古一锅乱炖了。
既然是经济中心东移，那么以长安为中心的农业经济结束后，即将开启的就是东部沿海经济。北宋和契丹不东不西，明显是个过渡。元朝定都北京以后，中国的经济、军政、地缘格局基本定型。
北京这座城市，曾经是燕国都城，已经存在两千多年了。但北京从来都是地域型城市，在元朝以前的历史舞台上存在感不强，自从元朝定都以后，瞬间变得高大上起来。
从地缘来看，北京是东北、蒙古、华北、海洋的交汇点，定都北京可以有利控制海陆的万里江山。而且江南成为新的经济中心后，资源可以通过重修的京杭大运河直通帝国的首都。这样一来，定都北京的朝廷拥有东北、蒙古、华北、江南的资源，收钱方便，花钱也方便。
但是元朝的统治术太差了，不到百年就被朱元璋赶回了老家。新崛起的明朝也不能改变经济规律，即便是朱元璋也得照章办事。朱元璋的朝廷定都南京，获得江南财富的养分，但北方的地缘板块和对外防御不能放弃啊。除了遍布各地的卫所屯军，朱元璋又把儿子们分封出去。朱家军和子弟兵一起上，双保险。沿着长城，朱元璋分封了辽王、宁王、燕王、代王、晋王、秦王，向南的中原有齐王、周王、鲁王，再往南则是湘王、楚王等。
这些藩王不仅有地位，还有兵马。一旦发生战争，藩王可以调动亲兵出征，也可以做各地军队的统帅，保卫大明江山。里三层、外三层的藩王防御线，是朱元璋留给孙子的遗产，也是经济中心的都城应对地缘板块的对策。
这套制度好吗？好，但只有朱元璋能玩得转，反正都是亲生儿子，自己又是创立江山的开国皇帝，谁敢跟他找麻烦呢？
传到朱允炆手中就玩不起来了。外地藩王都是手握重兵的叔叔，年轻小伙子心虚啊，于是开始削藩。一不留神，燕王朱棣就起兵了，这就有了靖难之役。
这场战争有很多悬念和巧合，没有太多的理所当然。问题在于，朱棣胜利之后，依然要面对藩王和蒙古的威胁。既然朱老四能起兵造反，那么别的藩王也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对朱棣来说，藩王制度不能留了。他用了20年的时间，把自己曾经反对的事情又做了一遍。
蒙古的威胁依然存在，如何保卫大明江山的安稳呢？藩王不能分封了，卫所大将又有变成安禄山的风险，朱棣只好迁都北京，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就是天子守国门。
所谓的南京没有王气，根本原因在于经济中心和地缘板块的割裂。想要经济中心，必然要放弃地缘板块；而拥有地缘板块，则可以把经济中心收入囊中。秦汉不存在的问题，明清以后是大问题。
天子守国门是很划算的买卖，除了直接管理、方便分配资源、不容易出安禄山之外，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汇聚全国资源用于外战。
国家什么地方最尊贵？当然是首都。全国的资源必然会汇聚首都，如果首都不在地缘板块的交汇点，来回运送、分配的成本实在太大。建都北京的明朝，可以及时给九边重镇援助，节省来回运送的成本。而且外敌来袭时，可以利用首都的地位凝聚人心，更容易保住重要的城市，毕竟没人希望首都陷落。如果明朝一直定都南京，会发生什么？北京恐怕会成为蒙古的后花园，还有山西、河北也将成为抢劫的最佳地点，就算围城也不会有大军援救。勤王？嘿嘿，王在南京呢。
根据经济中心东移的规律，王朝选择北京做首都几乎是势在必行的事情。新的经济中心有新的贸易线。长安、洛阳、太原是汉、唐帝国的铁三角，经过宋朝的开封、泉州过渡之后，明、清帝国形成了更大的铁三角。
北京作为军政中心，当然是最重要的地方。扬州和苏杭逐渐形成长三角经济区，曾经的贸易城市广州也一步步做大做强。虽然个别城市有所变化，但基本上是北上广的格局。这些城市都在沿海，根据我之前的说法，钱在沿海，很多事情也必然发生在沿海。
明朝的倭寇发生在江浙，郑芝龙的霸业在福建和日本，葡萄牙人到了澳门，太平天国起自两广……明朝后期的法定货币是白银，而白银也自大海而来。
当然，沿海的不止东南，还有东北。
中原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江南，草原的经济中心也转移到东北，此时的蒙古已经落伍了。满洲是渔猎民族，但水草丰美的地方总是有更多资源，比如人参、貂皮、狍子等，蒙古压根儿没有，可这些东西是稀缺品，这也是满洲超越蒙古的重要经济原因。
满洲用东北特产和朝鲜、晋商开展贸易，赚了很大一笔钱。他们用这些钱来武装军队，然后和蒙古、明朝打仗。晋商有钱很好理解，他们的钱来自贩盐和贸易。那么朝鲜的钱从哪里来的呢？其实是从海上来的。西班牙发现特大银矿，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入了明朝，还有一部分流入了朝鲜。
当时的世界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贸易线，满洲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了进去。他们用贸易赚到的钱抢劫中原，越抢越开心，越开心越抢，最后抢到了整个中国。东北就不用说了，人家就是从那里来的；蒙古也全部归顺，并且尊满洲可汗为蒙古可汗；还有，1644年清军入关后迅速吞并华北。
三大板块被满洲牢牢地握在手里，分散的汉人怎么斗啊？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经济中心东移的最终目的并不是由关中到江南这么简单，而是脱离大陆转移到海洋。但是明、清两朝违背了经济规律，止步于海岸线。既然没有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线，那么衰落则是必然的。只不过曾经衰落的是山西和关中，如今衰落的是整个中国。
那些深度参与世界贸易的国家，后来都成了强国。所以，天子再也守不住国门了！
经济中心东移的原因是气候和环境。秦、汉的关中非常适合农业耕作，周围的地理环境也特别好，就连河西走廊也很宜居，可以农耕，可以放牧，简直是开局的好地方。
唐朝的环境也很好。长安周围有很多湖泊和鱼塘，和现在的江南没什么分别。别看现在的山西自然环境不太好，可汉唐时期的太原，南边有一个湖，和如今的太湖差不多大。
我们从流传下来的壁画、侍女图中可以看出，唐人的衣服雍容大方，根本不是严严实实的。除了风气开放，主要是温度高啊。也正是从唐朝开始，中国的环境和气候开始逐渐恶化。山西和关中的湖泊消失了，甘肃和陕北的草原逐渐沙化，气温越来越冷。在农业时代，这是很要命的。
田里不长庄稼，人吃什么呢？所以大家不得不向东南转移，寻求更适合生存的地方。这种气候变化也影响着草原。看看现在遍地沙漠的西内蒙古，怎么都不像草原的经济中心，所以东方的游牧民族势必崛起。
气温在1644年达到历史最低点，也正是在那年，北京城鼠疫盛行，李自成兵不血刃地进入北京，一个月后，江山再次易主。
那么顺着思路捋下去，既然西边不适宜生存，那就向东迁徙。大力开发东部沿海的土地后，可不就是面临大海吗？
那些王侯将相的传奇，无不屈服于历史和经济的规律，而历史和经济规律又受制于环境的变幻莫测。
说什么人定胜天，鸡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