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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的春天太快了，
不祥的签诗也抵不住它的速度；
光景饱满地催促，一刻都不愿挽留，
一件大事正期待着冬天。
——柏桦《水绘仙侣》
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
《西西弗斯的神话》（
The Myth of Sisyphus
）
柏桦的电话打来时，是5月13日的下午。他的新书出版了，经过漫长的停顿之后，确切而言是15年，他又写出了诗篇。
我感觉得到电话那端的兴奋，声调依旧轻柔，语速却急促欢快。“书设计得很漂亮，”他说，“我马上寄给你。”若不是我主动提及，他可能都没兴趣告诉我，昨天的地震将他两架书震倒在地板上，他们全家露天过了一夜，我记得他那个眼睛清亮的儿子，有个和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名字——柏慢，在这个沉醉于速度的年代，他希望自己生命的延续者，缓缓前行。
我记得去年的8月，我旅行经过成都。在那个微热的下午，我们坐在府南河旁喝茶谈天。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柏桦。
我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则是5年前。“我经常心怀感激，因为和中国最好的诗人住在同一个城市。”一个成都朋友对我说，他提到了这个名字。
但是，我对此缺乏感觉。除去几句流传一时的名句，以及北岛、顾城、舒婷这几个名字，我对于当代诗歌一无所知。我成长的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校园，早已不适合诗歌容身，计算机屏幕上显示出的“Borland C++”和商业计划书里的市场分析，才是这个时代的密码。
所以，说来惭愧，对于一个诗人，我对他接近却是从他的散文开始的——它不像诗歌那样过分节俭，更容易理解。
1982年初春的一个夜晚，我至今仍记得我曾惊惧于我悬而未决的诗歌命运。1983年初春的另一个夜晚，我惊喜地得到一本由钟鸣编辑的《外国现代诗选》汉译打印稿。1984年夏日的一个黄昏，我在欧阳江河家中读到荀红军译的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的《二月》，深为震动。1985年，又是一个初春的夜晚，在重庆北碚温泉的一间竹楼里，室内如此明亮，而楼道外却一片黑暗，对面是可怖的群山，下面是嘉陵江深夜的流水，夜雾迷漫、新鲜而湿润，一切似乎都伸手可及。北岛在为我们谈论“今天”的旧事，人、岁月、生活，一个诗人的旅程……而此时洗手间的水龙头未拧紧，水滴落入白色脸盆发出的声音让我既惊叹又迷离，那声音犹如1981年10月《表达》的声音：“水流动发出一种声音／树断裂发出一种声音／蛇缠住青蛙发出一种声音／这声音预示着什么呢？”……
这是柏桦为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所作序言的开头，题为《回忆：一个时代的翻译和写作》。我整段引用了它，是因为我忘不了它给我带来的阅读快感——既紧张、动情、富有韵律，又充满了节制。以至如今我竟忘了书中内容，只记得序中这个段落。
此后，我在香港大学的书店买到一册《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并对其中有关梁宗岱的记述印象深刻，还有他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性格各异的诗友——诗歌是他们打破生活的沉闷的武器，他们则是时代的英雄。
但在府南河旁，我们谈论了一下午的不是诗歌与往事，而是海外汉学研究。从费正清、谢和耐（Jacques Gernet），再到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与史景迁，在西南交通大学，柏桦为学生教授这些内容。
表面的意外之下，是某种毫无悬念的联系。对柏桦这一代来说，滋养他们的养分不正来自西方吗？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令他难安，为菲利浦·拉金（Philip Larkin）的镇定、细致、精确而击节……正是通过翻译别人的声音，他们这一代才寻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创造出汉语的某种新的组合与节律。
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是一个加速断裂、自我封闭的岁月，出生于1956年的柏桦发现，即使要了解自己的国家，他所能借助的材料也经常来自异域。日后，我读到他那首《在清朝》，而它受惠自费正清。
那个下午，我们喝了几杯茶，瓜子皮撒了一桌子，又在一家只有矮凳的餐厅用辣椒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柏桦穿着松垮短裤与T恤，已是“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中年的沉稳与安宁，脸上却带着一丝少年式的不问世事。他提到了一项差不多完成的大计划，算得上他的转型之作。我依稀记得它与冒辟疆、董小宛的故事有关，形式也将有所创新。他自信地说，它将会颠覆很多人的观念。
那次成都见面后，我接到了他的邮件，里面是他这项新尝试的初稿。或许是因为不习惯在计算机上阅读，或者干脆是对另一段明末清初的故事缺乏兴趣——柳如是的故事，我也从未有耐心读过。
倒是他送的那本十年文选《今天的激情》，我经常翻阅，并总是被其中一些段落打动。我会想象那个鲜宅里的敏感儿童，或是扬州冬日里他冻红的脸……是的，我喜欢他陡峭的汉语，它或许也受到菲利浦·拉金的影响吧。但是我总能在这些完全西化的句式中读到一丝冬日的萧瑟，或傍晚的惆怅，那感觉像是山水画或是庭院深深。
在这本书里，柏桦也诚实地、如魔咒式地说出了，20世纪80年代的那个意气风发的诗人为什么停笔了，那是在对皂角山庄的回忆里。“一个更强大的春天来临了，山庄主人彻底放弃了对‘肾脏’的偏爱、沉思和研究，紧急投身春天的‘市场’，念经的老妇人也去老君洞赶制面条，叫卖于游人；戴眼镜要钱的少年身穿牛仔裤问我要不要打火机……”柏桦写道，看着一场时代的飓风就这样不可阻挡地刮来，而他则觉得“有一种不可言说的生存的危险埋伏在前面，无声地等着我……写作的英雄时代已经作古了，写作似乎变成了一件痛苦的工作……属于诗人呼吸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但或许只有在稀薄的空气中，才能辨别到底谁才是真的诗人。如今，你在中国最大的图书网站当当网的查询栏中敲入“柏桦”这个名字，会跳出五十几项查询结果。其中只有几本他的、或与他相关的诗集或文选，剩下的则是《艾凡赫——世界文学名著青少年必读丛书》《中国古代刑罚政治观》《新华商精英素质透析》或是《善用机会创造成功》……
不要怀疑这仅仅是重名，很有可能，它的确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抒情诗人”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刻，他依靠编纂各种流行出版物维生。他还训练出一种熟练技巧，如果需要，能够用剪刀、糨糊每年编上几十本这样的书。
我不知这是否会伤害他对文字的敏感。1992年之后，社会风物的确大为转变，从城市的建筑到人们的内心，它们都不再有空旷、游荡之感，不再能激发起柏桦的诗情。
他需要另一种精神的刺激。在年轻时迫不及待巡视了欧洲与美国之后，重回中国传统是个必然而又充满期待的诱惑。况且，他天生就是个怀旧的人，即使在欧洲作家中，他偏爱的仍是蒲宁（Ivan Bunin）、契诃夫（Anton Chekhov）这一类。
我不清楚他的这些阅读与思考经历，他日渐增加的年龄、日趋稳定的生活和成为父亲的经验，会给他的心境带来怎样的改变。而他重回中国传统的努力必然困难重重，一方面他与那个古典世界早已相去甚远，“现代生活已不是这个样子”；另一方面，他还要对此进行现代诠释——僵化的古典并无太多意义。
最终，我看到了这册《水绘仙侣》。
从成都寄来的样书，我一直没有收到。在我们通电话之后的三周里，来自地震灾区的悲伤、忙乱、同情、热忱笼罩着整个中国。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我前往了四川。那次与柏桦见面喝茶的前一天，我的旅行刚刚经过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北川县。
经过成都时，我曾想柏桦此刻正在作何想？一个诗人的反应是否与旁人不同？
这个以富庶、悠闲、漂亮女人和满城麻将声著称的城市，正在恐慌和平静之间摇摆，人们正在练习如何用最快的速度从楼上跑到空地上、在帐篷里过夜，不过这不影响人们在空地上支起一张张桌子，桌面上，4杯茶，4个人，8只手，144张麻将牌，正和谐、高速、一刻不停运转着。它很容易让我想起柏桦的诗句“牛羊无事，百姓下棋”……
这个国家太庞大、太有耐心了、生命力太顽强了，它似乎可以消化一切灾难。如今的成都平原，人口稠密。但是4个世纪之前，在明朝末年的起义者张献忠带来的劫难中，本地人口几乎被清洗一空，以致鲁迅在300年后读到《蜀碧》时，仍脊背发凉。但只要和平再度恢复，“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开始，不用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再次将这里变得人口昌盛、商业繁华。在制造安逸的生活、丰沛的物质方面，中国人的能力似乎无人能及；而那些灾难，不管它多么剧烈，总是被淹没在迅速恢复的日常生活中。
是因为我们的精神世界缺乏形而上的传统，而现实的生活太过动荡不安，我们唯有将注意力放在眼前的生活上？还是因为我们在那些源源不断、精益求精的物质世界，可以寻找到足够多的精神满足？
类似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两三年前，当我开始观察中国时，总是惊叹于它的耐心、韧性、灵巧与自足，但是它的傲慢、投机、贪婪、自我欺骗也从未停止过激怒我。
这是我对传统中国态度的一次反动。更年轻时，我深受“文化虚无”和“激进西化”论点的影响——传统的中国充斥着黑暗，最好抛弃所有，拥抱一个由外来观念构造的新世界。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想法开始改变了。不知是因为理解力的增强——你不可能完全扔掉自己的过去而变成另外一个人；还是因为个人身份的觉醒——你注定是中国人，把自己民族的昔日说得一无是处，你也会失去今日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的落脚点。
我开始不自觉地拥抱了另一种思维上的时髦——“五四一代”与《河殇》式的激进反传统，是错误而愚蠢的，它们是单一的革命话语的温床，而正是这种思维上的激进与单一造成20世纪中国的悲剧。于是，另一个中国传统浮出水面，它不是人吃人的黑暗，而是山水画、诗词、木制建筑、菜谱、竹林、人构成的典雅、精致的世界……
我知道这种角度漏洞百出。首先，我根本难以定义传统。中国历史如此漫长，先秦与汉代不同，唐朝与宋朝也差异重重，明清又是另一个模样……用一个笼统的“中国传统”来说明一切，实在过分粗暴了。它不自觉掉入了“那个”窠臼里——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变的。而且，这传统是政治的还是知识方面的，是艺术还是生活方式上的，是士大夫的还是平民的？当这些前提被严格定义之前，“传统”是可以被随意曲解、被选择性使用的。
当“传统”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被忽略时，我们很可能就容易用非黑即白的方式来对待它，也相信它可能被埋葬与发生断裂；或者是通过片面的美化与丑化，来为此刻的需要所用。但事实上，在这些复杂性被严肃而细致地探讨之前，对传统的滥用很可能变成了一个溺水者的拼命挣扎——他手舞足蹈地越厉害，下沉的速度就越快。
柏桦肯定理解我头脑中的这些混乱与困惑，想必他也经历过类似的感受吧。从四川回来3周后，我才开始阅读《水绘仙侣》。我要把自己的注意力从灾难新闻的嘈杂中，牵引到400年前的江南。
我对这本书的态度是矛盾的。在白色亚光纸的封面上，是淡蓝色的水面与树影，画面上的氤氲是典型的Photoshop的产物。这是封面设计者眼中的往日江南，但它带有这个技术年代的痕迹——做作、不真诚。
正文是由两部分组成。11页的长诗和超过200页的对长诗的注释。对于诗，我依旧缺乏把握能力，于是一直在读那些一段段短文构成的注释，在形式上有点像是《米沃什词典》。
这本书的意图，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柏桦就已清楚表明了。那是对他成长年代的革命式、政治化的语言与思维的一次背叛。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与艺术家在“救亡”的旗帜下，内心焦虑、脚步慌乱，他们偏爱宏大，而鄙弃细微。
通过一册《影梅庵忆语》，柏桦试图重构另一个语境——冒辟疆与董小宛居住的水绘园。在其中，即使面临王朝覆灭、国家崩溃，你依旧可以从容不迫享受山水、美酒、佳肴、丝竹、古籍与爱情……在兵荒马乱中，一对男女也可以精致地“做一份人家”。你可以用个人的独立与胜利，来对抗外部整体性的坍塌。
重构另一个语境的努力，也流露在柏桦使用的语言上。菲利浦·拉金式的消瘦收敛了，他试图在古典中文与现代汉语之间，寻找到某种新的融合。
但是，坦白而言，这些诗句，尤其是那些注解短文，没给我提供期待中，也没有意外中的阅读感受。有时，在那些文字中，我读到了一丝说明文的味道，似乎像个学院先生一样，向我解释一个概念。他诗人式的情感与洞察力，似乎暂时退隐了。
在一些偶然段落，我又读到了那个我迷恋的柏桦。比如第150页关于“白夜”的注解。“俄罗斯的‘白夜’，帕斯捷尔纳克的‘白夜’，是‘寒意侵袭着我们’，是单薄的两个人与国家机器相抗衡，那是一种惊世骇俗的力量。但水绘园的白夜，是花前月下，一对神仙眷侣及一群好友轻轻地生活，不打扰人家，亦不回应时事。他们只为自己的似水流年、如花美眷而生活着，做一份人家。”这也是他对于自己转变的解释，“没有对抗，只有隐逸”，那个俄罗斯与波德莱尔式的热血、燃烧，变成了“孤云独去，众鸟高飞”——柏桦相信，这正是中国的语境与感觉。
像多年前一样，我仍不知怎样去品评诗句。我感觉得到柏桦努力而真诚的尝试，但我也感觉得到他的尴尬：他想丢弃自己熟悉的节奏、情绪、意象，但同时新的精神资源却尚未丰沛——在此刻的中国，回到或借助晚明中国的语境，谈何容易。就像江弱水在序言里提到的，社会动荡、军事侵略、政治肃杀、环境污染，早已让江南只存于故纸之上了。
我还不由自主回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眼光。我对于冒辟疆的个人故事，没有那么多的向往与同情；我也无法同意柏桦用布罗茨基的“美学高于伦理”来为逸乐辩解，这句话经常被滥用，在布罗茨基的诗句中存在着高度的精神严肃性与伦理上的自觉，它们与中国式逸乐中的逃避、沉溺截然不同。
伴随我对这本《水绘仙侣》阅读历程的，还有谢和耐所著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纵乐的困惑》和戴仁柱（Richard L. Davis）的《十三世纪的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尽管3位作者都有着典型的汉语名字，但事实上他们是分别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的汉学家。前两本也是柏桦在书中不断引用的素材之一。可惜我没去翻阅胡兰成的作品，那是柏桦这本书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之一，这个民国才子一心要在乱世中仍持有从容与审美，却沉醉其中而忘记了变节的耻辱与危险。
我无法把这些书的内容展开。但是，我在这3本书中读到了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13世纪，也正是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前夜。对汉人来说，那是个国家将灭的时代。但这不妨碍汉人将偏安的杭州城建设成世界上最繁荣的城市，人们在其中沉醉不知归路，就像谢和耐写到的“直至兵临城下之前，杭州城内的生活仍是一如既往的悠哉闲哉”。平民的生活如此，而朝廷之上，文人官僚们则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争论不休。他们或许立场不同，但其思维方式却极为相似。主和派不理会危险的迫近，只将头埋进享乐的沙堆中；而主战派也同样不理会现实的困难，只将所有的热情释放到语言的快感里，他们盲目表达自己的道德高度与情感愤怒，却没有兴趣将这种愤怒转化成具体的行动。
蒙古人最终到来了，精致、典雅的宋朝覆灭了。同样的情景似乎在4个世纪之后再次上演。来自北方的民族再度到来，风雅、成熟、富足的明朝再度失去了响应的能力，甚至文天祥式的抒情式英雄主义都消失了，文人的领袖钱谦益投降了，而冒辟疆，不管他有多么潇洒的形容，多么男性化的名字，在稍做努力之后，仍旧退回到个人世界里。
我无意、也厌恶用道德高下去审判什么人。但是，我相信在那些文人推崇的精致、风雅中，必定早已埋下了溃烂的种子。它使得那些美缺乏力量，使得自由带着某种麻醉……我直觉到这种文化情绪中的虚伪与不真诚。这种虚伪和不真诚，既无助于守住江山，可能也妨碍创造出更伟大的作品；它也使得文字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相去甚远。书生们在纸上幻想出一只狐狸可以幻化成佳人，或是慷慨激昂的诗词足以击溃来犯的敌人……我甚至怀疑在《影梅庵忆语》中，冒辟疆的多少回忆是真实的，而不是自我欺骗的。
我担心这些怀疑惊扰了这本书的诗情，对现实环境的感受再次干涉了我对于文学的理解。或许是因为，我们再次身处一个逸乐的年代。的确，遍布中国的卡拉OK、洗浴中心、高级餐厅，不再有水绘园中楼台水榭的精巧，而流行歌曲不再似江南丝竹的清幽，那些被LV、CHANEL武装的姑娘，再不比秦淮八艳的风华绝代……但是，谁能说其内在气质不是一脉相承呢？人们不都是以外在之物来搪塞自己内心更深层的渴望，来回避本应痛苦的挣扎和求索吗？
在回避内心深层的痛苦上，中国人的确如谢和耐所言，我们“很有一套处世的哲学”。正因如此，回到个人的小世界，不是为了培养真正的独立精神，也无力确认一套与公共原则不同样的私人原则，而经常变成了一种逃避的借口。即使在对美的追逐中，个人都不是变得更坚强，而是更脆弱了。
我已经离题过远了。柏桦的新书，或许未能带给我期待的阅读感受（期待一个作家满足读者的感受，又是多么的愚蠢和偏狭），但它的确激起了我某种求知的热忱。而引诱人们去探索自己命运中更深刻的意义和不幸，不正是一个诗人最重要的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