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经症是个人成长的失败

我不想面面俱到，而是选择只讨论这个题目的几个特定方面。这部分是因为我一直在进行相关研究，部分是因为我认为这些方面特别重要，但最主要是因为它们被忽视了。

今天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点认为，神经症是当前医学认知模式下的一种可描述的病理状态，是一种疾病。但是我们已经学会了用辩证的方式来看待它，认为它同时也是一种前进，是在恐惧而不是勇气的掩护下，以一种胆小而虚弱的方式笨拙地朝着健康、朝着完满人性前进。这种前进既涉及现在，也涉及未来。

我们得到的所有证据（大多是临床证据，但已经有一些其他类型的研究证据出现）表明，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几乎每一个人，当然也包括几乎每一个新生婴儿，都有一种趋向健康的积极意愿，一种实现成长或实现人类潜能的冲动。但是，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非常令人难过的现实，那就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即便在我们这样的社会（相对来说是地球上最幸运的社会）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到达自我认同、完满人性、自我实现等境界。这是一个巨大悖论。既然我们有推动人性全面发展的冲动，那为什么它很难实现呢？是什么阻碍了它？

这是我们研究人性问题的新态度，即认识到人性全面发展的高度可能性，同时对它很少实现感到非常失望。这种态度与“现实地”接受任何现状，并像金赛和现在电视上的民意调查专家一样将其视为常态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倾向于从描述性角度，从摆脱价值的科学角度理解常态，认为这种常态或一般状态是我们能够期望的最佳状态，因此我们应该对此感到满意。换句话说，常态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有的疾病、残缺或发育障碍，因此我们都不会注意到这点。我想起大学时代用过的一本旧的变态心理学教科书，这本书的内容很糟糕，但它的卷首插图很棒。插图的下半部分是坐成一排的婴儿的照片，他们皮肤粉嫩、笑容甜蜜，显得聪明漂亮、天真无邪、乖巧可爱。上方是地铁车厢上的许多乘客的照片，他们看起来忧郁黯然、闷闷不乐、辛酸烦躁。插图的标题非常简单：“发生了什么？”这正是我想谈的。

我还应提及，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中的一部分和我想在这里谈的事情属于研究战略和策略，以及研究的准备工作。我试图以清晰的方式描述我所有的临床经验和个人主观体验，以更科学地了解它们，即对它们进行检查和测试，并使它们更准确，看看它们是否真的如此，验证直觉是否正确等。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也为了那些对哲学问题感兴趣的人，我想简要介绍一些与以下内容相关的理论要点。这是关于事实与价值、存在与应有、描述性与规范性的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是自从有哲学家以来他们就一直在研究的棘手问题，但是直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还没有太多进展。我愿意提供一些思路，这些思路帮助我攻克了这一古老的哲学难题，你可以称之为突破难题的第三种观点。

融合词

在此，我想到的是一个一般性的结论，它部分来自格式塔心理学家，部分来自临床和心理治疗经验，即事实往往以一种苏格拉底的方式指向一个方向，是矢量性的。事实并不像烙饼一样僵硬地躺在那里，无所作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像是一个路标，告诉你该做什么，给你提出建议，将你推向一个方向，而不是另一个方向。它们“召唤”，它们的特点是需求，甚至是如苛勒（Kohler）所说的“要求”。我经常有这样的感受：只要具备充分的认识，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或者更清楚要做什么；足够的知识通常能够解决问题，当我们必须决定要做这件事还是那件事的时候，它通常会从道德准则出发帮我们作出选择。例如，在治疗方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那就是随着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深入意识层面，他们对解决方法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容易，而且越来越自动自发。

我想说的是，有些事实和词语本身既是规范性的又是描述性的，我姑且称它们为“融合词”，表示事实与价值的融合。除此之外，我所说的内容应该被理解为解决“是”和“应该”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相比最初的以坦率的规范方式说话（例如问“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健康的”等问题），我自己已经有了进步，我认为在此类工作中，我们都有了进步。我以前的哲学教授（至今他仍爱我如子，我也敬他如父）有一次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流露出担忧，他温和地责备我对待这些古老的哲学问题过于草率。他在信中说：“你意识到你在做什么吗？这个问题经历了人们两千年的思考，而你竟在这一‘薄冰’上如此随意地滑过。”我记得我曾经回信解释说，这正是科学家的处理方式和研究策略，即尽可能快地滑过哲学难题。

我记得有一次在回信中写道，研究者在知识发展中不得不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即只要涉及哲学问题，就应该采取“坚定地天真”的态度。这就是我们所持有的态度。我曾认为，谈论正常和健康，以及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并且武断地给出答案，是可行的，是一种探索。我曾做过一项研究，其中涉及好的画作，也涉及差的画作，我在注脚中一本正经地写道：“好画在这里被定义为我喜欢的画。”问题是，如果我可以直接跳到结论，或许可以证明这并不是一个很坏的策略。对健康的人和自我实现的人等的研究，已经从使用公开的规范性和坦率的个体性词汇逐步转向使用描述性、客观性的词汇，以致今天有了自我实现的标准化测试。现在我们可以在操作层面定义自我实现，正如曾经定义智慧一样：自我实现就是测试内容，它与各种外部变量具有密切的相关性，并会不断积累其他相关的含义。由此，我受到启发，认为以“坚定的天真”为出发点是合理的。我能够以直觉的、直接的、个人的方式看到的大部分内容，现在都通过数字、表格和曲线得到证实。

完满人性

现在，我建议向“完满人性”这个融合词再迈进一步，这个概念（比“自我实现”概念）更具描述性和客观性，同时也保留了我们需要的规范性的含义。这个概念的目的是从直觉启发开始，向越来越高的确定性、可靠性和越来越多的外部验证迈进，这意味着这个概念越来越具有科学和理论效用。这种说法和思维方式是我在大约15年前受到罗伯特·哈特曼（Robert Hartman）的价值论著作的启发而形成的，他将“优良”定义为物体实现其定义或概念的程度。这使我想到，或许出于研究目的，可以将人性理解为一种定量。

例如，完满人性可以用分类的方式加以说明，即完满人性是抽象化能力、运用合乎语法的话语的能力、爱的能力、持有特定价值观的能力、超越自我的能力等。如果需要，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个完整的分类列成检查清单。这个想法可能会让我们有点吃惊，但只要能向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提出这样的理论——“完满人性”这个概念可以是描述性的和定量的，也可以是规范性的，即可用于判断这个人是否比那个人更接近完满人性，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个人比那个人更人性化，那么，这个想法会非常有用。这也是融合词的意义，如上文所说的，它确实是客观性的描述，因为它与我的愿望和志趣、我的个性、我的神经症无关；相比于被排除在心理健康的概念之外，我潜意识的愿望、恐惧、焦虑或希望将更容易被排除在完满人性的概念之外。

假如你曾经研究过心理健康，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健康或常态的概念，你会发现投射自己的价值观，并将其转化为对自我、对你想成为什么或者你认为人们应该是什么样的等的描述，是一种多么大的诱惑。你必须不断地与这种诱惑做斗争。你会发现，即使能在这样的工作中保持客观，这也一定非常困难。即使做到了，你也不能确信无疑。你是否曾陷入抽样错误？毕竟，如果你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诊断选择要调查的人员，那么出现此类抽样错误的概率会比你按照非个人化的标准来选择更高。

显然，融合词在科学上超越了纯粹的规范性词，同时避免了这样的陷阱——认为科学只能是摆脱价值的、非规范性的（即非人性的）。融合概念和融合词使我们能够参与科学和知识的正常发展，从其现象学和经验学的起点，向更可靠、更有效、更确定、更准确、更能与他人分享并达成共识的方向迈进。

其他较易识别的融合词有：成熟、演化、发展、发育障碍、残缺、心理健全、有风度、笨拙、愚蠢等。还有许多融合词并不能那么明显地体现出规范性和描述性。我们终有一天可能不得不习惯将融合词视为范式的、正常的、常见的和核心的词汇。那时，更纯粹的描述性词语和更纯粹的规范性词语将被认为是边缘词和异常词。我相信，这将构成新的人文主义世界观，而且这种世界观正在迅速形成一种结构化的形态。

正如我所指出的，这些概念的含义超出心理过多，无法充分说明意识的性质、内部心理或主观能力，例如欣赏音乐、冥想和沉思、品尝味道、敏锐捕捉内在的声音，等等。一个人与自己的内心世界融洽相处可能与他的社交能力或现实生活能力同等重要。

但从理论的精确性和研究策略的角度来看，更为重要的是，与构成人性概念的能力清单相比，这些概念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较差。

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这些模型并非是与医学模型对立的，因而没有必要将它们二歧化。医学上说的疾病会削弱一个人，因此也属于人性程度更高或更低的连续统。当然，虽然医学疾病模型（对于肿瘤、细菌感染、溃疡等来说）是必要的，但（对于神经官能障碍、性格障碍或精神障碍来说）它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人性萎缩

使用“完满人性”这个说法而非“心理健康”的一个结果是，我们可以相应地或并行地使用“人性萎缩”，而不用“神经症”，后者原本就是一个完全过时的词。这里的关键概念是人的能力的丧失或尚未实现的可能，显然这也是一个程度和量的问题。进一步说，它更易于从外部观察，如观察行为——行为要比焦虑、强迫或压抑更容易进行研究。它还将所有标准的精神病类别都纳入同一个连续统中，包括由贫困、剥削、不当的教育、奴役等导致的所有发育障碍、残缺和抑制，以及在经济上有特权的人中出现的新型的价值病态、存在障碍、性格障碍。它很好地说明了因吸毒成瘾、精神病、专制主义、犯罪而出现的各种萎缩，以及在医学上不能被称为“疾病”的其他类别的萎缩。

这是脱离医学模型的激进运动，是长久以来被延误了的运动。严格来说，我们如今已不需要“神经症是神经疾病”这个旧说法。此外，使用“心理疾病”这个标签会将神经症置于与溃疡、病变、细菌感染、骨折或肿瘤相同的论题范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非常清楚，最好将神经症视为与精神障碍、意义丧失、对人生目标的怀疑、失去爱人的悲伤和愤怒、看待生活的不同方式、勇气或希望的消亡、对未来的绝望、自我厌恶、对自己的生命正在被浪费的认识、没有快乐或爱的可能性等具有相关性。

这些都是远离完满人性，远离人性绽放的堕落。它们意味着人的可能性的丧失，本来可能成为什么或者还可以成为什么的机会的丧失。物理和化学中的保健预防法在心理病源这个领域中当然有些许的地位，但是与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教育、哲学、价值论和家庭等决定因素所起的更重要的作用相比，则不足挂齿。

主观生物学

这种心理-哲学-教育-精神的转换过程还有其他重要的益处。在我看来，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转换促进了人们对生物基础和体质基础的正确理解：生物和体质因素是身份认同或真实自我、成长、揭示性疗法、完满人性或人性萎缩、自我超越或任何此类讨论的基础。简而言之，我相信要帮助一个人实现完满人性，他首先要有对自己身份认同的认识。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认识到自己作为人类的一员，从生物学、性情、体质的角度来看是怎样的，了解自己的能力、欲望、需要，还要意识到自己的使命，自己适合做什么，以及命运是什么。

毫不含糊地说，这种自我认识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对个体内在生物学现象的认识，这就是对我称为“类本能”（见附录二）的人的动物性和物种性的认识。这自然是精神分析研究的范畴，即帮助人们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冲动、需要、紧张、抑郁、志趣、焦虑。霍妮关于真我和假我的区分也出于相同的目的。这不也是个人对真实自我的主观分辨吗？对一个人来说，如果首先和最重要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体质、自己的机能、自己的种性，那么他又真正是什么呢？（作为理论家，我非常乐于对弗洛伊德、戈德斯坦、谢尔登、霍妮、卡特尔、弗兰克尔、梅、罗杰斯、默里等心理学家的观点进行适当的整合。或许斯金纳的观点也可以加入这个多样化的行列，因为我猜想他为受试人列出的所有“内在强化物”可能看起来都很像我提出的“类本能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

我相信，我们有可能将这一范式贯彻到个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中，超越自己的人格。我相信，我已经给出了接受一个人的最高价值的类本能特征，即所谓的精神生活或哲学生活的充分的理由。我认为个人发现的价值论也可以归入“自我类本能本性的现象学”“主观生物学”或“经验生物学”等类似的范畴。

想一想把人性的程度放入一个单一连续统的巨大的理论和科学优势吧，这个连续统不仅有精神病学家和医生谈论的各种疾病，而且包含存在主义者、哲学家、宗教思想家和社会改革家所担心的其他一切问题。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将已知的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自我超越的、有神秘色彩的“健康以外的健康问题”，以及未来会显示出来的人性的更高可能性等也纳入这个范围。

内在信号

这种思考方式对我来说至少有一个特殊的好处，那就是它能将我的注意力集中在我最初所说的“冲动的心声”上，不过，我们最好更宽泛地将其称为“内部信号”（或内在提示、刺激）。我过去没有充分意识到，大多数神经症以及许多其他身心障碍患者的内在信号会变得微弱，甚至完全消失（如患严重强迫症的人那样），或者患者“没听到”或不能被听到。在极端情况下，我们会遇到一些体验空虚、麻木迟钝、内在空乏的人。恢复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必须恢复拥有和认知这些内在信号的能力，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喜欢谁、不喜欢谁；知道什么是愉快的、什么不是，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时候不能吃，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小便、什么时候休息。

体验空虚的人缺乏内在的指示，缺乏真实自我的心声，因而必须转向外部线索以获得指引，例如根据时钟的提示进食，而不是顺从自己的食欲（他没有食欲）。他依靠时钟、规则、日历、时间表，议程安排以及其他人的暗示和提示来引导自己。

无论如何，我想，到目前为止，我应该以将神经症解释为个人成长失败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了。患有神经症的个体未能达到生物学上一个人本来能够成为的样子，甚至可以说未能达到这个人本应成为的样子，即他在成长和发展未受阻碍的情况下能成为的样子。他作为人的可能性及其人格的可能性已经丧失。他的世界变窄了，意识变窄了，能力也受到抑制。举例来说，我想到了那些不能在众多听众面前演奏的优秀钢琴家，或者那些不得不避开高处或人群的恐惧症患者。不能学习，不能睡觉，不能吃很多食物的人肯定如同双目失明的人一样，会受到削弱。认知丧失，失去快乐、喜悦和狂喜 ，不能胜任，无法放松，意志削弱，害怕担当——所有这些都是人性的萎缩。

我提到过用更加务实、平民化和量化的完满人性或萎缩人性的概念取代心理疾病和健康概念的一些益处，我认为完满人性或萎缩人性的概念在生物学和哲学方面也更加全面。在继续讨论之前，我还要解释一下，萎缩当然可能是可逆的，也可能是不可逆的。例如，我们对偏执狂抱有的希望远不如对一个友好、可爱的歇斯底里症患者抱有的希望。当然，萎缩会呈现出弗洛伊德式的动态变化。弗洛伊德图式谈到了存在于冲动与对冲动的防御之间的内在辩证关系。同样，萎缩也会导致一些后果，引发特定的过程。它很少以简单的描述性方式完成或结束。对于大多数人，这些丧失不仅会引发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流派阐述的各种防御过程，例如压抑、否认、冲突等，还会引发我很久以前强调过的应对反应。

当然，冲突本身就是一种相对健康的标志。如果你曾遇到过真正的情绪淡漠患者，你就会知道，真的绝望的人已经放弃了希望，放弃了奋斗和积极应对。相比之下，神经症是一种非常有希望的症状。这意味着一个患有恐怖症、不信任自己、轻视自己的人，仍然会追求人类遗产，争取每个人作为人都有权利得到的基本满足。你或许会说，这种趋向自我实现、趋向完满人性的努力是胆怯的、无效的。

萎缩当然也可以是可逆的。仅仅满足需要往往也可以解决问题，对儿童而言尤其如此。对一个不曾得到足够爱的儿童的首选的治疗方法，显然是竭尽全力地爱他，用爱浇灌他。根据临床和一般的人类经验，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尽管我没有任何统计数据，但我相信十次中有九次都是有效的。同样，尊重也是消除无价值感的奇妙药剂。这使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如果医学模型中的“健康和疾病”被认为是过时的，那么医学的“治疗”和“治愈”以及权威医生的概念也必须被摒弃和取代。

约拿情结

安吉亚尔（Angyal）所说的逃避成长的原因有多种，我想谈谈其中一种。我们所有人都有提升自我、实现更多潜能、达成自我实现、完满人性或人类潜能（或你想使用的其他任何术语）的冲动。既然如此，那么是什么牵制着我们，阻碍了我们呢？

有一种阻碍我们成长的防御机制，我特别想谈一谈，因为它还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我将之称为约拿情结。

在我的笔记中，我最初将这种防御称为“害怕自己成功”“逃避自己的命运”或“逃避自己的最佳才干”。我曾想要尽可能直言不讳且旗帜鲜明地强调这种非弗洛伊德式的观点，即我们害怕最糟糕的自己，也害怕最优秀的自己，尽管这两种害怕的表现方式有所不同。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都有可能比实际表现出来的更优秀。我们都有尚未利用或尚未充分发展的潜能。毫无疑问的是，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逃避了我们本质上应该承担的天职（内在召唤、命运、人生任务、使命）。我们常常逃离天性、命运抑或偶然事件所赋予（或提示）的职责，就像约拿徒劳地试图逃离他的命运一样。

我们害怕自己的最高可能性（以及最低的可能性）。我们通常害怕成为在最完善的条件下，以最大的勇气，所瞥见的自己最完美时刻的样子。对于自己在这种巅峰时刻表现出的如有神助的潜能，我们感到既愉快又兴奋，同时，内心的怯弱、敬畏和恐惧又让我们在这些潜能面前颤抖。

我发现向我的学生们证明这一点很容易，你只需要问他们：“你们班上有谁想写出美国最优秀的小说，或者想成为一名参议员、州长乃至总统？谁想当联合国秘书长，或者成为一位伟大的作曲家？谁渴望成为像施韦泽那样的圣人？你们当中，谁将成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大家一开始通常会咯咯地笑，感到羞愧而不安，直到我接着问：“如果不是你，那会是谁？”这自然是真理。当我用同样的方式鼓励这些毕业生追求这些更高层次的抱负时，我会说：“你正在暗地里计划写什么优秀著作呢？”他们通常会羞得脸通红，并且支支吾吾，设法回避我。但为什么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呢？除了心理学家以外，还有会谁写心理学著作？所以我追问：“你不打算成为心理学家吗？”“当然想啊。”“你现在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难道是让你成为一名缄默的或无所作为的心理学家吗？这有什么好处？这可不是通往自我实现的正确途径。不，你一定想成为一流的心理学家，竭尽全力做到最好的自己。如果你甘于从事低于你能力的事业，那么我警告你，你的余生将过得非常不快乐。你将逃避自己的潜能，也就是你自己的可能性。”

我们不仅对自己的最高可能性有着矛盾的感受，而且面对他人人性中同样的最高可能性，我们也处于不断的，我认为也是普遍的，甚至是必要的冲突和矛盾中。当然，我们热爱并敬佩优秀的人、圣人，诚实、品德高尚、公正清白的人。但是，一个深入了解人性的人，能意识到我们对圣人（或者对非常美的女人或男人、对伟大的创造者、智力超群的天才）的感情是复杂的，而且通常是充满敌意的吗？这一现象不一定只有成为心理治疗师才能看到，我们称之为“逆反性评价”。稍微读点历史，就会发现大量这样的事例，我甚至可以说，这样的事例在人类的整个历史中可能比比皆是。我们当然爱慕那些体现出真、善、美，公正、完美，或取得成功的人。然而，他们同时也令我们感到不安、焦虑、困惑，也许还有点眼红或嫉妒，且有点自卑。他们往往会使我们失去自信、自控和自尊。（尼采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这是我们得到的第一个提示。我的印象是，无论他们是否有意，伟大人物仅凭他们的气场和身份，就能使我们感到自我价值较低。如果这是一种无意识的作用，而且我们不清楚为什么每当这样的人物出现时，我们都会感到自己愚蠢、丑陋或自卑，我们就会倾向于以投射来回应，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他们在试图贬低我们，把我们当做靶子，于是做出相应的回应。这样说来，我们的敌意是可以理解的。在我看来，有意识地觉察似乎能驱散这种敌意，即，如果你愿意对自己的逆反性评价（如对真善美的下意识的畏惧和憎恨）进行觉察和分析，那么你对他们的恶意就会减少。我愿意继续推断，如果你能学会更纯粹地热爱他人的最高价值，你也可能会喜爱上自己身上的这些特质，而不再畏惧。

与之相关的是对崇高事物的敬畏，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对此有一番经典的说明，把他的观点与伊利亚德（Eliade）对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观点结合在一起，我们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直接面对神圣事物时的畏惧是普遍存在的。在某些宗教中，死亡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大多数史前社会，也有一些地方或物体被视为禁忌，因为它们太过神圣，因而也太危险了。在我的《科学心理学》的最后一章中，我列举了一些科学和医学中神圣化和去神圣化的例子来说明这些现象涉及的心理动力。归根结底，这是对最高价值和最优秀的人物的敬畏。（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敬畏是内在的、合理的、正确的、合适的，而不是某种疾病或不能“治愈”的。）

但我又觉得，这种敬畏不单单是消极的、让我们逃跑或畏缩的感受。它们也是令人向往和愉快的感觉，甚至能够让我们达到愉悦的至高点。借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有意识的觉察、洞察和“修通”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我所知道的接受自己最高潜能的最佳途径，也是通向我们可能隐藏了起来或避开了的伟大、仁慈、智慧或才干的最佳途径。

在试图理解为什么高峰体验通常都很短暂时，我意外收获了一个有价值的提示。答案变得越来越清晰：我们的高峰体验不多是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承受更多！高峰体验太令人震撼、太损耗人了。处在这种狂喜时刻的人通常会说“太猛烈了”或者“我受不了了”或者“我简直要死了”。当我听到这种描述的时候，我有时觉得，是的，他们可能会死。人无法长久地承受极度亢奋的快乐。我们的有机体太弱，承受不了任何大剂量的伟大，正如它们承受不了长时间的性高潮一样。

“高峰体验”这个词比我最初所意识到的更为贴切。剧烈的情绪一定是极致和短暂的，它必须让位于非狂喜的平静、更平缓的快乐，以及对最高价值的清晰而深沉的认知所带来的内在快乐。巅峰情绪无法持久。但是B-认知（即存在认知）却可以。

这能帮助我们理解我们的约拿情结，不是吗？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被撕裂、失去控制、被击碎和被瓦解、被那种体验杀死的合理畏惧。巅峰情绪终究会击垮我们。对死于这种体验的畏惧，令人想起对性冷淡的畏惧；我认为通过熟悉心理动力学、深度心理学，以及关于情绪的心理生理学和身心医学等的文献，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畏惧。

在对自我实现何以失败的探索中，我还认识了另一个心理过程。对成长的逃避也会因对妄想的畏惧而启动。当然，这一点已被广泛地讨论了：普罗米修斯式和浮士德式的传奇文学几乎存在于任何文化中； 希腊人称它是“对自大（hubris）的畏惧”。它被称为“罪恶的傲慢”，是一个永恒的人类问题。对自己说“是的，我将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我将重写柏拉图的作品，并做得更好”的人迟早会因他的狂妄、自大而吃苦头。尤其是在他脆弱的时刻，他会对自己说“谁？我吗？”，并把它当成一种疯狂的幻想，甚至惧怕这一幻想。他把对内在自我及其一切弱点的认识，与其对柏拉图的光辉、闪亮、完美无缺的想象进行对比。然后，他自然会觉得自己太过自大。（他没有意识到，柏拉图在内省时必然会有同样的感觉，但不管怎样，柏拉图终究还是继续前进了，战胜了他对自己的怀疑。）

对有些人来说，逃避自身的成长，设定低水平的抱负，害怕做自己有能力做到的事，自愿性的自我削弱，伪愚，假装谦逊，实际上是对自大、优越感、可恶的傲慢和自负的防御。有些人不能掌握如何将谦逊和骄傲完美结合，而这种结合对于创造性工作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许多研究者发现，要想发明或创造，你必须具备“创造的傲慢”。但是，当然，如果你只有傲慢而没有谦逊，那么你会陷入偏执。你不仅要意识到内在如神一般的可能性，还要意识到人类存在的局限性。你必须能够嘲笑你自己及其他所有人的自命不凡。如果你能被一条试图成为上帝的毛毛虫逗乐，那么事实上，你可以继续尝试并且目空一切，而不必担心自己是否在妄想或会招致冷嘲热讽。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对其进行了最佳利用。他无疑是我所说的那种伟大人物，一位能够接受自己的才华并对其加以充分利用的人。他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永远惊叹于一切事物的有趣和令人着迷，总是像年轻人一样对美妙的事物充满好奇，他还常常说“太妙了！太妙了！”他会瞪大眼睛，带着毫不掩饰的纯真、敬畏和着迷探索这个世界（这是对自己的渺小的承认，是一种谦卑的表现），然后镇定自若地、无所畏惧地去完成他为自己定下的伟大任务。

最后，请参考我的一篇相关论文，这也是我可能出版的系列文章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认知的需要与认知的畏惧”，它充分地说明了我对每一种内在价值或终极价值（我称之为存在价值）所持的观点。我想说的是，这些终极价值（我认为也是最高需要或超越性需要，正如我在第23章中对它们的称谓），像所有的基本需要一样，都符合弗洛伊德关于冲动和防御冲动的基本图式。因此，可以证明的是我们需要真理，热爱真理，追求真理。然而，我们也惧怕认识真理，这同样很容易证明。例如，某些真理会伴随着一定的责任，可能会引发焦虑。逃避责任和焦虑的一个方法就是回避对真理的认识。

我预测，我们会找到与每一种内在的存在价值有关的相似的辩证关系。我曾轻微地动过一个念头：写出一系列相关论文，例如《我们对美的热爱和不安》《我们对优秀人士的敬爱和恼怒》《我们对卓越的追求和破坏倾向》等等。当然，这些逆反性评价在神经质者身上表现更为强烈。但在我看来，所有人似乎都必须接纳自己内心的这些恶意冲动。迄今为止，我仍觉得，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方法是通过有意识的洞察和修通（见附录二），把眼红、嫉妒、警惕和恶意转化为谦逊的钦佩、感恩、欣赏、爱慕，甚至崇拜。这个方法是自感渺小、能力弱、无价值，并接受这些感受，而不通过抨击来保护虚假的高自尊。

我认为，理解这个基本存在性问题不仅能帮助我们接纳他人的存在价值，而且能促使我们接纳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将有助于解开约拿情结。 Cumj7/Gi5OOh/MdhKP6rvXKUHNqSpuWQLLJUsnRmy2s+7TJsO4hs53tsMlsXPyn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