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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在德国驻英国使馆的一间大屋子里，时任英国国会议员的丘吉尔与德国大使里宾特洛浦，就欧洲形势和两国的政策走向唇枪舌剑，你来我往。这很像是二战中英国和德国大战略博弈的一次预演。希特勒的居高临下、咄咄逼人，德国空军现实危险的倒逼，促使英国本土链雷达研发提速。二战爆发前，针对英国本土链雷达网的传闻，德国组织实施了世界上首次空中电子侦察。这一侦察因种种原因，无果而终，这也为希特勒在不列颠战役中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
1937年，国际形势波诡云谲，世界进入多事之秋。在欧洲，德国的轰炸机在西班牙上空任意肆虐；在亚洲，日本的轰炸机在中国上空为所欲为。1937年8月15日，日军出动15架九六式轰炸机，对南京实施空袭，并蛮横无理地要求在南京的外交使团和外国人士，于9月21日前撤离南京，否则后果自负。1937年9月25日，日军出动96架次飞机对南京实施狂轰滥炸，在平民中制造恐怖气氛，妄图瓦解中国的抗日士气。1937年11月6日下午，丰子恺先生正在家中伏案，对着蒋坚忍写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一面阅读，一面做札记，准备把日本侵华的历史事件用漫画的形式展现出来，绘制成《漫画日本侵华史》。14点左右，2架日本轰炸机突然出现在浙江桐乡县（现桐乡市）石门镇上空。轰炸机在低空盘旋、投弹，足足2小时才离去。丰子恺出门探看，东市房屋被烧，死了10多个人；中市凉棚被炸毁，也死了10多个人。丰子恺的缘缘堂后门口数丈之外，有5位邻居躺在地上，有的人早已殒命，有的人还在呻吟。这一天，在这只有四五百户人家，且无任何设防的小镇上，无辜平民被当场炸死32人，伤重不治而亡者达100多人。
面对日军的野蛮空袭，英国人和美国人也未能幸免。1937年12月5日，日机飞临芜湖上空，在1800米的高度向港口投弹。英国怡和洋行的“德和”号客轮被击中，2000名乘客中，有8人当场死亡；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大通”号轮船，因发动机被炸弹击中而搁浅；英国军舰“瓢虫”号遭到机枪扫射，舰长巴洛少校负伤；岸边一个插着英国国旗的英商仓库，被夷为平地。
1937年12月12日下午，日军第13航空队出动24架轰炸机，攻击了在长江上游航行的3艘“标准”石油公司的油轮和美国海军的“班乃岛”号（也译作“帕奈”号）炮艇。遭攻击时，“班乃岛”号炮艇正将4名美国使馆工作人员和10名美国及其他国家的记者送往安全地区。“我们刚用完午餐，就听见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声，对此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副艇长安德森上尉事后回忆道，“不过，这次日军重型轰炸机不是从我们头顶上飞过去轰炸陆地上的中国人的”。艇长休斯少校的腿在第一轮攻击中就被炸断了，在随后的攻击中，45名水手或乘客负伤。
安德森上尉意识到“班乃岛”号炮艇受损严重，已经无法航行靠岸，便下令弃艇。乘客和水手分乘两条救生船，登上了附近一个满是芦苇的小洲。不久，一艘日军汽艇驶近“班乃岛”号炮艇，朝飘扬着美国国旗的“班乃岛”号炮艇进行机枪扫射，随后日军士兵登上“班乃岛”号炮艇，5分钟后便扬长而去。3点54分，“班乃岛”号炮艇向右翻转，沉入江中。晚上，意大利《新闻报》记者桑德罗·桑德里、军需上士恩明格因伤势过重不治而亡。
同样是1937年，这一天，德国时任驻英国大使里宾特洛浦，在使馆的一间大房间里与英国国会议员丘吉尔进行了一番交谈。里宾特洛浦说：“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疆土。德国所需的只是英国不要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德国需要为其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必须得到但泽走廊及波兰的一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对德国未来的生存至关重要，（德国）有求于不列颠的只是不干预而已。”丘吉尔正色道：“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绝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事。”对话时，二人正站在一个巨幅世界地图前，闻听丘吉尔此话，里宾特洛浦转身向座椅走去，悻悻道：“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元首已下定决心。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事情能阻止我们。”当二人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时，丘吉尔说：“你讲的战争，当然是全面战争。可是你不要低估英国，美国是一个很独特的国家，能够了解其思维的外国人并不多。不要以现在政府的政策去评判她。”丘吉尔重复道，“不要低估英国，她很聪明。如果你们迫使我们投入另一场大战，她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里宾特洛浦的脸涨得通红，激动地站起身道：“哦！英格兰可能确实很聪明，但是，这次她无法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
缘于上述形势，英国进一步加快了无线电定位设备研发和建设的步伐。在鲍兹的防空本土链研发基地，各项工作已转入正轨，一片繁忙景象。空军在那里开设了训练班，对即将分配到防空本土链无线电定位站工作的操纵员进行培训。陆军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来到研发基地，参与火控系统无线电定位设备和探照灯无线电定位设备的研发工作。海军也派出了联络官，研究如何将无线电定位设备装到舰船上去。
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期间，已建成的无线电定位站为英国首相张伯伦的出访专机提供了近160千米的空情保障。不过，他是去为希特勒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开绿灯的。在1939年复活节之前，计划的20个防空本土链无线电定位站已经全部建成，沿着英国东部和南部海岸基本形成了一个空中预警网。在阿克斯布里奇建立了空中预警中心，依托电话网络，将部署在不同位置的无线电定位站上报的空情收集起来，经综合处理后，将其标注在一张大地图上，以反映实时空中态势，为战斗机指挥员分析情况、下定用兵决心、实施有效指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人员在对无线电定位设备的探测效能进行实测时发现，工作在10米波长的无线电定位设备，其低空探测能力有限。为此，空军部又紧急追加了工作波长为1.5米的低空无线电定位设备的订单。到了年底，30个低空无线电定位站基本建成，低空探测距离可达80千米。不过，由于发射天线和接收天线是朝着海上方向固定不动的，因此，一旦敌机深入到内陆空域，还得依靠对空观察哨。虽然利用望远镜来发现空中目标，难以做到准确定位，但仍然是一种有效的补充。
1939年6月的一天，按照空军大臣的嘱托，蒂泽德专门邀请丘吉尔乘坐一架小飞机，从空中视察沿东部沿海建设的各种防空设施。事后，丘吉尔给空军大臣写了一封信：
“在蒂泽德的带领下，我到马特莱斯汉姆和波德塞视察了一天，非常有趣，很受鼓舞。如果我把一些想法提出来，或许会有所帮助。我们认为，应立即为这些重要的无线电定位站提供掩护。起初，我们觉得可以花少量经费，建一些假无线电定位站，数量可以是真实站的2至3倍。后经权衡，似乎使用烟幕做掩护更为实用。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有一个弱点，就是顾及不到其背面的内陆空域。这样一来，内陆空域还得依靠对空观察哨，这好像是从20世纪中叶退回到了早期的石器时代。虽然，我听说对空观察哨也很有效，但是，我们迫切需要使用无线电定位站来跟踪闯入内陆上空的敌机。当然，让无线电定位站可以转过身来，探测内陆上空，还需要一段时间，而且也只有在应对主要方向有余力的情况下才现实。
“无线电定位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对海军肯定同样有很大益处，使其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也能有效地与敌舰交战。1914年，德国战列巡洋舰炮击斯卡伯勒和哈特利浦时，若我们的视线能穿透浓雾，那么，命运就会完全两样。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不甚积极。蒂泽德也指出，不论白天黑夜，不论能见度好坏，无线电定位设备都可以指示火炮准确射击，这对驱逐舰和潜艇都价值极大。我原以为这件大事早在进行之中。
“此外，敌我识别的方法，对海军同样意义重大，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不可靠且隐含风险的信号识别法。
“最后，我为已经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高枕无忧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可惜我们所需要走的不仅仅是第一步，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海军少校萨缪尔·M.图克和F.R.福斯，将Radio Detection and Ranging，即无线电探测和测距4个单词首字母组成了一个缩略词Radar，音译为雷达，并于1940年11月为美国军方所采用。可能这一冠名涉及英国的发明和知识产权问题，英国开始拒不接受，坚持沿用无线电定位设备这一称谓。是时，英国的综合实力因一战、二战已江河日下，各种话语权已由英国逐渐向美国转移。到了1943年7月，无可奈何的英国，最终还是接受了雷达这一称谓。
与此同时，受空中试验取得成功的鼓舞，机载雷达的完善也取得了关键性的突破，科研样机进一步工程化。博文团队通过在飞机上加装风力发电机，获得了800瓦的电源，解决了机上供电不足的问题。雷达天线的布局也更加合理，一副八木发射天线被安装在机头，接收天线安装在机头两侧，以探测前向的目标；另一副发射天线安装在机身上腹部，左右两侧各安装一副接收天线，以探测位于机身两侧的目标；一个转向开关用于前向探测和机身两侧方向探测的转换。
1939年6月中旬，道丁上将前来视察机载雷达研制情况。他和博文坐在一架“费尔·百特”型飞机的后舱，在俩人的头顶上方罩着一块遮挡光线的黑布，以便更好地观察雷达显示器。考虑夜间拦截目标的难度，道丁对最小发现距离尤为重视，也就是目标回波消失在杂波中之前，雷达可以将战斗机引导到距目标的最近距离。当博文告诉他，已经达到最小发现距离时，道丁朝舷窗外仔细看了看问道：“在哪里？我怎么没看见目标机？”博文朝上方指了指，只见目标机几乎就在他们头顶上。“哦，上帝！”道丁命令飞行员，“立即脱离，相距太近了。”
几天后，丘吉尔也来到马特莱斯汉姆机场视察。不过，与道丁不同，他只是在地面观看机载雷达的演示。当机场指挥员向他敬礼表示欢迎时，他用夹着一支雪茄的手脱下黑色礼帽向指挥员还礼。丘吉尔虽然未在政府任职，只是下院一名普通议员，但是很有人气。与执政当局采取的绥靖政策相反，他直言战争的危险，不断撰写文章并四处奔走，大声呼吁要做好战争准备。
丘吉尔换上一顶士兵的军帽，沿着专门为他准备的一架木梯登机，将其硕大的身躯使劲挤进飞机的后舱门。目标机在机场嗡嗡作响地移动，丘吉尔兴致勃勃地观看完机载雷达的功能演示。丘吉尔走下飞机后，来到军官餐厅休息。一位军官走来恭敬地问丘吉尔要点什么，他笑容可掬地回答：“茶，茶，再来一杯白兰地，要大杯！”
1939年8月1日，博文接到空军部的一张紧急订单，要求在1个月内为30架“布伦海姆”夜间双座战斗机加装雷达。时间太紧，雷达生产规模也有限，这是一项不可能如期完成的任务。不过，这也充分表明，随着夏日将尽，世界局势进一步恶化，空军对雷达的需求更加迫切了，可供作战准备的时间已进入倒计时。
二战前，德国是否也在研发雷达？对于英国沿海矗立起许多高高的塔架，是否引起过德国情报部门的怀疑呢？
众所周知，无线电波是一种电磁波，而电磁波是由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鲁道夫·赫兹发现和证明的。他还证明电磁波的性质与光波的性质完全相同，国际单位制中频率的单位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赫兹还做过最原始的雷达实验，他在实验室的一端摆放一个金属物体，然后向其发射电磁波，观察其反射情况。如果赫兹已知光的传播速度，那么记录下电磁波往返该金属物体的时间，就可以计算出发射端到该金属物体的距离。他向海军战略家们演示了实验过程，告诉他们研发这样一种设备能够侦察海面船只，也可以用作航海辅助设备等。不过，赫兹的演示和建议并没有受到重视。
20世纪30年代初期，德国海军信号研究部的鲁道夫·库诺尔德博士，开展了利用声波探测水中物体的试验，也就是如今的声呐试验。通过试验，库诺尔德意识到，在水下可以完成的事情，在水面利用无线电波也可能完成，于是他又开始了在雷达领域的研究工作。大约在1934年10月，他组织研发的一部连续波雷达试验样机，可以探测到距离11千米的舰船。第二年，他又组织研发了一部脉冲雷达试验样机，对舰船的探测距离达到8千米。1936年春天，德国研发出工作频率为150兆赫的脉冲雷达样机，能够探测到距离48千米的飞机。后几经改进完善，首部工作在125兆赫频率，名为“弗雷亚”的对空警戒雷达，于1938年在德国服役。
依据自身研发雷达的进展情况，以及有关英国发展无线电测向装置的传闻，德国怀疑英国可能也在开展雷达研发方面的工作。为了切实弄清英国在防空作战方面的准备情况，尤其是雷达研发方面的进展情况，德国空军专门组织了一次空中侦察。1939年8月2日，德国空军出动一艘“齐柏林伯爵”号飞艇，沿着英国海岸线实施空中侦察。飞艇上临时加装了电磁信号接收机和一些专门的电磁信号测量设备。除了专业信号分析人员，负责雷达业务的德国空军通信兵司令沃尔夫冈·马蒂尼亲自坐镇艇上，指挥侦察。飞艇按照事先计划，沿着英国海岸架设有发射天线塔架的一侧来回飞行，企图查明这些装置是否为雷达设备。虽然信号分析人员采用各种方法，但是，却没有侦收到可以值得怀疑的信号。一般认为，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组织和有计划的空中电子侦察行动。不过，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可能有三：一是英军事先掌握了“齐柏林伯爵”号飞艇的侦察企图，在飞艇飞临之前，防空本土链雷达已经关机；二是信号接收机的频率范围不够宽，没有覆盖防空本土链雷达的工作频段；第三种可能，就是临时动议，准备仓促，飞艇升空后，接收机等设备发生故障，而操纵人员没有向马蒂尼报告。不管何种原因，这次不成功的空中电子侦察，不仅没有达成预期的目的，反而形成了误导，认为无须担忧英国发展雷达，即使有也还未达到德国的实用水平。1940年7月中旬，不列颠战役发起前夕，在评估英国空军作战能力时，德国空军情报局长约瑟夫·贝波·施密德上将介绍了许多情况，唯独没有提及雷达，更不用说雷达在英军防空作战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
从事后的历史演进中不难看出，1939年8月2日，马蒂尼组织实施的空中电子侦察是一件影响深远、命运攸关的事件，其结果为德国空军在不列颠战役中的失利，以及希特勒试图征服英国，一统欧洲，乃至征服世界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这一事件的结果，到底是历史的必然性还是历史的偶然性在起作用呢？何兆武先生说：“历史不同于自然界，它有两重性，一重就是它的自然性，因为人的历史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也是宇宙的一部分，所以它不能违背自然界的规律，因而它是必然的，是科学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有非科学的成分，就是它主观意志的成分，也就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成分在里面。”“决定人类历史变化的就不仅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而是还有一部分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受到人的意志影响的。”“人的努力毕竟是在历史上起作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马蒂尼的空中电子侦察计划更周全、准备更充分、行动更隐蔽些，或者在第一次不成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手段和措施，实施第二次、第三次电子侦察，那么，二战的走向会不会发生改变呢？看来是会的。二战后，马蒂尼不无懊悔地说：“我没能及早觉察到一场‘高频战争’已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