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修订本中，我尽力尝试将过去16年间的主要课程融入进来。这些课程值得仔细考量，因为从许多重要的方面来讲，它们为整本书的主旨带来了改变。因此，尽管此次重写的部分不多，我仍认为这是一次实质而全面的修订。

本书首次问世于1954年，其本质是为了在原有经典心理学派的基础上有所延伸，而非对它们加以批判或建立一个与之抗衡的新学派。通过探究人性的“更高”境界，本书力求拓展我们对人类个性的概念（我初拟的书名为《人性的更高层次》）。假设要将本书的主旨浓缩成简单的一句话，那当为：除当代心理学派对人性的解读外，人类还有一种更高的本性，叫“类本能（instinctoid）”，它是人类本质的一部分。如果可以再加一句，我还想重点指出：人性具有高度的整体性，这与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所推崇的“分析—解剖—原子论—牛顿式”的解读恰恰相反。

亦或这么说：我当然接受实验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现有数据，并以它们为基础做出发展，我也认同前者的经验主义和实验主义精神，以及后者的去伪存真和深度求索。但我同时反对它们所描绘的人类形象。所以，本书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性观和全新的人类形象。

但现在看来，我当时以为的心理学家内部的争论，在那之后已经演变为全新时代思潮的局部表现，一种崭新的更全面而完整的人生观。这种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以一种更加充满希望、鼓舞人心的新方式，帮助我们构想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例如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理解人类的各个职业（例如法律界、政治界、医学界），审视所有社会制度（例如家庭、教育、宗教）等等。在修订的过程中，我在书中所讨论的心理学理论中写下了这样的想法：本书体现了一套更为广泛的世界观和更为全面的人生观中的一个侧面，尽管才完成了一部分，但至少已具备合理性，因此必须予以严肃对待。

我必须指出一个恼人的事实：尽管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社会、自然、科学、终极价值观、哲学等等领域的名副其实的革命，但它几乎没有得到知识界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其中控制着与有文化的大众和年轻人的沟通渠道之士，几乎仍对此全然不知。（正因如此，我将这场革命称为“未被察觉的革命”。）

许多知识界人士提出了一种极度绝望且愤世嫉俗的观点，这种观点有时会堕落为极具腐蚀性的恶毒和残酷。实际上，他们既不承认人类和社会做出进步的可能性，也不认可人类能够发现自身的内在价值或者对生活产生普遍的热爱。

他们怀疑诚实、仁慈、慷慨、柔情的真实性。一旦他们眼中所谓的傻瓜、“童子军”、老古板、笨蛋、空想家、乐天派们开始质疑他们，这些人便无法保持理性的怀疑主义，也无法继续持保留态度。相反，他们会立刻充满强烈的敌意。这种攻讦、憎恨和割裂的情绪要比轻蔑强烈得多。有时更像是他们因自以为受到了羞辱或愚弄而发起的义愤填膺的反击。我想，这也许就是精神分析学家所认为的，因对过去的失望和幻灭而引起了愤怒与复仇情绪的强烈激荡。

这种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比坏”的态度，和这种只相信弱肉强食和灰心失望、不相信善良的反道德，受到了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强烈反对，也与本书呈现的原始数据和参考文献中所列书籍的内容完全相悖。尽管我们仍需对于坚信人性本善的观点保持谨慎（详见第七、九、十一、十六章），但是，对认为人性本质是堕落和邪恶的说法，我们已经可以予以坚定的反对。这种说法已不单是个人品味的问题。现在仍持这种观点的人必定是死抱着盲目和愚昧不放，而拒不考虑事实。因此，这种说法因被视作个人观点的投射，而非秉持理性、哲学和科学立场的做法。

本书的前两章及附录二中所阐述的人本主义和整体论的科学观，已在过去十年间得到该领域研究进展的有力确证，其中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重要著作《个人知识》就是一个例子。我的拙作《科学心理学》中也阐述了相似的论点。上述书籍的内容与现在仍占主流地位的古典、传统科学观相矛盾，但却可以为与人有关的科学研究提供更好的替代。

本书全盘采用整体论的方法，但附录二包含了一些更为深入、甚至有些深奥的论述。整体论显然是正确的，毕竟宇宙是一个互相关联的整体，任何社会、任何个人、任何事物也都是如此。但是，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整体论的观点要在实施过程中得到正确的使用又是困难的。最近，我愈加倾向于认为，原子论的思维方式是某种轻度的精神机能障碍，或者说它至少是认知不成熟症候群的一种症状。对于相对健康和自我实现的人来说，整体论的思维及看待事物的方式似乎是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反之，对于不那么开化、不那么成熟健康的人来说，要接受整体论的方式却又异常困难。当然，这只是我目前的一个印象，我并不想对其过度宣传。但我认为，如果在本书中将其作为有待证明的假设加以论证倒是无可非议，并且这样做更加容易一些。

本书的第三至第七章分析了动机理论，从某种程度上讲，该理论贯穿了全书的始终。而这一理论背后有一段有趣的历史。1942年，我向一个精神分析学会提出了动机理论。而我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将我在弗洛伊德（Freud）、阿德勒（Adler）、荣格（Jung）、D.M.列维（D.M.Levy）、弗洛姆（Fromm）、霍妮（Horney）、戈德斯坦（Goldstein）的理论中看到的部分真理融入到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中。我从零零星星的治疗经验中发现，这些作者的理论都有可取之处，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病人身上得到印证。我的问题究其本质是临床方面的。哪些早期的剥夺造成了精神官能症？哪种心理疗法可以治疗精神官能症？哪种办法可以预防精神官能症？在治疗中，不同心理疗法的应用顺序是什么？哪种最有效？哪种是最基本的？

可以说，这一理论在临床方面、社会学方面和人格学方面都相当成功，但在实验室和实验的角度看却不尽然。它与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相吻合，并常常可以为他们提供程序化的理论，帮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理论在直接、个人和主观的层面貌似具有合理性，但却缺少实验层面的确证和支持。我还未能想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使这一理论在实验室里得到检验。

曾将动机论应用在工业环境下的道斯·麦格里格（Douglas McGregor）部分解答了这一谜题。他不仅发现动机论对整理数据和观察结果方面十分有用，另一方面，这些数据还可以作为确证和核实该理论的佐证。现在，我们从这一领域——而不是实验室中——发现了实验性的支持。

从这里和生活其他领域的其他确证中发现，当我们讨论人类需求的时候，我们谈论的是人类生活的本质。既然如此，我又怎么能够想办法将生活的本质放到某种动物实验室的环境下，或者放到试管中加以检验呢？显然，该理论只有人类在他们所处社会环境下的现实场景中才能加以验证。只有在此场景下，我们才能证实或否定这一理论。

第四章没有从该理论本源的临床治疗角度出发，因为这一章没有讲述动机，而是强调精神官能症的产生原因，因而为心理治疗师省了不少麻烦。这些原因包括：惰性和懒惰，感官享受，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求，单纯的对生活的热情或对生活热情的缺乏，易于希望或失望，在恐惧、焦虑和匮乏的情况下更易于或不易于退化，等等。更不消说人类价值的最高追求，例如对美、真理、卓越、圆满、正义、秩序、一致性、和谐等等的追求。

作为对本书第三和第四章的补充，读者可见我的拙作《存在心理学探索》的第三、四、五章，《优化心理管理》中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和超级牢骚的章节，以及《超越动机理论——价值生活的生物学基础》。

如果不将人类的最高抱负考虑进来，我们就永远也无法理解人生。我们需要毫无疑问地承认：成长，自我实现，对健康的追求，对身份和意志自由的求索，以及对卓越的渴望（抑或说“追求向上”）是普遍、甚至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倾向。

但是人类也有退步、恐惧、自我贬低的倾向。尤其是缺乏经验的年轻人，他们在醉心于追求“个人成长”的过程中，很容易忘记这些倾向。我认为，针对这种错觉的必要的预防措施是要全面地了解精神病理学和深度心理学。我们必须承认，许多人选择坏的而不是好的；由于成长通常是个痛苦的过程，有些人会因此逃避成长；在热爱自己最好的机会的同时，我们可能也会害怕它们；我们对真理、美、美德的态度极其矛盾，对它们又爱又怕。对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来说，弗洛伊德的作品仍是必读书目（仅限他的事实，而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我还乐于推荐霍加特的一本极为敏锐的著作，这本书必会帮助我们富有同情心地理解他所描述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人，为什么他们会受低俗、琐碎、廉价和虚伪事物的吸引。

本书第四章和阐述“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质”的第六章，构成了人类内在价值和高尚性系统的基础。这些价值和高尚性可以自我验证，无需另外的证明，而且本质上是美好而理想的。这种价值层次理论可以在人性自身中完完全全地反映出来。这些价值不仅是全人类的渴望和需求，并且因其在防止疾病和精神疾病方面的作用而显得不可或缺。换言之，这些基本需求和超越性需求也是内在的强化因素和无条件的刺激因素，还可作为建立所有工具性学习和条件反射训练的基础。也就是说，想要获得这些内在价值，动物和人愿意学习可以帮助他们达到终极价值的任何事物。

尽管有限的篇幅不足以让我在此展开下述观点，但我仍想指出：要将类本能的需求和超越性需求既当权利看待，又当需求看待。这种做法既正当合理，又富有益处。人有权为人，就像猫有权为猫一样。要想成为完整的人，这些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满足就十分必要，且应被视作人的自然权利。

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层次理论也在另一方面对我有所帮助，因为我认为它犹如一张自助餐桌，人们可以根据各自的口味和需求做出选择。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行为背后的动机时，我们也需要考量判断者的性格。例如，他会根据被自身泛化的乐观或悲观主义来选择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该动机。我发现，如今根据悲观主义选择动机的行为越来越普遍，以至于我将这种现象命名为“动机的降级”，即为了解释某种行为，人们宁愿选择低级需求而非中级需求，宁愿选择中级需求而非高级需求。人们宁愿选择纯物质主义动机，而不是社会性动机或超越需求性动机，甚至不愿选择三种动机的结合。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疑心和对人性的贬低。这种现象我屡见不鲜，但就我所知，它仍未得到较为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整的动机理论都必须加入这一额外变量。

当然，我相信研究思想史的历史学家可以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轻而易举地找到许多例子，来展示贬低或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趋势。在我提笔写下本书时，我们文化的广泛趋势显然是倾向于贬低人类的动机。为解释某种现象，低级需求遭到严重的滥用，而高级需求则鲜有问津。在我看来，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人们先入为主的成见，而非基于经验性的事实。我发现，高级需求和超越性需求的决定性作用高于我的研究对象所认为的程度，也远远高于当代知识界敢于承认的程度。显然，这是个经验性和科学性的问题；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绝不能留给某些小团体或小圈子自行解决。

本书的第五章讨论了满足理论，我在其中加入了关于满足的病理学的内容。当人们达成了一直以来想要达成的目标后，这理应带来幸福感，可它实际带来的可能是病理性的后果——这是15或20年前的我们所始料未及的。我们从王尔德身上学到，要警惕自己的愿望，因为愿望达成以后，往往会发生悲剧。这可能会发生在任何的动机层次上，包括物质、人际或超验的层次。

我们可以从这个出人意料的发现中发现，基本需求的满足并不会自动催生出一套令人信服且让人愿意为之献身的价值系统。相反，我们发现，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可能带来的无聊、目标的丧失、失落感等诸如此类的后果。显然，只有在奋力追求尚未拥有之物的时候，只有在倾尽全力以满足某个愿望的时候，我们才能把各种能力发挥到最佳水平。需求的满足并不能确保达到幸福快乐、心满意足的状态。它是一种未决的状态，既会提出问题，又可以解决问题。

这一发现说明，对于许多人来说，想要生活有意义，唯一的办法是他们心中得认为自己“缺失某种重要的东西，并得为之努力奋斗”。但我们知道，对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当他们所有的基本需求均已得到满足之时，他们会认为人生愈加丰富、愈加充满意义。因为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他们已经生活在存在的王国里。因此，关于富有意义的人生的普通而广为流传的说法其实是错误的——或者至少是不成熟的。

我所称的牢骚理论现在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识，这于我而言也同样重要。简言之，据我观察，需求的满足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快乐过后，人们往往会有其他的（希望是）更高的需求。这么看来，人类对永久快乐的追求似乎是永无止境的。快乐当然是真实且可实现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接受它转瞬即逝的特性，当我们关注于更强烈的快乐时尤为如此。高峰体验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持久。极度的快乐稍纵即逝，无法绵延不断。

但这相当于对统治了我们三千年的幸福理论进行了修订，而传统的幸福理论决定了我们对天堂、伊甸园、美满生活、美好社会和好人的概念。我们的爱情故事往往以“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为结局。这也对我们的社会改良理论和社会革命理论进行了修订。例如，确有其事但程度有限的社会改良往往遭到过度宣传，我们对此已不抱幻想。我们耳边持续不断地听到关于工会主义、妇女投票权、直选参议员、按收入征收个人所得税和其他已写入宪法修正案的社会改良措施。每项措施都理应带来永远的快乐，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但结果往往是现实让我们幻想破灭。但是，幻想破灭意味着曾经有过幻想。这里可以澄清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对改良报以合理的期望值，但我们不能再期盼十全十美或永久的快乐。

我还想唤起大家注意的一点是，对于已经得到的好处，我们往往觉得理所当然，并将其抛诸脑后，渐渐从意识中消除，甚至最后不再加以珍惜——直到我们失去这些好处。尽管这个道理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但它却受到普遍的忽视。比如，正如我在1970年1月所写的前言中提到了美国文化的典型特征：在过去150年间，通过艰苦奋斗，我们毫无疑问取得了许多进步和改良，但很多头脑简单的浅薄之辈，仅因为社会还未达到尽善尽美，就选择对这些成绩全然不顾，并认为它们虚假，毫无价值，不值得为之而战，不值得捍卫，也不值得重视。

目前为妇女“解放”所进行的斗争（我也可以另举几十个同样的例子），就可以显示这既复杂又重要的一点。它同时还向我们证明，许多人倾向于采取一分为二的分割式的思考方式，而不是层层递进的整体式的思考方式。总的来说，我们的文化认为，一个年轻女孩的终极梦想通常是与一位男士坠入爱河，两人结成家庭，孕育孩子，然后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但事实上，无论一个人如何渴望家庭、渴望孩子、渴望爱人，这些美好的事物一经获得，这个人迟早会对它们感到厌倦，并视它们为理所应当。然后，她会开始感到焦躁不安，不知餍足，怅然若失，仿佛还应该得到更多的东西。这时候，她往往会错误地将矛头对准家庭，对准孩子，对准丈夫，认为所得到的一切都是虚假的，是一个陷阱或一种奴役。随后，她开始采取非此即彼的态度，渴望更高级的需求和高级的满足，例如职业生涯、旅行的自由、个人的独立，等等。牢骚理论和需求层次理论的要点恰恰指出，认为这些事物是不可兼得的想法是既不成熟也不明智的。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法是，其实这位心怀不满的女人内心深处渴望牢牢地抓住她所拥有的一切，同时还想要更多！（正如工会主义人士一样）也就是说，她既想留住既得利益，又想得到额外的好处。但哪怕在这一问题上，我们似乎仍然没学到这个永恒的教训：无论她渴望的是事业，还是什么其他事物，一旦愿望达成，整个过程又会重来一遍。在快乐、激动和满足感的情绪消退以后，人们会无可避免地觉得一切理所当然，然后再次焦躁不安、不知餍足地想要更多！

我想提出一种真实的可能性供大家思考：如果我们完全理解了人类的这些特性，如果我们可以放弃对永恒而不间断的快乐的幻想，如果我们能够接受狂喜不过是转瞬即逝的，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不满足和渴求更多事物的牢骚，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让普罗大众理解自我实现的人会怎么做。例如，细数自己生命中的幸运之事并心存感激，以及避免陷入“非此即彼”式选择题的陷阱。女性可以在拥有所有女性独有的成就（被爱、拥有家庭、抚育孩子）之后，在无需放弃所得的一切的前提下，和男性一样，勇往直前地追求全面的人性，例如，全面发展她的智力，她的才干，她自身独一无二的天才，以达到她个人的自我实现。

第六章的主旨内容“基本需求的类本能性”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基因科学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因此，相比15年前，我们现在必须得更确切地承认基因的决定性力量。我认为，在这些发现中，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X和Y染色体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如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消失不见，等等。

第九章的宗旨“类本能是否具有破坏性？”，也因为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也许在基因学方面的进展可以让我的立场变得比之前更明晰且更易于传达。目前，关于遗传和环境所扮演的角色的讨论，几乎还和15年前一样简单化。要么是过度简单化的本能理论，即像动物一样的完全本能；要么是全盘否认本能的观点，完全偏向环境论。两种观点都可以被轻而易举地否定，而且在我看来都十分站不住脚，甚至称得上愚蠢。与以上两种两极分化的观点不同，本书从第六章开始到全书结束，给出了第三种立场，即人类仍保留着非常微弱的本能残迹，但完全不是动物意义上的纯粹本能。这些残存的本能和类本能倾向十分微弱，文化和教育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其压制，所以文化和教育的力量可以说更为强大。实际上，精神分析法的治疗方法和其他未被揭露的方法，以及“对身份的寻求”，都可以被看作是穿透教育、习惯、文化和我们的本能残迹及类本能倾向的表皮，去探寻我们隐约可见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项极为困难而微妙的任务。简言之，人类拥有生物本质，但这种本质的表现是十分隐晦和微妙的，需要特殊的探寻技巧才能将其发现。因此，我们必须逐个而主观地发现我们的动物性和我们的物种特性。

这相当于得出了如下结论，虽然自然和环境无法创造或增加人类的基因潜能，但它们可以轻易地抹杀或削弱这种潜能，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人性是极其可塑的。就社会而言，我认为这似乎是一个极为强有力的论点，它证明世上每个新生的婴儿都拥有绝对平等的机会。这个论点还可以强有力地证明建设健全社会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的潜能很容易由于恶劣的环境而遭到丧失或毁灭。这与此前一直存在的一个论点具有巨大的差别：只要身为人类的一员，就自然而然地拥有成为“完整的人”的权力，即实现所有人类潜能的权力。作为一个人类（即出生为人类这一物种）的说法需要同时被定义为成为一个人类。从这种意义上讲，新生婴儿只是潜在的人类，他必须经历在家庭、文化和社会中的成长才能真正地成为人类。

这个观点最终将敦促我们远比现在认真地对待个体差异以及作为人类的物种特性。我们需要学会用新的方式来看待个体差异和人类特性，认为它们：（1）富有可塑性、表面化、容易被改变、容易被消灭，但会因此产生各种不易察觉的病态。这就要求我们完成下列棘手的任务：（2）尽力发现每个个体的性情、素质和隐藏的天赋，以便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不受阻碍地成长起来。否定个体真正的天赋和性情会导致他产生微妙的心理和生理上的代价和痛苦，但这些苦楚并不一定为其本人所自知，他人也未必可以轻易地从外部观察得到。而上述新的态度要求心理学家对这些代价和痛苦给予更大的关注。这也反过来要求我们对各年龄层“健康成长”的实效意义给予更多且更细致的关注。

最后我必须指出，摒弃社会不公的借口会带来天翻地覆的后果，我们必须对这些后果做好准备。随着社会不公的不断减少，我们会愈加发现它逐渐被“生理不公”所取代，我们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出生在同一个世界的婴儿由于基因的影响有着不同的潜能。如果我们可以做到完全发挥每个婴儿优秀的潜能，那就意味着我们也接受了他们平庸的潜能。如果一个婴儿生来心脏有问题，或肾脏功能较弱，或神经缺损的话，我们要责怪谁呢？如果我们可以责怪自然的话，那对于遭到自然“不公对待”之人的自尊心来说，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本章以及其他论文中，我提出了“主观生物学”的概念。我认为这对弥合主观和客观之间以及现象学和行为学之间的鸿沟大有帮助。我认为，“我们必须以自省和主观的方式审视自己的生物特征”的理论将会帮助其他人（尤其是生物学家）。第九章关于“毁灭性”的内容得到了全面的修订。我已经将其归入更广泛的邪恶心理学的范畴，并且希望通过详细地分析邪恶的一个方面，来证明整个问题在经验上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对我来说，将它纳入经验主义科学的范畴，意味着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期待我们对它的理解会稳步增长，也意味着我们将有能力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我们已经了解，进攻性既是由基因决定的又是由文化决定的。同时，我认为区分健康和不健康的进攻性是极为重要的。

进攻性既不能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能完全归咎于人的内在本性。就如同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整体而言，邪恶既不单单是社会产物，也不单单是心理产物。这点似乎是老生常谈，但如今仍有许多人相信那些站不住脚的理论并依据它们行事。

我在第十章中介绍了“行为的表达性成分”，以及和谐化控制（Apollonian controls）的概念，即不但不会阻碍需要的满足、并且还会增强满足的有益的控制。我认为这个概念对于纯粹心理学理论和应用心理学理论都具有深远的重要性。这个概念使我可以区分（病态的）冲动性和（健康的）自发性，而我们（尤其是年轻一代）如今亟需这种区分，因为许多人倾向于认为任何形式的控制都必定是压迫和邪恶的。我希望这个认识能如同帮助我一样帮助到别人。

我还未用这个概念性的工具来探究诸如自由、道德、政治、幸福等古老的问题。但我相信，对以上领域中任何严肃的思想家来说，它的相关性和威力都是显而易见的。精神分析学家会注意到，这种解释在某种程度上和弗洛伊德对快感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相重合。在我看来，对心理动力学的理论学者来说，将两者的相似性和区别思考透彻将会是大有裨益的行为。

在第十一章有关自我实现的内容中，我非常明确地将自我实现的概念限制在年长者身上，以此去除了一个造成困惑的因素。根据我的标准，自我实现不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还未达到个性或自主，也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体验持久的、忠贞不渝的、超越浪漫激情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也还未找到个人使命，以及甘愿为之献身的祭坛。他们没有形成自己的价值系统，也没有充足的经验（对他人的责任、悲剧、失败、成就、成功）容许他们摒弃完美主义的幻想并变得脚踏实地。他们一般还没有与死亡和解；他们不懂得要如何变得有耐心；他们对自身和他人身上的邪恶的认识甚少，还不足以让他们形成慈悲心肠；他们所经历的成长还不足以使他们超越对父母、长辈、权势及权威的矛盾心理；他们的知识和受教育程度还不足以给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可能性；他们还没有获得足够的勇气来拒绝随波逐流，或坦然而不羞怯地坚守道德等等。

有两种概念：一种是成熟、完全、达到自我实现的人，人类的潜能已经在他们身上得到实现和体现；另一种达到任何年龄阶段中该有的健康。无论如何，将这两种概念区分开来是更高明的心理学策略。我发现，这种区分将自动地转化成一个非常有意义且值得研究的概念，即“朝向自我实现的健康成长”。我对处于大学生年龄段的年轻人进行了足够的研究，结果可以让我心满意足地断定，我们能够区分“健康”和“不健康”。在我的印象里，健康的男女青年仍倾向于继续成长；他们让人喜爱，甚至非常可爱；他们没有恶意，心里暗藏着善良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他们对此羞于表达）；他们私下里对值得他们敬重的长辈充满爱意。年轻人对自己缺乏自信，没有定性，并且会因为和同龄人相比处于少数地位而感到不自在（他们私下的想法和品味更为中规中矩，直来直去，并受到超越性动机的促动，也就是说他们比普通大众更具美德），他们心里暗自对其他年轻人身上体现的残酷、卑劣和暴徒精神等等感到不安。

当然，我并不知道这些表现是否必然会成长为我所描述的年长者所达到的自我实现。只有纵向的研究才能对此得出结论。

我曾将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描述为超越了民族主义的人，我还应该补充，他们也是超越了等级和阶级的人。我个人的经验已经验证了这点是正确无误的，尽管我认为财富和社会地位往往会带来更大的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在我的第一份报告中没能提及的一个问题是：这些达到自我实现的人是否只能生存在健全的社会中，且只能与良善之人相处呢？通过内省，我得出了一个有待查验的印象，即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有很强的灵活应变能力，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任何人和任何环境做出适应。我认为，对于良善之人和邪恶之人，他们都有相应的交往方式。

我进行了“牢骚”研究，并审视了人们的需求得到满足后，便普遍倾向于轻视或贬低这些满足甚至将它们抛诸脑后的现象，并由此得出了对自我实现之人的另一点补充描述。达到自我实现之人相对免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人类不幸的困扰。简言之，他们“知足”的能力更强，并能一直为他们受到的恩惠和祝福感到庆幸。尽管奇迹一再发生，但它仍是奇迹。正是由于意识到好运并不是理所当然，并对上天的恩赐时刻怀着感恩之心，才使这些人的生活一直多姿多彩而不会变得沉闷乏味。

让我欣慰的是，我对达到自我实现之人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结果。这项研究犹如一场豪赌，它顽强地追求凭着直觉得到的信念，并且在这一过程中竟然公然反抗科研方法和哲学批评中的一些基本规则。毕竟我本人也曾笃信和接受这些规则，我也清楚地知道我如同在薄冰上起舞。正因如此，在从事该研究的过程中，我时常要与巨大的压力、冲突和自我怀疑作斗争。

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实性资料，所以我的紧张情绪并不必要。尽管如此，我仍然清楚地知道我们还面临着这些基本的方法论和理论问题。已经完成的研究不过相当于开了一个头。我们现在可以运用更为客观的、公正的、得到大家一致赞同的方法来选择达到自我实现（健康、完整、自主）的个人作为研究对象。我们仍然需要进行跨文化的研究。至少在我看来，从摇篮到坟墓式的跟踪研究会为我们提供唯一令人满意的确证。除了我所做出的如同筛选奥运金牌得主一样选择自我实现的研究对象外，我们显然还需要从全部人口中抽取样本。而且，最优秀之人身上仍存在着“不可救药”的罪过的缺点，除非对这些罪过和缺点进行比我此前的研究还要详尽的探索，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理解人类身上最基本的恶。

我坚信，这样的研究将会改变我们的科学观，道德和价值观，宗教观，改变我们对工作、管理、人际关系和社会的看法，并为我们带来其他思想观念的改变。此外，我认为我们需要教导年轻人放弃他们不切实际的完美主义，放弃追求成为完美的人、建设完美的社会、拥有完美的父母和老师、出现完美的政客、拥有完美的婚姻、结交完美的朋友、建设完美的组织等等，因为这些完美的事物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是在高峰体验和完美融合的短暂片刻。一旦我们做到这一点，将会引起社会和教育的巨变。尽管我们的知识有限，但我们仍然知道尽善尽美的期望只是一种幻想，因此它必然会导致幻想的破灭，并随之带来厌恶、愤怒、沮丧和报复。我发现，“现在就要一个极乐世界！”的想法本身就是产生邪恶的根源。如果你要求出现一位完美无瑕的领导或者一个至善至美的社会，那么你就放弃了在更好与更坏之间做出选择。如果不完美被定义为邪恶，那么所有事物都是邪恶的，因为世上没有完美的事物。

从积极一面来看，我也相信这是一个具有开疆拓土意义的研究新领域，它很可能成为关于人性的内在价值方面的知识源泉。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似乎全人类都需要并渴望的价值系统、宗教替代品、理想主义的满足因子和标准的人生观，如果没有这些，人类就会变得讨厌且卑劣，粗鄙且渺小。

心理健康不仅主观上令人感到舒适，而且也是正确、真实和实际的。在这种意义上，心理健康要“优于”病态。它不仅是正确和真实的，而且更具洞察力，能看到更多真理和更高的真理。也就是说，缺乏健康不仅会带来糟糕的感受，也是一种形式的无知；它不仅是一种认知性病态，也是道德和情感的缺失。此外，它也是某种形式的残疾、能力的丧失、以及做事和取得成就的能力的降低。

尽管健康之人确实存在，但他们数量不多。既然健康和所有健康的价值观（包括真理、善良、美等）已被证明是可能存在的，那么从原则上看，他们就是可以获得的现实。对那些想要看见而不愿盲目的人，对于那些想要有良好的感觉而不是难受的感觉的人，对于那些想要健全而不是残疾的人，可以推荐他们追求心理的健康。想必大家还记得，曾有人问一个小女孩为什么善良比邪恶好，她回答说“因为善良更美好”。我想我们可以比这个小女孩解释得更好。同样的思路可以证明，生活在“健全的社会”（即兄弟情谊、齐心协力、相互信赖、Y理论的社会）中要“优于”生活在丛林社会（即奉行X理论、专制、敌对、霍布斯式的社会）中。这既是由于生物学、医学和达尔文式的生存价值，也是由于成长价值；这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美满的婚姻、真挚的友谊和称职的父母。它们不仅被我们渴望（偏爱、选择），而且从某些意义上是“理想的”。我意识到，这对专业的哲学家来说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相信他们能够应对。

我们已经证明，优秀人物确实存在（虽然他们数量稀少，且有致命的弱点），但这足以给予我们鼓励、希望和奋斗的力量，和对自身以及自身成长的可能性的信念。同时，对人性的希望（无论这种希望多么清醒和理性）会帮助我们培养兄弟情谊和怜悯之心。

我决定删除本书第一版中的最后一章《迈向积极的心理学》，因为在1954年达到98%的正确性的内容，但如今只有三分之二是正确的了。如今积极心理学至少已经存在，尽管它还不广泛。至少在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新型的超验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斯式心理学、实验性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探索心理学等都已经出现，并且正在蓬勃发展。但不幸的是，它们都还未出现在各个高校的心理学课程中，因此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必须特意寻找，或偶尔碰到相关的内容。对于想要亲自体会上述心理学理论的读者（我相信这样的读者应该为数不少），我想推荐穆斯塔卡斯（Moustakas）、塞弗恩（Severin）、布根塔尔（Bugental）以及苏蒂奇（Sutich）和维奇（Vich）的著作。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在上述著作中找到关于这些理论的想法和资料。对于学者、记者和学会，我会推荐参考拙作《存在心理学》的一个附录中的关于良好精神系统（Eupsychian Network）的内容。

对于尚不满足的研究生们，我仍然会推荐参考本书初版中的最后一章，想必在各高校的图书馆中都能找到这本书。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要推荐拙作《科学心理学》。对于那么想要严肃对待这些问题并就此作出研究的人来说，这个领域的优秀著作当属波兰尼（Polanyi）的《个人的知识》。

传统的价值中立的科学，或者说想要建立起价值中立性科学的徒劳努力，正受到越来越坚决的反对，而本书正是这种反对声音的一个例子。它显然比原来更加规范、也更有信心地确认，科学是寻求价值观的科学家在价值的激励下进行的研究；并且我可以断言，这些科学家可以在人性的结构中揭露人类物种内在的、终极的价值观。

对一些人来说，这似乎是对他们所热爱和敬重的科学的一种攻击（其实也是我本人所热爱和敬重的科学）。我承认，有时候他们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尤其包括社会科学界在内的许多人认为，唯一能够取代价值中立科学并与之互相排斥的，只有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所谓“政治立场”是在信息不明时下的定义）。对他们来说，接受一方必然意味着要反对另一方。

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种二分法是肤浅幼稚的行为：哪怕与敌人搏斗时，哪怕作为一个公开的政客，我们都必须要获得正确的信息。

但如果我们跨越这种搬石砸脚的愚蠢行为，如果我们用自身最大的能力去研究这个严肃的问题，我相信我们会发现规范性的热情（如做好事、帮助他人、改善世界）其实与科学的客观性是相兼容的，并且它能够使更完善、更有力的科学变为可能（这种科学覆盖的范围会比如今试图做到价值中立的科学更广泛，而后者将价值问题让非科学家以不基于事实的方式武断地断定）。想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需扩大客观性的概念，不仅要纳入“旁观者的认识”（即放任自流且涉及不到自身的认识、关于外界的认识和来源于外界的认识），还要加入经验上的认识，以及我称其为爱的认识和道家认识。

道家客观性最简单的模型来自于一种现象学，即对他人之存在给予公正无私的热爱与敬慕（存在之爱B-Love）的现象学。例如，对自己的儿女、朋友、职业的热爱，甚至对自己的“问题”和科研领域的热爱。这些热爱之情如此的完整和包容，以至于这种爱变得没有干涉性和妨碍性，即：热爱事物本身的样子和它以后将成为的样子，且没有想要改变和改善它的冲动。我们需要抱有极大的热爱才能不去干扰被爱的对象，并让其顺其自然、自由发展。我们可以对孩子怀有纯粹的爱，并允许他成长为自己本来的模样。但是——这也是我所讨论的要点——我们也可以以同样的方式热爱真理。我们可以对真理怀有足够的爱，并信任它的发展。我们可以在婴儿还未降生时就爱着他，也可以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和极大的幸福来期待他长大成人的模样，并在现在就爱着他未来的样子。

为孩子做好规划，制订好他该有的雄心壮志，为他准备好未来的角色，甚至期望孩子变成这样或那样——这些都是与道家的爱格格不入的。这些行为代表了对孩子的要求，代表了父母已经为孩子制定好未来。这样的孩子相当于生来就穿着一件无形的束身衣。

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真理还未到来之时就相信它，并在真理揭示自身本质的过程中感到欣喜和惊奇。我们可以相信，未受污染、未受操控、未被强迫和未被强求的真理会更加美好、更加纯粹、更加真实；相比之下，如果我们强求它符合某些预定的期待、希望、计划或当下的政治需要，那么这样的真理便相形见绌了。真理也可能被套上隐形的束身衣。

规范性的热情可能会被误解，并可能会因为预定的要求对“还未到来的真相”造成扭曲。我担心这正是某些科学家的所作所为，他们实际上为了政治而放弃了科学。但这对道家式的科学家而言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他们对即将诞生的真理抱有的热爱，足以让他们设想真理会发展出最好的结果。出于这个原因，他们会让真理顺其自然，而这也正是出于科学家们规范性的热情。

我还相信这一点：真理越纯粹，受到先入之见的教条主义影响的程度就越小，它对人类的未来也会越有益。我相信，对世界大有裨益的是未来的真理，而不是我当下的政治信念。我对未来知识的信任多于我对自己现有知识的信任。

这是“服从上帝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意愿”的一种人本主义科学的翻版。我为人类感到的恐惧和抱有的希望，我对做善事的渴望、我对和平和兄弟情谊的愿望、我的规范性的热情——要使我这满腔的情感发挥最大的作用，我就必须对真理保持虚怀若谷的态度，必须本着道家客观和公正的精神拒绝预判和操控真理，并且必须一直坚信所知越多裨益越大。

在本书的许多章节中，在本书之后出版的许多书籍和论文中，我曾假设：一个人真实潜能的实现取决于他是否拥有满足他基本需要的父母和其他人，取决于现在所谓的“生态学”因素，取决于他所处文化的“健康”程度，取决于世界的情况等等。是否可以成长为自我实现和完整的人，依赖由诸多“良好先决条件”构成的复杂的层级体系。这些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人际交往和文化的条件对个人十分重要，以至于到达了是否能为个人提供基本需要的满足和基本“权利”的程度，而一个人只有获得了这些满足和权利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和足够的人性，才能将自己的命运掌握在手中。

当研究这些先决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忧伤地发现，人类的潜能竟然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被毁灭或被压抑。因此，一个拥有完整人性的人似乎是一个奇迹。这种人出现的是概率极小的事件，而且他的出现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惊奇赞叹。但同时我们也感到欢欣鼓舞，因为达到个人实现的人确实存在，因此它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我们可以经受严峻的考验，也可以跨越终点线的限制。

这方面的研究者几乎必然会身陷种种责难的攻击。这些责难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根据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方面，旁人不是责怪他们“过于乐观”就是责怪他们“过于悲观”。同时，他们有时会被批评为太过偏重遗传，有时又会被批评为太多注重环境。政治群体也会根据当时的舆论需要，为这些研究者贴上这样或那样的标签。

科学家自然会抵制这些非此即彼和乱贴标签的走极端式的倾向，会继续按照层次和程度思考问题，并且会全面地考量同时发挥作用的诸多决定性因素。科学家会尽全力地接受各种数据和资料，并会尽全力将自己的意愿、希望和担忧与客观的数据和资料区分开。现在我们清楚地看到，“健全的人是什么”和“健全的社会是什么”这种问题完全属于经验主义科学的范畴，我们满怀信心地希望这些领域的知识可以获得进步。

本书更多着眼于第一个问题（即如何成为健全之人的问题），而不是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会成就健全之人的问题）。自1954年本书出版之后，我曾就这一问题写下了大量的论文，但我并没有把这些论文纳入本次的修订本。相反，我想请读者参考我就这一问题写过的论文；并且我想重点强调，读者有必要熟悉关于规范性社会心理学方面的丰富的研究文献（有时它还被称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等）。在我看来，这些理论、案例报告和研究的意义极其深远，例如，它在马克思主义、民主和专制理论以及其他现有的社会哲学理论的种种翻版之外，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许多心理学家甚至不知道诸如阿吉利斯（Argyris）、本尼斯（Bennis）、利克特（Likert）、麦格雷戈（McGregor）等人的研究著作的存在（而上述学者只是该领域众多著名学者中的少数几位），对此我每每感到震惊。无论如何，任何想要严肃地研究自我实现理论的人必须严肃地对待这种新型的社会心理学。如果让我选择一本期刊推荐给想要了解这个领域最新进展的人，我会推荐《应用行为科学学报》，尽管它的名字可能会给人造成误解。

最后，我想就本书作为人本主义心理学（已有人将它称为“第三种力量”）的过渡说几句话。尽管从科学的角度本书还不够成熟，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已经为研究者打开了大门，使得他们能够对超验心理学现象和超越个人的心理学现象进行研究，而这些资料此前被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内在的哲学限制封闭了起来。在这些现象中，我不仅囊括了意识和人格的各种更高级和更积极的状态（即对物质主义、紧绷的自我、原子—分割—割裂—敌对等观点的超越），还包括了价值观（永恒真理）作为扩大了的自我概念。一本叫作《超越个人心理学学报》的新刊物已经开始发表这一方面的文章了。

现在可能已经开始有关于超越人类（transhuman）的思考，即一种超越人类物种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尽管它尚未正式出现。

亚伯拉罕·哈罗德·马斯洛
W.P.拉夫林慈善基金会 urAn4VO05eC0M3symZSmev96buF04faRdlyrb90532WHs1YOXHKjUDlvv9Vldw2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