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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年7月，东京汴梁，35岁的赵匡胤在散朝后，单独留下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禁军将领，相约一起聚聚。大家都很开心，一坛坛精酿美酒被端到桌上，老哥们回忆起激情燃烧的岁月，都不胜感慨。是啊，一群当兵的，咋就成了开国元勋呢？
赵匡胤端着酒杯在憧憬未来：“哎，如果有人把黄袍披在你们身上，这可咋整？”完了，完了，这顿酒不好喝啊。石守信等人赶紧放下酒杯：“陛下，你说咋整就咋整。”赵匡胤赶紧说：“你们赶紧辞职吧，回老家多买点房子、囤点田，去过逍遥日子吧。”就这样，一群死人堆里滚出来的禁军将领，乖乖地卸甲归田了。
自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割据，被赵匡胤一句话就平息了。按照历史书上的说法，这叫“杯酒释兵权”，表达了将领们的忠君爱国之心，也体现了赵匡胤的宽厚和仁爱，反正是皆大欢喜。其实呢，都是一群戏精的拙劣表演。
“杯酒释兵权”的背后，是“安史之乱”后持续近百年的血腥暴力，才把桀骜不驯的藩镇势力打压下去。这其中的门道，赵匡胤和兄弟们都清楚得很。
“安史之乱”后，唐朝一直在削藩。779年，唐德宗继位为帝，他的母亲是电视剧《大唐荣耀》中的沈珍珠。继位初年，他雄心万丈地想要恢复大唐荣耀，改用两税法、打击宦官、平定藩镇……大有一番中兴之气。
两年后，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去世。按照惯例，应该由儿子李惟岳继承节度使宝座，统治一亩三分地。可唐德宗年轻气盛啊，他马上喊停。
当潜规则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时，就会有一群人趴在上面吸血。如果你想要挑战潜规则，那你就是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敌人。于是，唐德宗就成了那个妄图割据的节度使的敌人。
魏博、淄青、山南节度使联合李惟岳，准备武力对抗朝廷。经过两年战争，平叛军队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可就在此时，有野心的节度使都慌了。如果把他们都收拾妥帖，那下一个是不是就轮到我们了？一起反了吧。于是，卢龙、成德、淄青、魏博四镇节度使称王，淮西、泾原节度使称帝，这就是晚唐的“二帝四王之乱”。
既然是平叛战争，那就继续打呗！不好意思，朝廷没钱了。“安史之乱”前，朝廷财政本就不健康，再加上中原经历多年战争，财政早已空虚。没钱、没粮，指望谁给你卖命呢？从此之后，唐德宗彻底蔫了。早年间雄心万丈的帝王，眨眼间变成一个葛朗台式的守财奴。那几十年，想打动唐德宗只有一个方法：送钱。谁给他送的钱多，谁就是他的心头好、小心肝，提拔做官或者鱼肉百姓都没问题。
805年，唐德宗去世，八个月后，他的孙子唐宪宗李纯继位。他给孙子留下的唯一遗产，就是多年贪婪积攒下的财富。这笔财富，成为唐宪宗中兴大唐的最大本钱。
此后多年，唐宪宗用爷爷留下的财富，重新武装起一支军队，把当年羞辱爷爷的藩镇打得丢盔弃甲。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叛乱，被斩首；817年，李愬攻破蔡州，生擒吴元济；818年，四镇兵马讨伐淄青镇，李师道死；819年，宣武节度使归顺，请求留在长安。最重要的是，完全割据的“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主动请求归顺朝廷。
大唐中兴，局面一片大好。可唐宪宗努力15年，也把爷爷留下的财富挥霍殆尽，空虚的国库再也经不起一场战争了。
820年，李纯去世。“河朔三镇”再次脱离朝廷，而这次朝廷没有余力再去讨伐，只能妥协。从此以后，唐朝再也看不到统一的希望。
唐朝是一个贵族社会，阶级界限很严格。无论是法律、礼仪、社交、科举，甚至是上升渠道上，唐人明显地被分割成贵族、平民和奴隶三个阶级。想想唐朝的名人——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裴行俭、杜甫、杜牧……无一不是贵族出身，不是大贵族也是小贵族。张居正这种平民百姓，在唐朝还想做宰相？做梦去吧。
在大唐盛世，想出人头地，只有做官一条路，然而，这条路恰恰不对平民子弟开放。但“安史之乱”后，一切都不一样了。
首先是藩镇。北魏“六镇起义”之后，就有很多胡人在河北
定居，按照传统来说，他们是北齐的子民和官僚。但后来的北周、隋、唐都奉行“关中本位”的政策，河北作为被征服者，除了少数贵族，大部分人都不能进入朝廷。
武则天时代，契丹入侵河北，朝廷居然都不帮忙，反而说河北人是奸细，让他们自力更生。
由于历史渊源，让河北人对朝廷很没有好感，再加上唐玄宗时代的税收、兵役压榨，导致安禄山造反能一呼百应。而藩镇割据后，河北人生活得更好了。节度使自行收税，大大低于朝廷的税率，老百姓可以留存一部分钱，用来改善生活。
节度使要治理藩镇，就要招揽本地人才。不论是从军，还是做吏、升官，都释放了大量的工作机会，而且藩镇根本没有贵族的土壤，完全是平民的乐园。再加上唐宪宗把一部分节度使的权力下放到州，虽然削弱了节度使，但也在州的层面上开拓了很多军政机会。这是在朝廷统治下完全享受不到的福利。
在藩镇，平民百姓有升迁做官的机会，而在朝廷上，不是贵族，就永无出头之日。此时，藩镇已经产生了地域保护性质的文化。唐朝的削藩战争，不仅是财政的较量，也是平民和贵族价值观的战争。这是藩镇可以长久存在的根本原因。
晚唐，藩镇和五代十国的掌权者，没有一个出身于传统贵族，不是兵痞就是流民，甚至还有乞丐。这些人和贵族怎么可能站在一个队伍里面？
其次是财政系统。公元758年，“安史之乱”正进行得气势如虹。唐肃宗为了调集资源平叛，派第五琦担任盐铁使，到扬州开展盐业专卖。只要是垄断行业，都是赚钱的买卖。
第五琦用10钱的价格收购食盐，然后转手就卖了110钱，中间净赚100钱。10倍的利润啊！20年后，盐业专卖的收入占朝廷一半的税收。后来，采矿、茶叶专卖也被收入囊中，再加上长江流域的收税权，盐铁使的职位和权力水涨船高，盐铁使机构成为庞大的财政系统。
盐铁使的机构几乎独立于朝廷的任何部门，完全不受控制。这样庞大的系统要想正常运转，就需要懂财政的人。他们不需要懂儒学、会写诗，只需要学习财政税务，就能在盐铁使的下属机构中找到不错的职位。而这些学问，恰好不被主流社会所接纳。在盐铁使的机构中，为财政官员提供了快速上升的渠道，他们互相联姻、帮扶，结成稳定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是宦官。一般来说，正常人不会从事这种职业，但皇宫需要大量宦官，活儿总是需要有人来做的。
晚唐，宦官也是走向人生巅峰的捷径，尤其是“甘露之变”后，宦官在朝廷作威作福，统领神策军，并且还可以外派到地方做监军。
宦官们通过认父子、结兄弟的方式，形成了一股遍布天下的势力。只要肯挨一刀，就有美好前程。
总之，“安史之乱”以后，大唐再也不是单一的贵族社会，而是为平民子弟开辟了很多上升渠道，平民和贵族又在相互对抗。要想重新统一，就要把所有渠道整合到一起，或者兼并，或者消灭。显然，这是一项高难度动作，大唐的血统和价值观都不足以完成。
有一首诗叫《三垂冈》：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这首诗写的是李克用、李存勖父子，让人对英雄暮年不胜感慨。
李克用一生征战，却死都不能出河东。他的儿子李存勖是军二代、霸道总裁、曲艺学者，在乱哄哄的五代十国，是最有希望完成统一的人选。可李存勖最终也身败名裂。欧阳修在编《五代史》时，还专门写了一篇《伶官传序》，把李存勖狠狠黑了一把：“同志们，千万别玩物丧志啊！”
欧阳修没看清问题的关键：玩物丧志只是表面原因，李存勖失败的根源是藩镇对统一的反扑。彼时，宦官和神策军早已烟消云散，江南的财政系统也被十几个小国瓜分，只留下总部带着骨干队伍回到北方，和户部、度支使合并为三司使，进入宋朝更是成为计相。
只要扫平藩镇，统一大业指日可待。而藩镇中最能闹事的，是魏博镇
。要说魏博镇的历史渊源，那是由来已久。763年，史朝义的旧部田承嗣投降朝廷，被封为魏博节度使。从此以后，虽然节度使家族更换过几次，但魏博镇一直都是钉子户。历代节度使都会招募精壮做牙兵，用来驾驭军队。久而久之，魏博镇最有权力的反而是牙兵，晚唐年间就有“长安天子，魏博牙兵”的说法，可见权势熏天。
915年，后梁皇帝朱友贞想把魏博镇一分为二，这样既可以削藩，又能加强朝廷力量。魏博镇马上反水，投降李存勖。
只为自己谋福利，不顾朝廷和大局的死活，这就是唐末五代的藩镇。他们早已从平民的阶梯，变成邪恶的怪兽。
出卖后梁，只是魏博镇的常规表演。李存勖带领魏博牙兵东征西讨，八年后终于灭掉后梁，重新恢复大唐江山。
坐在皇位上，李存勖蓦然发现：“不对劲啊。”当然不对劲。以前自己就是藩镇，当然不会用战略眼光看问题，现在做皇帝了，对随时都能挑战自己的藩镇，膈应得慌。
后人总说：“李存勖昏头了，派戏子做官。”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派身边人去地方做官，未尝不是向藩镇夺权，为将来建立集权朝廷做准备。
就在李存勖准备用戏子抓权的时候，魏博牙兵出来表演了。他们在大本营魏州发动兵变，又把前来平叛的大太保李嗣源拥立为帝，最终逼得李存勖纵火自焚。李存勖只是败给历史惯性而已。
然而，魏博牙兵也没有什么好下场。927年，后唐明宗李嗣源花重金收买牙将，把牙兵和家属在一夜之间斩杀干净。史书重点记载了魏博镇的命运，遍地藩镇逃不过被诛杀的结局。经过一次次淘汰，大部分藩镇在血腥屠杀中消失。
五代十国中，有四个朝代出自河东一脉。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都曾是李克用和李存勖的麾下，他们数十年征战平定了北方，也用屠刀铲除了藩镇。可他们自己也是藩镇，怎么办呢？只能自我净化。
首先是层出不穷的叛乱。节度使安重荣曾说：“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意思是，兵强马壮就能当皇帝，哪有什么血统。
每当心意不能被满足时，节度使们就起兵造反。失败不用说，兵马、妻妾、财富全部被瓜分，藩镇败落。但如果成功了呢？就去洛阳和汴梁当皇帝呗。
其次，每次改朝换代的胜利者，都会把自己的精锐军队改编为禁军，以强化首都的军事力量。李存勖称帝后，就把河东旧部升格为禁军，还吸纳了河朔藩镇的精锐、后梁禁军。
李嗣源称帝，把自己的嫡系也编入禁军。后来的石敬瑭、刘知远、郭威等人，无不是自藩镇入主中枢。他们进入汴梁的同时，也把嫡系带入禁军，顺便接收前朝禁军。
几十年后，藩镇的精锐部队基本都成为朝廷禁军，直接导致后周末年的藩镇一个能打的都没有。正是有这样的禁军基础，才会有柴荣改造禁军的机会，也才有赵匡胤在禁军中爬升的平台。
最后是成功人士都向汴梁集中。随着历次兵变和改朝换代，失败者都化作黄土，胜利者则追随皇帝进入汴梁朝廷，成为时代的佼佼者。那个时代，军人就是社会精英。
当军人、军官和家属都迁徙到汴梁后，地方上的人才也会急剧匮乏，想搞事情也拉不起队伍。到此时，藩镇才算是真正被驯服。
从来没有什么一蹴而就，都是时间的沉淀。柴荣时代的禁军和朝廷，集合了北方的精英人才，才能成就其威名。而这一切，都被赵匡胤继承。
终于轮到赵匡胤上场了。赵匡胤算是五代末期的典型代表。他在郭威麾下当兵，又跟随造反大军杀回汴梁，后来进入禁军系统。在这个五湖四海的大家庭中，他结交了一帮当世精英。这也是当时藩镇青年精英的人生轨迹。
既然禁军已经成为朝廷最强大的力量，也是最核心的晋升平台，那么藩镇还有什么吸引力呢？因为此时出现了两个问题：一，藩镇再也没有力量来挑战朝廷的权威，只要敢造反，一定会被强大的朝廷禁军扑灭；二，如果遇上软弱的皇帝，禁军将领很适合兵变。
柴荣去世后留下孤儿寡母，赵匡胤直接在陈桥黄袍加身。赵匡胤是一路凭军功升迁的悍将，能打又会做人，石守信、王审琦等将领又有谁是他的对手？所以当赵匡胤“杯酒释兵权”时，其实他们没有选择。况且只是离开禁军系统，到地方工作而已，地位、待遇都给足了，一旦战争爆发还会被召回，也算是当时正常的工作调动。
如果换作是柴荣，应该也会成功的。所以啊，“杯酒释兵权”看起来是赵匡胤英明神武，其实是两百年来无数人努力换来的。这份功劳簿上，还有唐德宗、唐宪宗、朱温、李存勖、李嗣源、石敬瑭、刘知远、郭威、柴荣……甚至还有黄巢、魏博牙兵。而赵匡胤，只是最后一个摘桃子的人。
藩镇的问题解决了，就真的天下太平了？没有的事儿，还有一个接班人的问题。既然赵匡胤是禁军悍将，可以在柴荣去世后钻空子，把七岁的小皇帝拉下马，那么赵匡胤去世后会不会也有人这么做？不是没这种可能。
如果仔细捋一捋就会发现，黄巢起义之后，从来没有少年天子能坐稳皇位的，他们只会被骄兵悍将拉下马。只有接班人有自己的嫡系，他们才有活命机会。石重贵不行，刘知远开开心心入汴梁；刘承佑控制不了朝廷，郭威就敢黄袍加身；柴宗训年纪小，赵匡胤陈桥兵变。
对于这一切，赵匡胤非常清楚。为了保住赵氏江山，他只能选择自己的弟弟赵光义。反正都是赵家人，肉烂了也在一个锅里。子虚乌有的“金匮之盟”要求赵家人兄终弟及，也是这个意思。
960年，赵匡胤登基，马上开始培养弟弟，先是封弟弟为殿前都虞侯，参与禁军管理，又加封为宰相、开封府尹，最后封为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一切都是让弟弟培养嫡系，将来保住赵氏江山。
而他的亲生儿子，却晋升缓慢，最后被亲爱的叔叔拿捏得死死的。只能说，赵匡胤对得起家族和弟弟，赵光义却对不起哥哥。
赵光义继位后，也是按照这条路培养儿子。16岁时，宋真宗被封为宰相；27岁出任开封府尹，逐渐建立了自己的势力；30岁时，才能继位称帝。此时，宋朝已建立38年。从“安史之乱”开始的藩镇割据、皇权不振、骄兵悍将等现象，此时才算正式结束。算算时间，整整用了240年。
“杯酒释兵权”从来都不是单一事件。在两百多年中，无数阴谋、背叛、杀戮、战争在中国大地上演，把人性之恶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那个时代，没有人敢憧憬明天。
同样是在黑暗时代，赵匡胤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没有用阴谋、屠刀等手段，而是开诚布公地谈判，和曾经的兄弟推心置腹，达成相互谅解。这就是一种人格魅力。
赵匡胤的温柔，不仅是黑暗时代的亮色，也给宋朝留下一抹人性的光辉。或许，宋朝的风度也由此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