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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魏、晋、隋、唐的门阀士族到底是怎么消失的？很多人都说：因为有了科举制啊。其实不是。隋唐时期依然是正儿八经的士族社会，寒门能通过科举制出人头地的寥寥无几，即便是“漏网之鱼”也会被人看不起。
写“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的张九龄，早年间考中进士，在唐玄宗时官至宰相，文坛政界两开花，很成功吧？可有次唐玄宗和他聊天，他就把天聊死了。
唐玄宗和蔼可亲地问：“你什么家庭啊？”张九龄有点慌：“臣……臣的祖父是录事参军，父亲是县丞，也算殷实人家。”唐玄宗说：“嗨，不就是寒门嘛，你直说呀。”
然后又聊起亲戚、兄弟、朋友圈……张九龄被问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出宫后是浑身冷汗、脸色煞白。为什么？虽然张九龄出生于中产阶级，但在皇帝和门阀士族眼中，他只是寒门。士族从骨子里就看不起他，他也自惭形秽。
就算中了进士，你也进不了人家的圈子。维系士族门阀、上流社会和阶层的纽带就是社交关系，社交关系决定了他们的前途。
隋、唐的科举制度问题很多。隋文帝当皇帝后，发现“九品中正制”都被玩坏了。几百年来，朝廷官员基本是根据门第、关系来推荐的，鱼龙混杂。
于是，他对大臣们说：“你们推荐的人到底有没有本事，咱也不知道，那就通过考试来筛选吧。”这便是科举制的雏形。这和明、清的科举有很大的不同。此时的科举是先进行推荐，然后再通过考试来过滤，所以还是在小圈子里玩。唐朝时，科举的对象扩大到学校、地方，但也有一个漏洞：不糊名。
我们考试会在卷子上填写考号、名字、班级等，唐朝是在卷子上写名字、住址、祖上官职……这样的话，阅卷老师一看就明白了：自己人当然录取，不认识的自然落榜。黄巢同学屡试不中一点儿都不冤，你一介私盐贩子，人家才不跟你一起玩儿呢。
为了进入考官的视野，唐朝人会在考试前去长安活动，把自己的诗集和家谱送给考官，以求关照。要不然，“干谒诗”
是怎么来的呢？
在这种体制下，科举只是门阀士族的调节器、筛选机，只能起到内部净化的作用，与广大人民群众是无缘的。
举个例子吧。“关陇八柱国”有一个叫于谨的人，和李世民、杨广的爷爷都是亲密战友。到了晚唐，他有一个后代叫于琮。于琮有能力、有志向，却一直得不到重用，每天都过得很郁闷。正好，唐宣宗要选女婿，秘书监郑颢就说：“我知道你很棒，但是你得先进核心圈子啊。不如你先当个驸马如何？”于琮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郑颢让他去参加科举，然后和考官打招呼：“他以后是驸马，多多关照啊，拜托了。”后来于琮中进士、娶公主，最后官至大唐宰相。
科举制消灭门阀士族了吗？没有的事。他们在科举的帮助下，生活得更美好了。
朝廷用科举来选官，也迫使门阀士族更注重学业，毕竟诗文写不好，家世再牛也没用。彼时，优质教育资源基本集中在长安和洛阳。离长安、洛阳越近的地方，越能享受到名师、教材、学风的红利。如果出生在福建、辽东、广西之类的地方，读书就很吃亏了。而长安又是首都，更胜洛阳一筹。
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族纷纷离开故地，来到长安定居，一方面积极向权力中心靠拢，另一方面谋划子弟的学业前程。太学、国子监、四门学等名校都在长安，就算名额有限，能交个朋友也好啊。
而此地最有名的是“五姓七家。”赵郡李氏，乍一看还以为是河北人，其实他们从唐朝中期就举家搬到关中了，和河北赵郡没有半点儿关系。荥阳郑氏、清河与博陵崔氏、范阳卢氏的族人，但凡能做到高官的，也基本定居河洛地区
，留在家族故地的都是没出息的。
长安和洛阳汇聚了大半士族。“安史之乱”后，关东逐渐进入藩镇割据的模式。为了保护生命财产和学业前程，愈加促使门阀士族向河洛地区迁徙。到了晚唐，关东藩镇已是平民和军人的天下。
门阀士族集中在长安有什么好处呢？他们早已放弃了地方的根基，把身家性命和朝廷命运捆绑在一起，让门阀士族和朝廷成为利益共同体。
地方则是平民和军人的乐园，所以在晚唐藩镇割据的岁月，只有藩镇兵变、平民造反，绝对没有门阀士族推举一个司马懿出来，分一杯羹。时代不同了，保护朝廷、保护长安，就是保护士族自己。
士族的朝廷、平民的藩镇，再加上统领禁军的太监，组成了晚唐的铁三角，让大唐在“安史之乱”后继续生存了150年。
在这150年中，门阀士族反而迎来了第二春。赵郡李氏出了17个宰相，荥阳郑氏号称“郑半朝”，清河崔氏有10位宰相……而在盛唐前期，朝堂没有过他们的位置。
既然早已放弃了地方根基，门阀士族维持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社交关系。这是保护伞，也是最后的遮羞布。在一个圈子里，大家互相提携、互相帮助，就算有困难也不要紧，打个招呼就能中进士，长安依然是他们的天下。只要社交关系在，他们就不会掉落阶层。
可如果他们的朋友圈不存在了呢？
唐朝的长安历经多次屠杀。“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着急跑路，只带了和自己亲近的王爷、公主，留在长安的宗室，大多被叛军屠戮。皇家尚且如此，何况臣子。无数大臣、豪族都没有逃脱叛军的屠刀，门阀士族在这场战争中元气大伤。不过还好，剩下的幸存者依然可以把断裂的朋友圈重新连接，开启晚唐辉煌的大门。
然而真正的绝杀，来自黄巢之乱。看看《资治通鉴》的记载：“黄巢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巢复入长安，怒民之助官军，纵兵屠杀，流血成川，谓之洗城。”大唐宗室只要留在长安的，一个不留，满朝公卿和门阀士族也被杀得人丁大减。迎娶广德公主的于琮，就死在此时。
这些事都被诗人韦庄写在了《秦妇吟》中：
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
舞伎歌姬尽暗捐，婴儿稚女皆生弃。
……
华轩绣毂皆销散，甲第朱门无一半。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
当维系社交关系的人都大半被杀之后，朋友圈也就散了。更重要的是，在一片大乱中，门阀士族的谱牒也丢了。没有谱牒，活下来的人都成了个体。这个人到底是叔叔还是二大爷，大婶是哪家的，亲戚都有谁，完全搞不清楚。社交网络，断得一干二净。
从此以后，门阀士族的幸存者再也不能恢复社交网络，重新搭建起自己在长安的平台，只能维持生存。
905年，朱温在白马驿杀死朝臣三十余人，并且投入黄河，幸存下来的门阀士族骨干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君以此兴，必以此亡，门阀士族依靠社交关系兴旺了900年，最终又在时代的变迁中，因为社交网络断裂而消散。从表面上看，他们是败给了黄巢的屠刀，实际上，他们是败给了时代的进程。
门阀士族在晚唐的社交关系是寄生于朝廷的躯体之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当社会秩序崩塌、平民崛起，他们再也不能像祖先一样，在乱世中重振家业。这就是历史的进程。
在唐朝立国时，他们的家族决定放弃故地、迁往长安时就已经决定了。而那时，他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似乎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