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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我带着一丝轻视。
它是习惯性的，对于所有过分流行的人与物，我总抱着某种怀疑；它也是智识性的，我很难相信一个毫不费力地从石器时代跳到人工智能的学术体系中没有轻佻；它或许还是自卫性的，这个人和我同龄，也以谈论理念为生，却取得如此欢呼。
人人都在谈论尤瓦尔·赫拉利。这位希伯来大学的年轻教授，曾是一名边缘的中世纪军事史专家。2014年出版的《人类简史》，戏剧性地改写了他的命运。这本以希伯来文写作的通俗历史书，在以色列的畅销书榜上盘桓了3年之久，被翻译成几十种语言行销世界各地，几乎登上每一个销售排行榜。
这种流行出乎意料又可以理解。他用现代极简主义方式，用通俗易懂的“认知革命”“科学革命”这样的标签，将7000年人类历史浓缩到几百页的书中。比起归纳历史，预测未来更有吸引力，他接着写了《未来简史》，并做出了大胆预言：人工智能将发展成一个无比复杂的系统，最终取代人类，“智人”将面临消亡，他可以选择成为“智神”（Homo Deus），或是一个被淘汰的无用阶层，“这一群人没有任何经济、政治或艺术价值，对社会的繁荣、力量和荣耀也没有任何贡献”。
书的行文与论调，符合时代情绪。时代的巨变被深刻感知，新技术革命正在摧毁既有的秩序，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也因此，人们都想抓住一些更确定的东西，渴望用一种简明的方式来了解所处的时代。它还有一种显著的紧迫感，一切都在加速，倘若不抓住新潮流，就会被迅速抛弃。这些情绪催生出一种速成的，TED式的知识潮流，你要在18分钟内对一个重大问题做出诠释，给出解决方案，要夹带适当的俏皮话，还要让听众与读者误以为他们抓住了问题本质。
这也是令人不满的知识潮流，让我想起伏尔泰将近300年前的抱怨：“每个人都假装是几何学家与物理学家，情感、想象力与美惠三女神备受冷淡。”那是1735年的巴黎，整个欧洲正沉浸于科学革命的风潮中，牛顿是最受崇敬的英雄。如今，每个人都假装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专家，推崇算法的程序员与创业家是新英雄，不仅美惠三女神无容身之地，人类也多余了。
这潮流似乎不可逆转。启蒙思想家们虽然愤愤不平于科学的拥趸远比诗歌、哲学的要多，却也主动将科学原理纳入对社会、情感的研究。他们把科学视作一种新力量，将人类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在贵妇的沙龙中，才华横溢的他们喋喋不休于对世界的崭新看法，贵妇的沙龙就是那时的TED讲台。他们也试图简化知识，期待用一套大百科全书容纳整个世界，用一个个词条来划分人类思想与经验。
启蒙运动自带双重视角。一重是工程技术视角，人类社会的一切都可重组、优化、改进，进步不可阻挡；另一重则是宗教、道德、伦理视角，关切人内在的、无法被分析的冲动与需求。启蒙思想家们如能复生，也必定是今日论坛上的常客，活跃于YouTube与Twitter上，一边拥抱新浪潮，写作人类进步史纲，一边哀叹时代之堕落，科学与教育都导致人类丧失天真。
赫拉利遵循前一种逻辑。他不相信灵魂之存在，人弱化为基因、荷尔蒙的混合物，倘若计算能力足够强大，定能复制出人类的大脑，自我进化成更强大的系统。翻阅他的书时，那些亢奋却冰冷的语调和全知全能的视角让我不适，它由一连串肯定句构成，不容置疑。这也是那股熟悉的“未来学”腔调，是多年前我就领教过的“预言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的风格。
这种风格在中国尤受欢迎。当托夫勒、奈斯比特在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时，他们与萨特、尼采、马尔克斯这样的名字混杂在一起，象征了一个突然开放的社会，对一切知识、思想的饥渴。未来学家们更提供了另一种慰藉，倘若现实令人沮丧，你仍可能抓住下一股浪潮，一跃摆脱窘境。这也是支配近代中国的情绪，一连串的屈辱后，人们将世界当作一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角逐场。强烈的现实焦灼，激发起一种速成的幻觉：一种理念、一个主义、一种技术或某种组织形态，突然将整个国家带入一个新阶段。
对于赫拉利的狂热是这股情绪的最近一次表现。“哇，只有在中国，思想者才会像摇滚明星一样。”北京东三环一家酒店的宴会大厅中，音乐响起，讲台上刻意设计的滑动门被拉开，这个以色列年轻人走到台中央，他消瘦拘谨，以自嘲开始。
我站在宴会厅的最后一排，不无烦躁地看着他。会场气氛浮躁、粗糙，成功的欲望迫不及待。这是几年来北京常见的景象，各式创业论坛蜂拥而至，一整套语汇也就此诞生。与10多年前流行的经济学、管理学词语不同，这一套新语汇是混杂了宇宙学、生物学、物理学、互联网、人类学、金融、科幻小说、励志学，以及流行的网络用语的一锅乱炖，放了大量拙劣的抒情作为调料。此外，我也不是很懂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喜欢用“星辰大海”来形容自己的志向。
演讲者与听众沉浸于这种概念的轰炸中，来不及（或许也没有能力和兴趣）建立真正的逻辑关系。TED的形式感显然已经深入人心，走动式的演讲，充满警句的PPT，宽大、锃亮的LED。但演讲者少有知识探索，更多是传达一种焦虑——你可能就要被新变化、新技术抛弃。社会达尔文主义原本就弥漫于中国社会，这场数字革命又为它增加了新强度。它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矛盾：一方面，人们遵从高度的实用主义，只想寻求有用的知识；另一方面则陷入高度幻想，认定自己可以迅速理解人类历史的进化，能沉浸于浩瀚的星空之美，能进入另一种思考维度，陡然获得一种认知提升，然后降维打击竞争对手。
赫拉利的著作为这类狂欢增加了新燃料。在餐桌上、在分享会上、在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口中，他的名字是一种硬通货，一个从未读过任何一本人类学、历史学著作，不知道列维·斯特劳斯和汤因比是谁的演讲者，如今也可以大谈人类文明的转折时刻，它令原本一个简单创业项目突然有了宏大意义。
我忘记了他当天讲了什么，多少为自己的在场尴尬。我最终未能抵御潮流的诱惑，为了可能的收视率来制作一期关于他的节目。我很想知道，在这套决绝、冷峻的话语风格背后，他到底怎样看待世界；也想了解，他所带来的迷狂又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理。
采访却令人不悦。他的时间被媒体切分成很多片段，他还有一种geek式的神经质，谈话不能超过一个小时。我看着在人群与媒体重围中的他，主办方显然用的是对待坏脾气大明星的策略。
最终，我们在上海一家宾馆中坐下来。这家宾馆有一种怀旧味道，视线里有一只悠闲的丹顶鹤。他已经接受了好几个专访，几乎都是关于未来如何发生，智人是否会取代人类，哪些工作不会消失，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判断……我的这个同龄人，被当作一个智者与预言家，对于过去与未来无所不知。他神情冷淡，似乎早习惯于这种角色。
“不不，我只是个历史学家，不是预言家。”他为自己辩解。他不是认为进步不可避免，而是觉得总要有人思考技术变革导致的政治、文化后果。我倒是对他中世纪研究的过往更感兴趣，想知道中世纪的学术训练，怎样塑造他观察未来的眼光。我也想了解他的个人经验，比如同性恋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的思考。“（这一经验）从小就教给我，不能相信大众的智慧，”他几乎一下子兴奋起来，“我被告知，男孩应该被女孩吸引，这就是事实。但我却发现，这不是我的事实。”也因此，他觉得整个世界就是一个虚构出的故事。
我们的谈话从达·芬奇到赫胥黎，他的言谈比他的行文开放得多，也更富个人色彩。就在我们都感到兴奋的时候，时间到了，他必须奔赴另一场演讲。我们约定，或许可以在耶路撒冷一见。我还记得心目中的以色列，特拉维夫海边美味的腌辣椒，以及作家奥兹的迷人谈话。我很想知道，在他成长的时空中，他又是何种模样？在一个过度被历史意识萦绕的空间，浓缩历史，逃逸到未来，或许是自我解放的必备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