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人本主义生物学

我在心理学方面的经历推动我朝着各个方向发展，其中某些方向已经超越了常规心理学领域，至少就我接受的训练来说是这样的。

20世纪30年代，我对某些心理问题产生了兴趣，发现当时的经典科学结构（行为主义、实证主义、“科学”、价值无涉、机械化心理学等）无法很好地回答或解决这些问题。在提出了合理的问题后，我不得不发明另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心理问题。这种方法逐渐成为心理学、一般科学、宗教、工作、管理等方面的一般哲学，现在连生物学也在应用它。事实上，它逐渐成为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

心理学今天已被扯得四分五裂，实际上可以说已经成为分离的、互不交流的三种科学或三个科学家团体，数量甚至可能更多。

第一种是行为主义、客观主义、机械论、实证论。第二种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的一套心理学。第三种是人本主义的心理学，或被称为“第三势力”，这是由心理学中许多分散的小组织合并成的一个统一体系。我想谈的正是这第三种心理学。我认为第三种心理学包括第一种和第二种心理学，还发明了“超行为主义”和“超弗洛伊德”来形容它。这有助于避免陷入那种一知半解的“二元价值、二分法取向”，即要么是亲弗洛伊德的，要么是反弗洛伊德的。我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是行为主义者，也是人本主义者。事实上，我还在发展第四种超越心理学。

在此，我仅谈个人观点。即使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中，也有些人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与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对立，而不是把这些心理学纳入更大的上层结构中。我认为其中一些人对“体验”的热情徘徊在反科学甚至反理性的边缘。但是，由于我认为体验只是获得知识的开始（虽然有必要，但还远远不够），也相信知识的进步，觉得一门广博的科学是我们唯一的最终希望，因此，我最好只发表个人浅见。

通过“自由地思考”进行推理，发挥预感和直觉的作用——总之就是尝试推测未来，这是我自己选择的任务。这是一种有意识地专注于开拓、探索、创造，而不是应用、确认、检查、验证的任务。当然，后者才是科学的支柱，然而，我还是觉得科学家仅仅把自己当做验证者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先驱者、创造者、探索者通常是一个孤独的人，他不属于任何群体，常常独自一人面对内心的冲突和恐惧，对抗自大、傲慢，甚至偏执。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不怕冒险，不怕犯错误，他清楚地知道到自己就像波兰尼（Polanyi）所强调的那样，是一个“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得出初步结论，然后花数年时间试图弄清楚自己的直觉是否正确的赌徒”。如果说他还有任何理智的话，他当然会被自己的鲁莽想法吓到，并且清楚地知道他正在肯定那些自己无法证明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在表达个人的预感、直觉和主张。

我认为规范生物学的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即使指出这些问题会使西方的历史和科学哲学受到质疑。我相信，我们从物理、化学和天文学（在这些领域，必须保持数据的客观性，避免教会插手科学事务）中沿用的价值无涉、价值中立的科学模式是非常不适合对生命进行科学研究的。更进一步来说，科学的这种价值无涉理念不适合用于研究人类问题，因为个人价值、人生使命和目标、个人意图和计划对于理解一个人是十分重要的，甚至对于科学、预测和控制的经典目标都是至关重要的。

在进化论领域，关于方向、目标、目的论、活力论、最终原因等的争论，在我的印象中是激烈而沉重的。我必须说，这场辩论被搞得一团糟——但我也必须得承认，在人类心理层面上讨论同样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推进对这些问题的清晰阐述。

关于进化中的自生学说或者纯粹的偶然性是否可以解释进化的方向，我们仍然可以反复讨论。但当我们与人类个体打交道时，这种“奢侈”的争论机会将不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个人纯粹偶然地就成为一个好医生”。现在该是停止将这种观念当真的时候了。就我而言，我已对有关机械决定论的辩论感到厌倦，甚至懒得再卷入这样的争论中。

优良样本和“成长尖端统计学”

我提议用精选的优良样本（优异样本）来进行研究人类物种最佳能力的生物鉴定，供讨论和最终研究之用。举个例子：我在探索性的调查中发现，自我实现的人（即心理健康、心理“优异”的人）更善于认知和感知，即使在感官层面也是如此；如果他们在区分细微的色调差异时显得更为敏锐，我也不会感到惊讶。我曾经主持的一个未完成的实验可以被视为这种“生物鉴定”实验的模型。我一度计划用当时最好的技术对布兰迪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每一个新生班级开展测试，包括精神检查、投射测试、表现测试等，选择学生中最健康的2%、中等的2%、最不健康的2%进行测试。我们计划让这三组人使用大约12种感官、感知和认知仪器，以检验先前关于健康的人更容易感知现实的临床和人口学猜想。我预测这些猜想会得到支持。我的计划是在大学的四年中继续关注这些人，然后将最初的测试评分与他们在大学各方面的实际表现、成就和成功联系起来。

我还曾想过开展一项由纵向研究团队进行的纵向研究，并在我们离世以后继续下去。其目的是通过跟进研究特定群体的一生，最终验证我们的“健康”概念。很显然，一些问题（如寿命、对心身疾病的抵抗力、对感染的抵抗力等）确实能说明这一点。我们预计这项研究还将揭示出不可预测的特征。这项研究的精神与刘易斯·特曼（Lewis Terman）的研究类似，大约40年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挑选了一批高智商的孩子，并对这些孩子从许多方面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测试，直至现在。他总体上的发现是，由于智商高而被选中的孩子在其他所有方面也都表现出色。最后，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人的所有优秀特质都呈正相关。

这种研究设计的初衷是改变我们的统计观念，特别是抽样理论。坦率地说，我完全支持一直以来被我称为“成长顶端统计学”的统计理论，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最大的遗传作用发生在植物尖端的成长中。就像年轻人说的：“这就是行动的方向。”

如果我想搞明白，“人类有哪些能力”这个问题，我会向这个经过筛选的优秀小群体而非向全体人类寻求答案。我认为过去享乐主义价值理论和伦理学理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哲学家们混淆了病态动机的快乐和健康动机的快乐，不加区分地运用了病态与健康的样本、优良与低劣的样本、做出良好与糟糕选择者的样本、生物学意义上健全和不健全的样本，并计算了它们的平均值。

如果要回答人类可以长到多高的问题，那么很显然我们要挑选最高的人并对其进行研究。如果我们想知道一个人可以跑多快，那么就没有必要计算人类“优良样本”平均速度；最好的做法是看看那些奥运会金牌得主能跑多快。如果想知道人类精神成长、价值成长或道德发展的可能性，那么我坚持认为，研究我们当中最讲道义、最有道德或最具贤能的人能让我们有更多收获。

基本上，我觉得可以很公正地说，人类历史记录了人性被低估的方式。人性的可能性实际上一直在被低估。“优秀样本”（古圣先贤、历史上的伟大领袖）都可以被研究，但我们往往面临着这样的诱惑：认为他们不是平凡的普通人，而是具有某种超自然天赋的人。

人本主义生物学与良好社会

只有在“良好的条件”下，才能使广大人民发挥人的最大潜能，这已经很清楚了。或者更直接地说，优秀的人通常需要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中成长。我认为，很明显的是，生物学的规范哲学应该包含良好社会的理论，其中“良好社会”可以被定义为“优良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潜能，使人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的社会”。我认为，对于那些已经学会避免使用“好”和“坏”等词语的古典描述性生物学家来说，初看起来这可能有点令人吃惊，但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在经典生物学的一些领域，类似的看法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例如，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基因可以被称为“潜能”，这些潜能能否得到发挥是由遗传物质本身、细胞质、一般有机体的直接环境以及有机体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的。

以一系列的实验为例，可以说，对白鼠、猴子和人类而言，个体早期生命中的刺激环境对大脑皮层的发育有非常特殊的影响，我们通常认为前者为后者提供了理想的方向。哈洛的灵长类实验室（Harlow’s Primate Laboratory）的行为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孤立的动物会丧失各种能力，超过一定程度后，这些能力的丧失就会变得不可逆转。再举一个例子，在巴尔港（Bar Harbor）的杰克森实验室（Jackson Labs），人们发现，若从不接触人类，那些在野外成群结队地乱跑的狗，就会失去被驯化成宠物的潜力。

根据报道，由于饮食中缺乏蛋白质，印度儿童正遭受不可逆转的脑损伤。假如人们一致认为印度的政治制度、历史、经济和文化共同造成了这种缺乏，那么很显然，人类需要那种允许他们中形成优良样本的良好社会。

一种生物学哲学真的可以在社会中孤立地发展，在政治上完全中立，不必是乌托邦式的、优心态（Eupsychian）式的、改良主义的或革命性的吗？我并不是说生物学家需要将自己的研究转变为社会行动。我觉得这是个人喜好问题。我知道一些生物学家会因为看到自己的知识被闲置而感到愤怒，转而将他们的发现付诸政治实践。但除此之外，我给生物学家的直接建议是，他们需要认识到，一旦接受了人类或任何其他物种的规范性做法，也就是说，一旦他们接受了把培育优良样本视为自己的义务，那么研究有助于优良样本发展的所有条件，以及那些抑制这种发展的条件，自然而然地就成了他们的科学义务。显然，这意味着他们需要走出实验室，进入社会。

优良样本是整个物种的选择者

经过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探索性调查，我认为，可以对那些最健康的人（或最具创造性的人、最强壮的人、最聪明的人或最圣洁的人）进行生物测定。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作为先遣侦察员，或者更敏锐的感知者，告诉我们这些不太敏感的人我们应该重视什么价值。比如，我们选出对颜色和形式具有美学敏感度的人（这是很容易做到的），然后听他们对颜色、形式、织物、家具等的判断。我的经验是，如果我让出位置，不硬挤进优秀感知者的行列的话，我可以充满自信地预测，他们一下子就会喜欢上的东西，我却可能需要一两个月才会慢慢变得喜欢。他们和我一样，只是更敏锐一些。换句话说，他们和我一样，只是少了一些怀疑、困惑和不确定。因而，我可以让他们成为我的专家，正如艺术品收藏家聘请艺术专家帮助他们购买艺术品一样。（柴尔德的著作支持了这一观点。）这表明有经验的艺术专家都有相似的品位，这一现象甚至是跨文化的。我还假设，这种人的敏感性受潮流风尚的影响比普通人小。

同样地，我发现如果我选择心理健康的人来进行研究，会发现他们所喜欢的就是整个人类群体所喜欢的。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相关的话：“优秀的人认为好的，那就真是好的。”

例如，自我实现的人有一个特征：他们对是非的怀疑要比普通人少得多。他们不会因为95%的人都不认同他们的观点而感到困惑。我必须提及的是，至少我研究的被试小组成员有着一致的是非观点，就好像他们在感知超人性的真理，而不是在比较个人的品位。总之，我把他们当作价值测定者，或者应该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是可能的终极价值。换句话说，我认识到，伟大人物的价值观，是我最终将认同的价值观，它们在个人感觉之外也是有价值的、宝贵的，“数据”最终会支持它们。

我的超越性动机理论（第23章）在根本上也是以这样的操作为依据的，即选择那些能够非常灵敏地感知到事实和价值的人，把他们选择的终极价值作为整个物种的终极价值。

我几乎是在故意挑衅。如果我愿意的话，我也可以简单地通过问一个问题来表达这一点：“假设你选择研究心理健康的人，他们的爱好是怎样的？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们为之奋斗或追求的是什么？他们重视什么价值？”但我认为一定要表达清楚，我是有意地对生物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提出这样的规范性和价值性问题的。

或许从另一个角度能更好地说明这些问题。如果人是一种善于选择、善于决定、善于寻求的动物（我认为这一点已经有充分的证明），那么作出选择和决定的问题将不可避免地涉及对人类物种的定义。但是作出选择和决定也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关乎智慧、效果和效率。那么问题来了：谁是好的选择者？他来自哪里？他有怎样的生活经历？这门技能可以传授吗？什么会妨碍这种技能，什么又能促进这种技能？

当然，这只是在以新的方式提出古老的哲学问题：“谁是智者？智者是什么？”也是在以新的方式提出古老的价值论问题：“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令人向往的？什么是人们期望得到的？”

我必须重申，我们已经发展到了生物学史上需要为自己的进化负责的转折点。我们已经成为自我进化者。进化意味着筛选，因而需要我们做出选择和决定，这就意味着要进行价值判断。

身心的相互联系

在我看来，我们正处于将主观世界与外部现象联系起来的新飞跃的边缘。我期望这些新迹象会促使神经系统的研究取得巨大突破。

有两个例子充分证实这为将来的研究做了准备。奥尔兹（Olds）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广为人知）通过在嗅脑中隔区植入电极，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快乐中枢”。只要白鼠可以通过接通电源，使这些植入自己大脑的电极刺激其大脑时，它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进行自我刺激。当然，研究还发现了与不愉快或痛苦有关的区域，白鼠拒绝自我刺激这些区域。显然，对快乐中枢的刺激是如此“有价值”（引人向往，具有强化和奖励作用，令人愉悦，或者我们用来描述这种情境的任何其他说法），以至于白鼠会舍弃任何其他已知的外部享乐，如食物、性等。现在，我们有足够的人类的平行数据，可以推测出人的情况，人的一些主观意义上的愉悦体验是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尽管这类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但是已经对不同“中枢”进行了区分，如与睡眠、饱足、性刺激和性满足等有关的中枢。

如果将这类实验与另一类实验（如卡米亚[Kamiya]的实验）相结合，就会呈现出新的可能性。卡米亚运用脑电图和操作性条件反射进行研究，当受试者的脑电图中的α波频率达到某个水平时，研究者就会给受试者一个可见的反馈。这种方式会促使受试者将外部事件或信号与主观感受联系起来，从而随意控制自己的脑电图。也就是说，卡米亚证明了人能够使自己的α波频率达到理想的水平。

这项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令人振奋的是，卡米亚偶然地发现了将α波的频率提高到特定水平可以让受试者进入平静、沉思，甚至幸福的状态。对一些学习了东方坐禅和冥想技术的人进行的跟踪研究表明，他们能够自发地形成这种“平静”的脑电图，就像卡米亚引导他的受试者做到的一样。这就是说，教人们感到快乐和平静已经成为可能。这项革命性的成果，对于人类的进步，对于生物和心理学理论来说，都是丰硕而显著的。这方面的研究项目多到足以让下个世纪的科学家为之忙碌。直到现在都被认为不能调和的身心问题，终于可以得到解决了。

这些数据对于规范生物学而言至关重要。显然，现在可以说，健康的有机体本身能发出清晰明确的信号，说明这个有机体的偏好、选择，或它认为的理想状态。

我们把这些称为“价值”，思路是否太过跳跃呢？那能否称之为生物内在价值或本能价值？如果进行这样的描述性陈述——“实验室里的老鼠在按下两个能给自己不同刺激的按钮之间进行选择时，几乎100%会按下那个会刺激快乐中枢的按钮，而不是任何会产生其他刺激的按钮”，那么这与“老鼠偏爱对快乐中枢进行自我刺激”的表述有什么重要的不同吗？

我必须说，无论我是否使用“价值”这个词，对我来说都没有太大区别。不用这个词也可以叙述我所讲的内容。也许作为一种科学策略，或者至少是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的沟通策略，不通过谈论价值使问题复杂化，会让科学家的叙述显得不那么冠冕堂皇。但我想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地对待选择、偏好、强化、奖励等心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新发现。

我还应该指出，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种研究和理论化所固有的某种循环性的困境。这在人类的研究中尤为明显，但我猜在动物研究中，也有类似的问题。这种循环性隐含在这样的说法中：“优良样本或健康动物选择或偏爱如此种种。”我们如何解释施虐狂、变态者、受虐狂、神经症患者、精神病患者、自杀者作出的选择与“健康的人”不同这一事实呢？将这种困境，与实验室中肾上腺被切除的动物和所谓的“正常”动物会作出不同选择的现实情况相比，是否合理？我要清楚地表明，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解答的问题，而是一个必须面对而非逃避的问题。人类受试者很容易通过精神病和心理测试技术选择出“健康的人”，然后指出，获得某个很高分数（比如罗夏测试[Rorschach test]或智力测验得分高）的人与自助餐厅实验中的优秀选择者是同一类人。这里的选择标准完全不同于行为标准。

这是相当可能的。事实上，在我看来，我们对神经进行自我刺激的行为显示，变态、谋杀、施虐或恋物癖的所谓“快乐”与奥尔兹或卡米亚实验所展现的“快乐”很可能并不是同一意义上的快乐。当然，这是我们借助精神病学技术中主观得知的。任何有经验的心理治疗师迟早都会知道，神经症的“快乐”或变态的背后实际上是巨大的苦恼、痛苦和恐惧。我们从那些既体验过不健康的快乐，又体验过健康快乐的人那里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实际上总是报告对后者的偏好，并对前者感到惧怕。科林·威尔逊（Colin Wilson）清楚地证明，性犯罪者的性反应不仅不强烈，而且非常微弱。克尔肯达尔（Kirkendall）也证明了相爱的人的性活动比不相爱的人的性活动更具主观优越性。

我现在正在研究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组推论。它可以阐明人本主义哲学给生物学带来的激进后果和影响。可以肯定地说，这些数据证明了有机体可以进行自我调节、自我管理、自我选择。有机体更倾向于健康、成长和生物学上的成功，已不是一个世纪以前我们所设想的那样了。总的来说，它是反专制的、反控制的。这使我开始重新全面地审视道家观点，不仅如当代生态学和行为学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已经学会了不去干扰和控制，而且开始更多地相信孩子自主成长和自我实现的冲动。这意味着强调自发性和自主性，而不是预测和外部控制。这里引述我的《科学心理学》中的一段文字进行解释：

鉴于这些事实，我们还能继续将科学的目标定为预测和控制吗？无论如何，对于人类来说，答案都是完全相反的。我们自己想被预测且可预测、被控制且可控制吗？我虽不会将我的观点过度地延伸到“自由意志问题必然以其古老而传统的哲学形式出现”，但我会说，问题出现在眼前，并且需要解决，解决问题的方式确实与自由而非被决定、自主选择而非被外界控制的主观感受有关。无论如何，我可以确定地说“健康的人”不喜欢被控制，他们更喜欢自由自在。

这种思维方式的另一个非常常见的后果是，它会不可避免地改变科学家的形象，不仅改变科学家在他们自己的眼中的形象，还会改变他们在民众眼中的形象。已经有数据表明，不少高中女孩把科学家当做怪兽和恶魔，害怕他们，不认为他们是很好的丈夫人选。我必须表达我自己的观点，这不仅仅是好莱坞那些讲述“疯狂的科学家”故事的电影产生的影响；尽管十分夸张，这类电影中还是有一些真实而合理的东西。事实上，传统理念中的科学家是操纵者、掌控者，是影响众人、动物或事物的人。他们就是研究对象的主人。在对“医生形象”的调查中，这一观念表现得更加清晰。医生通常会在半意识或无意识的层面上被看作主人、控制者、操刀者、消除痛苦的人等。他们绝对是领袖、权威、专家、掌控一切并对人们发号施令的人。我认为这样的形象对心理学家来说是最糟糕的。大学生现在普遍认为心理学家是操纵者、说谎者、真相隐藏者和控制者。

假如有机体被认为具有“生物学智慧”会如何？如果我们学会给予有机体更大的信任，如相信其能够自主、自治和自我选择，那么显然我们科学家（更不用说医生、教师和父母）必须将我们的形象转变成“道家形象”。这是我想到的能够简洁地总结人本主义科学家形象的许多要素的词。道家思想倾向于询问而非说教，这意味着不干预、不控制。它强调不干预地观察而非控制或操纵。它是承受的和被动的，而不是主动的和强制的。这类似于，如果你想了解鸭子，那么你最好向鸭子提问而非对其进行说教。对人类儿童也是如此，找到“最适合他们的”最好的方法似乎就是找到一些方法，让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最适合他们。

事实上，优秀心理治疗师中已经有了这样的榜样。这里我是就他们的工作方式来说的。他们会有意识地不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患者，而是帮助表达不清的、无意识的、半意识的患者探索自己的内在情况。心理治疗师帮助患者发现他想要或渴望的东西，发现对患者而非对治疗师有益的东西。这与旧理念中的控制、宣教、塑造、训导相反，绝对基于我前面提到的推论和假设，尽管我必须说它们很少真正得到实现，如，对大多数人追求健康（偏好健康而非病态）的倾向的信念；相信主观幸福感状态能指引人们寻求“人的最佳状态”。这意味着有机体更偏好自发性而非控制，偏好信任而非怀疑，假设人们想要成为完满的人，而不是想要生病、痛苦或死亡。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确实发现，当一个人出现死亡愿望、受虐狂愿望、自我挫败行为、自我施加的痛苦时，我们认为对这个人而言，这是“病态的”。如果他经历过另一个更健康的状态，他肯定宁愿拥有健康而非痛苦的状态。事实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进一步认识到受虐狂、自杀冲动、自我惩罚等是对健康的愚蠢、无效、笨拙的摸索。

“道家式”的老师、父母、朋友、情人以及科学家的行为模式也与此十分相似。

道家的客观性与传统的客观性

传统的客观性概念来自早期对事物和无生命研究对象的科学认识过程。在进行观察时，如果能将自己的愿望、恐惧和期许排除在外，将超自然神的意愿和安排排除在外，我们就会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使得现代科学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研究非人类对象或事物时，这么做也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客观性和超脱性运作得很好，甚至在研究低等生物时也运作得很好；我们足够超脱，足够置身事外，使我们成为不横加干涉的旁观者。

对我们来说，变形虫向哪个方向移动或水螅喜欢摄取什么并不重要。种系越高级，这种超脱就越困难。我们都非常清楚，在研究狗或猫时，观察者很容易将其拟人化，向动物投射观察者自身的愿望、恐惧、期许、偏见；而研究猴子或类人猿时，这会更容易。那么当我们研究人类时……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实际上我们不可能成为冷静、镇定、超脱、置身事外、不干预的旁观者。“堆积如山”的心理数据显示，没有人能做到这一点。

任何富有经验的社会科学家都知道，在研究任何团体或亚文化群体之前，他必须审视自己的偏见和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规避预先判断的一种方法，即提前意识到它们。

但我认为还有另一条通往客观性的途径，即通过我们自己之外、观察者身外的现实，更清楚、更准确地感知和实现客观性。这来自一项观察：无论是恋人之间，还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意感知，都能产生各种各样的知识，这些知识是不相爱的人无法获得的。在我看来，行为学文献也有类似的观点。我相信，我对猴子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更“符合事实”、更“准确”、更“客观”，假如我不喜欢猴子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事实是我对它们着了迷。我开始喜欢上我所研究的猴子，但我远不可能同样程度地喜欢上我研究的老鼠。我相信洛伦茨、廷贝亨、古道尔和萨勒的工作“非常具有教育性、启发性和真实性”的观点，因为这些调查人员“热爱”他们所调查的动物。至少这种爱会使他们产生兴趣甚至迷恋，因而使得他们有极大的耐心进行长时间的观察。一位迷恋着宝宝，一次又一次专注地审视婴儿每一寸肌肤的母亲，肯定会比那些对这个婴儿不感兴趣的人更了解他。我发现，恋人之间也是如此。他们是如此地为彼此着迷，以至于可以在审视、观察、倾听和探索对方的活动上花无尽的时间。与一个不爱的人在一起，情况会完全不一样，因为双方很快就会腻烦彼此。

“爱的知识”（如果可以这样叫的话）还有其他的优势。爱一个人，可以让他舒展，打开心扉，卸下心防，让他不仅在身体上，而且在心理和精神上都毫无保留地向对方开放。总之，他不会隐藏自己，而是让自己被看见。在普通的人际关系中，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会让彼此捉摸不透。而在爱的关系中，我们变得“可捉摸”。

但最后，也可能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热爱、着迷或深感兴趣时，我们往往不太愿意去干涉、控制、改变。我发现，对于你所爱的，你愿意听其自然。在浪漫的爱情和祖父母之爱的极端例子中，被爱者甚至可能被视为完美无缺的，任何改变都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甚至是对上帝的不恭，更不要说“改善”了。

换句话说，我们满足于听其自然，对其没有任何要求。我们希望其保持原本的样子。在其面前，我们可以被动接受。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只有在其呈现原本的样子，而非我们想要其成为、害怕其成为，或希望其成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其更加真实的样子。认可其存在，欣赏其原本的样子，就会让我们成为不干涉、不操纵、不以偏概全、不干预的观察者。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不干涉、不苛求、不满怀期待、不追求改进，我们就会实现怎样程度上的客观。

我认为，这种方法是通往某种真相的特定路径，通过这条路径，我们可以更好地接近和获得真相。但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路径，也不认为所有的真相都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我们从同样的情境中也能非常清楚地了解到，爱、兴趣、迷恋、痴迷也可以扭曲关于研究对象的某些其他真相。我坚持认为，在装备科学方法的武器之后，爱的知识或“道家式客观性”在特定情境中对于特定目的来说具有其特殊优势。如果我们意识到，对研究对象的爱不仅会使我们清晰地看到某些东西，而且会使我们产生某种盲目性，那么我们就有了足够的警惕了。

我想更进一步地说，“对问题的爱”也是如此。一方面，显然你必须对精神分裂症着迷，或者至少对其感兴趣才能坚持下去，了解它并对它进行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沉迷于精神分裂症问题的人，在考虑其他问题时往往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衡。

大问题的问题

我在这里借用了阿尔文·温伯格的优秀著作《对大科学的反思》中一个章节的标题，这本书包含许多我想进一步阐明的观点。借用他的术语，我能以更醒目的形式说明我备忘录中的内容的主旨。我想说的是，我们可以用类似曼哈顿计划的方法来解决我所认为的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大问题，不仅是心理学问题，更是所有具有任何历史紧迫感的人关注的问题（这是一项研究的“重要性”的标准，现在我愿意将它添加到传统标准中）。

首要的大问题是造就优良的人。我们必须有更好的人，否则我们这个物种很有可能全部被消灭，即使不被消灭，肯定也会生活在紧张和焦虑之中。这里的前提自然是给“优良的人”下定义，我在备忘录中对此做了种种陈述。我想特别强调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数据和指标，它们也许已经如曼哈顿计划的参与人员一样多了。我本人相信这项伟大的轰动一时的计划是可行的，我确定可以列出一百个、两百个甚至两千个问题或附属问题，这一定足以使许多的人忙个不停。优良的人也可以被称为自我演化的人，对自己和自己的演化负责的人，被完全启发或唤醒的通达的人，充满人性的人，自我实现的人，等等。无论如何，很明显，除非人们的健康、演化、强大、优秀足以支持其对生活的理解，并且人们想要以正确的方式将它们付诸实践，否则那些完善的宪法、法律和伟大的计划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与上面提到的大问题同样紧迫的是建立良好社会。良好社会和优秀的人能够相互影响，彼此需要，他们互为彼此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这里先暂时搁置孰先孰后的问题。很明显，他们是协同发展的，缺少其中一个，就不可能实现另一个。我所谓的良好社会，是指一个物种、一个世界。我们还有关于自治社会（即非心理安排）的可能性的初步信息（参见《优良心态管理》 Eupsychian Management：A Journal ，另见第14章）。说得更明白一些，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在人的善良程度不变的情况下，做出迫使人们趋向恶行或善行的社会安排是可能的。这里的重点是，对待社会制度安排的方式必须不同于对待内在精神健康的方式，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一个人的善或恶取决于他所处的社会制度的安排。

社会协同作用的关键观点是，在一些原始文化和大的、工业主导的文化中，存在一些超越了自私与无私的二分的社会趋势。也就是说，有些社会制度安排必然会让人们相互对立；而在另一些社会制度安排的背景下，寻求自己利益的人无论是否愿意，都必然会帮到其他人。反过来说，寻求利他和帮助他人的人也必然会获得私利。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所得税等经济措施，会从任何一个人的财富中拿走一部分分配给广大民众。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营业税，它从穷人那里收取的比例高于富人，它产生的不是虹吸效应，而是鲁思·本尼迪克特所说的漏斗效应。

我必须严肃认真地强调，这些是终极的大问题，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温伯格在他的书中谈到的，以及其他人谈到的大多数技术产品和进步，在本质上都可以被认为是达到这些目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能将技术和生物学上的改良交给优良的人来做，那么这些进步要么毫无用处，要么十分危险。我这里讲的进步甚至包括征服疾病，延长寿命，抑制普遍意义上的痛苦、悲伤以及苦难。重点是：谁想让恶人活得更长，或者更强大呢？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使用原子能并赶在纳粹分子之前实现了它的军事化用途。如果原子能掌握在某个“希特勒”手中（现今有许多“希特勒”掌握着国家大权），这当然不是好事，而是巨大的危险。其他任何技术的进步也是如此。人们总是可以问这个标准问题：这对某个“希特勒”是好还是坏？

技术进步的副产品是，今天恶人很有可能，甚至非常可能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更具威胁性，这是因为先进技术赋予了他们更大的力量。一个被残酷的社会所支持的极端残酷的人很可能是打不倒的。我想，假如当时希特勒获胜了，那么叛乱将不太可能发生，他统治下的德国可能会延续一千年或更久。

因此，我敦促所有生物学家，以及其他一切有良善意愿的人，运用他们的才华来为这两个大问题服务。

以上考虑强烈地支持了我的感受：传统的科学哲学在道德上力求中立，摆脱价值，但价值中立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它不仅不区分是非，而且可能是反道德的。它可能会把我们置于危险之中。因此，我要再次强调，科学本身来自人和人的激情与利益，正如波兰尼英明地指出的那样。布鲁诺斯基（Bronowski）也令人信服地提出，科学本身必须是一种道德规范，因为如果一个人承认真理的内在价值，那么投身到为这一内在价值服务的行动中，会引发各种后果。此外我还想补充一点：科学可以寻求价值，也能从人性本身中揭示这些价值。事实上，即使没有充分和最终的证明，我认为科学已经这样做了，至少达到了使这个陈述合理的水平。如今，我们可以利用技术来找出什么对人类有益，即人的内在价值是什么。几种不同的操作被用来指明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价值。我重申，这既指生存意义上的价值，又指成长意义上的价值，即是什么让人更健康、更聪明、更善良、更快乐、更满足。

这呈现了我可以称为生物学家未来研究策略的东西。其中之一是追求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的协同反馈。大多数精神病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已经开始设想，几乎所有的疾病，毫无例外地，都可以被称为心理疾病或机体疾病。也就是说，如果人们对任何“身体”疾病进行了足够深入的研究，那么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心理、内在和社会变量都是其决定因素。这绝不是为了让肺结核或骨折更加精神化。这仅表示人们在对结核病的研究中，发现贫困也是它的一个因素。至于骨折，邓巴（Dunbar）曾经以骨折病例为对照组，假设骨折不涉及心理因素，但令她惊讶的是，实际上确实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已经积累了关于事故倾向人格及“事故培养型环境”（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的丰富经验。也就是说，就连骨折也是心理的和“社会-躯体（socioso-matic，如果我可以这样造词的话）的”疾病。这一切都表明，传统生物学家、医生或医学研究人员在力求减轻人类疼痛、痛苦和缓解疾病的时候，最好采取更加整体性的方法来研究他们一直以来研究的疾病的心理和社会决定因素。例如，今天已经有足够的数据表明，对癌症富有成效的广谱治疗还应考虑到所谓的“心身因素”。

换句话说，有迹象（主要是推断而不是硬数据）表明，让优良的人通过（例如）心理治疗改善心理状况，有助于延长其寿命，并降低其对疾病的易感性。

对低层次需求的剥夺会带来传统意义上的“匮乏病”，对于我在第23章中所称的超越性精神疾病（即精神疾病、玄学疾病或存在疾病）来说，似乎也是如此。所以这些可能也应被称为匮乏病。

简而言之，如果安全与保护、归属、爱、尊重、自尊、认同和自我实现等基本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导致匮乏病，综合来看，我们可以称之为神经症和精神病。然而，那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并且已经自我实现的，具有真理、仁慈、美丽、公正、秩序、法律、完整等超越性动机的人，也可能在超越性动机层面遭到剥夺。缺乏超越性动机的满足感或缺乏这些价值，就会导致我所讲的一般的和特定的超越性精神病态。我认为这些是与坏血病、糙皮病、爱情饥渴症等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中的匮乏病。我要在此补充：证明身体需要（如对维生素、矿物质、碱性氨基酸等的需要）的传统方式，首先是正视这种不明原因的疾病，然后寻找病因。也就是说，如果因缺乏某种物质而患有某种疾病，那么该物质就被认为是一种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我所讲的基本需要和超越性需要严格来说也是生理需要，缺乏它们会导致某种疾病。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使用了新造术语“类本能”来表明我的坚定信念——数据已经充分证明，这些需要与人类机体本身的基本结构有关，涉及某些遗传基础，尽管这一联系很微弱。它也使我坚信，终有一天，生物化学、神经病学、内分泌学的基质或身体机制方面的发现能从生理层面解释这些需要和疾病（见附录D）。

预测未来

近年来，大量的会议、图书、专题讨论会，更不用说报纸文章和杂志专栏，都在谈论2000年或21世纪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浏览了这些“文献”（姑且这样称呼吧），更多地感到的是担忧而非受教。这些“文献”中95%以上的内容是关于技术变革的，完全撇开了好与坏、对与错的问题。有时企业似乎完全没有道德原则。还有很多关于新机器、假肢，新型汽车、火车或飞机，更大、更好的冰箱和洗衣机的讨论。当然，偶尔出现关于大规模杀伤能力会提高到甚至可能毁灭人类的水平的讨论时，这些“文献”也令我感到惶恐不安。

这本身就是对所涉及的真正问题视而不见的迹象，实际上所有参与这些讨论的人都不是研究人的科学家。他们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物理学家、化学家和地质学家，其中的生物学家则有很大一部分是分子生物学家，也就是说他们是还原型而非描述型的生物学工作者。偶尔被选择就此问题发言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也是典型的技术专家，“专家们”信奉摆脱价值的科学概念。

无论如何，很明显，“持续改进”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与目的无关的改进手段的问题，也无关这样一个明确的事实，即更强大的武器在愚蠢或邪恶的人手中只会造成更大程度的愚蠢或邪恶。也就是说，这些技术的“改进”实际上可能是有害无益的。

我还想以另一种方式表达我的不安情绪：我要指出，关于2000年的许多讨论只停留在物质层面上，例如工业化、现代化、富裕程度、拥有更多物质财富、通过发展海洋农业提高粮食产量、提高城市效率以应对人口爆炸，等等。

一种观点认为许多预测者其实对现实情况一知半解：大部分预测只是根据当今的情况做出的无用的推断，我们根据现状机械地预测了未来的曲线。据说，按照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00年，人口会多得多；按照目前城市的增长速度，到2000年，城市发展会如此如此，等等。这就好像我们无力掌握或规划自己的未来，仿佛我们无法扭转目前我们不想要的趋势。例如，我认为对未来的规划应该包含减少世界人口。如果人类希望做到这一点，世界上就没有任何理由，或者至少没有生物学因素会导致我们失败：城市结构、汽车结构或航空旅行等也是同样的道理。我怀疑，根据目前的情况进行的预测本身就是摆脱价值、纯粹描述性的科学概念的副产品。 j23T94rZ81oUPFX0c4PeMAOMKZa+aGEwGdxu2tMWyKqyroM+a14jmFL7g27+lk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