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技术的过分强调

过于强调优美、改进、技术和仪器通常会导致我们整体上降低了科学问题以及创造力的深远意义和重要性。几乎所有攻读心理学的博士生都明白这句话在实际操作中含义。无论是多么微不足道的实验，只要方法论方面令人满意，就很少会受到批评。而一个大胆的、具有突破性的问题，在试验还未开始前就往往因为可能遭遇“失败”，而被批评所扼杀。确实，科学文献中的批判内容通常仅仅批判研究方法、技术、逻辑等。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还从未见过哪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的内容无关紧要、微不足道或无足轻重 ^[1] 。

因此助长了如下的风气和说法：论文的课题并不重要，只要采用精巧的研究方法即可。换句话说，论文是否为人类知识添砖加瓦已经不再重要。博士生需要了解的只是他所在领域的研究技巧，并用这些技巧来分析该领域现成的数据，而优秀的研究方向的重要性通常不受太多强调。正因如此，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有机会成为“科学家”。

我们在比较低的层面（例如高中或大学的科学课堂里）可以看到同样的结论。学生被教授的内容是，操纵仪器和生搬硬套教材里的程序就是科学。简言之，科学就是遵从别人的指引并重复其他人早已发现的内容。并没有人告诉学生，科学家不同于技术员或科学文献的阅读者。

这些辩论的宗旨很容易遭到误解。我并非要贬低科研方法，我只是想指出，哪怕在科学领域，人们也很容易把方法和目的弄混。只有达到研究的目标和目的，才能确证某种研究方法的价值。当然，从事研究的科学家必须关注他的研究技巧，但技巧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科学家达成他真正的目标——解答重要的科学问题。一旦科学家忘记这一点，他就变成了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个不断擦拭眼镜却从不戴上眼镜看东西的人。

本应处于科学中主导地位的是“疑问的提出者”和“难题的解决者”。但方法中心论却倾向于舍本逐末地将技术员和“仪器操作工”放在这个重要的位置。在此我并不希望创造一个过于极端或不真实的二元论，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只熟知研究方法之人与知道选择何种研究内容之人是有区别的。前者数量庞大，并且往往会成为科学领域的说教者，或者成为礼节、程序、惯例和仪式方面的权威人士。在过去，这些人只不过被视作讨厌鬼；但在科学被奉为国家或国际政策的今天，他们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危险因子。这种趋势十分危险，因为相比艰深的科学开创者和理论家，操作者的内容更容易被门外汉所理解。

方法中心论强烈地倾向于不加分别地高估量化的作用，并本末倒置地把量化当做科学研究的目的。这点千真万确，因为方法中心论的科学研究极其强调表达方式，而不是表达内容。于是，表达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与研究内容的相关性和丰富性被对立起来。

方法中心论的科学家会不由自主地用他们的科研问题去适应他们的研究方法，而不是用研究方法去适应科研问题。他们在选定科研问题的过程中往往会自问：“我现有的研究方法和设备足以让我研究和攻克什么问题？”但科学家正确的自问方式应该是：“我有限的时间应该用来研究哪些最迫切最紧要的问题？”否则我们要如何解释这样的现象呢：大多是平庸的科学家花费毕生精力研究某个狭小的领域，这个领域的边界并不是由有关这个世界的基本性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台研究设备或一项研究方法划定的。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能意识到“动物心理学家”和“统计心理学家”的概念的可笑之处，即只要这些研究者能够使用他们的动物实验对象或统计学数据，他们就根本不在意自己研究的是哪个问题。这使我们想起那个著名的醉汉的例子：醉汉在路灯下——而不是丢了东西的地方——到处寻找他丢失的钱包，因为“路灯下比较亮堂”。又或是那个让所有病人都大为光火的医生，因为他只懂得治疗一种疾病。

方法中心论强烈地倾向于将科学划为三六九等，这其实是一种非常有害的做法。在这个等级体系下，物理学比生物学更“科学”，生物学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比社会学更“科学”。只有划分标准在于研究技术的精巧、成功和准确，才能设想出这样的等级体系。如果从问题中心论的角度，这样的等级体系边永远不会被提出来，因为没有谁能坚持认为，从本质的角度上，研究失业、种族偏见或爱的问题不如研究星体、钠或肾功能的问题来的重要。

方法中心论倾向于将各科学学科过于严格地划分开来，在它们之前筑起高墙，把它们分隔为完全独立的疆域。当人们问及雅克·洛布（Jacques Loeb）到底认为自己是神经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仅答道：“我解决问题。”较为通常的回答确实应该是这样的，而且如果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科学会变得更好。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思维方式却遇到如今的科学研究观念的阻挠，正是这种观念使科学家变成了技术工人或专家，而不是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探索者，使本应怀有困惑的人变成了只注重自己了解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都把自己视作疑问的提出者和难题的解决者，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我们会看到大家蜂拥涌向科学最新领域，竞相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我们本应该最了解这些问题，但实际却知之最少。为什么鲜少有人从事这些科学领域的研究呢？为什么每十个从事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的科学家仅对应一名从事心理学研究的科学家呢？到底哪种情况对人类最有益：是让一千个最聪明的头脑研究如何制造攻击力更强的炸弹（或功效更佳的盘尼西林）？还是让这些人研究民族主义、心理疗法或剥削的问题？

科学研究的方法中心论在科学家和其他真理探索者之间构建了一条巨大的鸿沟，也将两者探寻真理和理解问题的方式割裂开来。如果我们将科学定义为对真理、顿悟和理解的追寻，以及对重要问题的思考，那么我们一定很难区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之间的区别，因为他们关注的问题可能是相同的。 ^[2] 追根究底，我们确实应该在语意上对两者加以区分，而区分的标准应该主要基于他们预防错误的方式方法上的不同。如果科学家和诗人及哲学家的差别不像如今这样不可逾越，那么科学显然会发展得更好。方法中心论简单粗暴地将这些角色划分到截然不同的领域，而问题中心论则认为他们是相辅相成的合作者。大多数伟大的科学家的自传向我们表明，问题中心论所描述的情况比方法中心论描述的更贴近事实。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兼有艺术家和哲学家的身份，并且他们在其他哲学家身上获得的营养往往比在其他科学家身上获得的更多。

[1] 但哪怕学者们也可能会在专题巨著中研究微不足道的课题。他们会把这种研究称为原始研究。这种研究的重点在于他们发现了此前人们不了解的东西，而不在于这些东西是否值得人们了解。可能之后他们的研究发现会为其他一些专家所用。所有大学里的专家所写的论文不过是一种内部消化，他们互相援引对方的作品，就像耐心的堤坝工人一样，没人知道他们究竟想建成什么东西。（引自C.范·多伦的《三个世界》，107页）
“或者说，他们就仿佛每天坐在沼泽地旁边钓鱼、却觉得自己在思考深奥的问题的人一样。但这种在没有鱼的地方假装垂钓的行为，在我看来，来肤浅都算不上。”（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17页）
“运动爱好者”指每天坐在沙发上看真正的运动员运动的人。

[2] “你必须热爱问题本身。”
——里尔克
“我们已经学会所有的答案，全部的答案：但我们还不了解面前的问题。”
——A.麦克利什，《A.麦克利什的哈姆雷特》 PxraIPw+cYOqimT4405+GAVcF0y+7Q5NviyPQRC6XavCS/r8Dsp25xV8YLwpQIN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