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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候电梯时，突然想起一则旧广告。四幅照片并列，依次是一瓶伏特加、一辆劳斯莱斯、一张海明威头像，照片下分别写着酒、车、作家。我忘记了第四张，应该是广告主，它标榜自己就像前三者一样，在各自领域有着不言自明的号召力，符号价值甚至超越行业本身。
这个广告刊登在某一期《Life》杂志上，这份早已停刊的杂志是我视觉意识的开启者。尽管愤愤不平，我却不得不承认，一张照片有时的确抵得上1000个单词。这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形象即实质，可能比实质还重要。
姜文的肖像也同时跳入脑海。倘若设计一幅类似的中文广告，或许可以用茅台替代伏特加，红旗变作劳斯莱斯，姜文取代海明威，他的肖像下同样可以写下“演员”或“导演”，不必做多余解释。
他们也的确不无相似。姜文咧开嘴的笑容、寸头、那对扇风耳，像胡子拉碴的海明威一样令人难忘。他们都英俊、才华横溢，具有高度个人化的风格；他们还乐于展现自己的雄性特征，是各自时代的男子气概的象征，有一种“野蛮人”的魅力。他们因此获得一种显著的无龄感，即使到了晚年，海明威还在竭力展现自己的活力，四处吹嘘可以让第4任妻子彻夜兴奋；当你说起姜文，很难意识到他已在舞台中央活跃了30余年，当同代人都被陷于某个具体时代情境时，他却总能激起新的社会情绪。
姜文的工作室就在亮马河旁的一座公寓中，它朴素、线条生硬，保留着晚期集体主义的夕照。他约我12点见面，吃一顿简单的午餐，再开始正式采访。他那迷人的妻子之前对我说，姜文是个害羞之人，需要一番心理预热，像所有姜文身边的伙伴一样，她称他为“姜老”，尽管私下也同样抱怨他难以控制的孩子气。
我不无忐忑，更需要这种预热。这与姜文在我青春期扮演的角色有关，也源于他的种种传闻，他桀骜不驯、一言不合就让对方下不了台，尤其是面对媒体时。
记得1995年夏天，高考结束不久，我与同学骑车穿过北洼路，去看刚上映的《阳光灿烂的日子》。马小军在屋顶上的流窜，背着军挎打架，镇完东单镇王府井的口气，还有米兰的丰满身形，牢牢刻在脑中。这感觉熟悉又陌生。我们都成长于长安街沿线的军队大院中，对那些苏式建筑、领袖雕像、呼啸而来的少年，以及他们无处释放的荷尔蒙，再熟悉不过。它也是陌生的，北京已一头扎入新时代，动物们不再凶猛，暴力、闲散、狂妄都消退了，少年们着迷港台的流行文化，消费主义暗涌。
我们都处于青春的躁动与困惑中，经常牛仔裤配褪色绿军装，斜背着父亲留下的旧军挎，里面塞一本王朔的小说。这也是十足的虚张声势，我们压根不敢和隔壁班的性感女生搭讪，倘若碰到街头的小痞子，只会心怦怦乱跳，赶快骑车绕过。因为这部电影，姜文就像王朔、崔健一样，成为我们心中的文化英雄，他们大胆、个性鲜明，玩世不恭又充满真诚。
夏天结束了，我进入大学读书。波普尔、哈耶克、李普曼、加缪、胡适、陈寅恪……这一连串知识分子突然进入视野。我对他们的博学、道德坚持大为叹服，认定它比那种懵懂的青春冲动更值得追逐。我甚至开始反感王朔式语言，认同一位上海学者的分析——王朔在摧毁伪崇高时，也破坏了真崇高，他的反叛姿态背后，是对特权的迷恋。这也影响了我对《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看法，成长起来的少年坐着凯迪拉克穿过长安街时，它像是对特权的另一次炫耀，他们昔日是北京的中心，如今仍然是。我开始着迷一种知识分子姿态，要批判社会，严肃、深刻、抽象化，而非玩世不恭。我不喜欢他们展露出的反智倾向。
姜文仍偶尔进入我的视野。1998年初夏，他在排演一幕名字很长的话剧时，一位记者朋友带我去探班。舞台上的他，气场依然慑人，他庞大而傲慢，令人同时心生羡慕和排斥。接下来，我买过盗版的《鬼子来了》，在电影院看过《天地英雄》，带着期待买了《太阳照常升起》的票。
我对《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感受复杂。我没看懂一些段落，对另一些段落无比着迷。陈冲扭动的臀部，黄秋生所唱的梭罗河，都让我再难忘却。久石让的配乐在我脑中盘旋多日，也让我想起《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乡村骑士》，姜文在无意中塑造了我的音乐趣味，我喜欢古典音乐多半源于他，且是这种抒情、甜美型的曲风。后来才知道在19世纪末的意大利，《乡村骑士》像流行歌曲一样流行。
“他写了一首诗”，我的一个朋友走出影院后说。这是2007年秋天的北京，我对诗没太多兴趣，一心要捕捉时代精神。北京正沉浸于一种亢奋中，20世纪90年代的少许闲散让位于技术、商业驱动的忙碌。对外部世界的谨慎试探变成对全球化的拥抱，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是这股潮流的顶峰图腾。让我兴奋不已的是对这历史性变迁的描述，分析一个大国崛起时的规模与力量，崛起背后的牺牲与阴影。姜文表现出的一切，显得过分私人化。它既没如《鬼子来了》一样获得国际奖项，也未在中国观众中激起广泛共鸣。我还记得一则报道，姜文怒斥了那些说看不懂的观众，他还不厌其详地罗列影片动用了多少飞禽走兽，空运了多少鲜花，铺设了怎样的轨道，连剧中的婴儿都是他刚出生的儿子等种种细节。他对电影有一种罕见的狂热，对每个细节都有偏执狂式的要求。他似乎做了一桌大菜，客人却不太动筷子，吃相不够尽兴。
3年后上映的《让子弹飞》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激起了公众的情绪浪潮，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的票房纪录。我却感到不安，比起《太阳照常升起》，这部电影中的一切都显得过分恰当，它的戏谑与嘲讽，与兴起的互联网话语系统不谋而合，它对人性与历史之解释，吻合了人们的普遍思维——中国社会、中国人一直如此。它如此聪明、如此消解、如此流畅，让人感受不到人与历史的质感。
它把姜文推到一个奇特位置。自1985年出演第一部电影以来，他似乎能通过影像俘获每一代中国人的心。在一个情感复苏、重新理解伤痕的80年代，他是屏幕上的末代皇帝、饱受屈辱的右派知识分子、情欲炽热的西北汉子……在那个电影是主要的娱乐与教育来源的时代，这些形象进入每一个家庭记忆，20岁出头的他就成为全民偶像。在急剧转变的90年代，他又成为倒卖衣服的小贩、鲁莽的书商、漂泊在纽约的音乐家，尽管此时电影院线衰落了，被录像机、VCD取代，但姜文仍进入千家万户。更重要的是，他还蜕变成横空出世的年轻导演，穿梭于威尼斯与戛纳。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不同，姜文逃离了那些熟悉的意象——黄土地、历史创伤、被遗忘的边缘人……他在庆祝青春与力比多，尽管隐去了幕布背后的残酷与荒诞，在处理历史创痛时，用的是一种戏谑、超现实的视角。他已被称作“中国的马龙·白兰度”，也有潜质成为中国的赛尔乔·莱昂内或科波拉。
21世纪到来时，他遭遇了短暂挫折，如今却又回到舞台中央。电影再度成为大众文化的中心，与20世纪80年代不同，涌入影院的观众不再来自一个匮乏世界，他们都饱受过剩信息之苦，培养出老练消费者的挑剔。这挑剔并不意味着直线进步，它可能是新的盲从，甚至失去了匮乏时代的朴素，他们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把陈词滥调误作聪明。
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的姜文，却把握住了这股新潮流。这是令人惊异的成就，年轻一代的观众很少知晓《芙蓉镇》与《红高粱》，那是父辈记忆，按照时髦的说法，几乎算是古代了，与清朝、明朝没太多区别。姜文说“要站着把钱挣了”，他不容分说地把手摁在刘嘉玲胸脯上，他与周润发的斗智斗勇，他高速的、无厘头式的对白，快意恩仇后翩然离去的潇洒，都让年轻一代亢奋不已，这就是他们想过的人生，武断又自由。时年47岁的姜文不仅回到中心，还毫不费力再度成为男性荷尔蒙的象征，这象征与22年前的西北汉子不同，后者是莽撞、血性、不顾后果，如今则精明过人、全身而退。
也因此，《一步之遥》尚在拍摄时，就引发高浓度期待，一家新闻杂志连片花也没看过就评它为年度电影。姜文是始终蕴含高度矛盾又始终闪耀的存在，在一个迷恋大众与数量的时代，他表现出某种个人英雄主义；在被高度工业化的电影业中，他以彰显个性闻名；在娱乐人士都不同程度取悦媒体时，却总传来他激怒记者的消息；当崔健早已唱过“新的时代到了，再也没人闹了”时，他总是能以一种突兀的方式，引发议论与误解，引来无穷的仰慕。
与众人期待的不同，《一步之遥》引起的困惑要多于赞叹。它是一个充斥各种戏仿、隐喻、诠释、夸张、戏谑的后现代叙事，你必须了解足够多的电影史、导演的个人感受与思考，才能更好地进入，否则就像是精美却凌乱的拼贴，你要费力地与自己的分神纠缠。姜文以忠于自我著称，但这一次，这个自我很难让人区分，是华丽还是混乱。
人未出现，声已传来，浑厚、富有穿透力，还带着姜文式的不容置疑。我正在看那幅老北平地图，密密麻麻的线条与胡同名，通往另一个时空。这是《邪不压正》的发生地，经由《让子弹飞》中的鹅城、《一步之遥》的上海，姜文将民国三部曲的最后一站置于1936年到1937年的北平，一个侠客在暴风到来前夜的复仇与爱情。
研究地图也是为了去除不安。这个一推再推的采访，令我心生不满。姜文任性，他总是在一个时间确定之后，又推翻了它，不羁的心情，似乎连他自己都无能为力。而他身边的人，也乐于纵容这种任性。
作为一个媒体人、一个知识分子，或许还有男性身份，我对他有一种下意识的抵触，一方面想反抗他的优越感与骄傲和那种溢出的权力感，另一方面又对他充满钦佩。在重看他的一些影片时，我为他的才华惊叹，他如此年轻时就可以处理如此复杂多样的感受。你当然可以批评他的某些切片，却不能不惊叹他多年来创造力垒砌的高地。不过年长13岁，他好像比我多经历了好几个人生，在一个又一个经典形象和动人画面中自如穿越。
随着声音的传来，屋内气氛陡然变化。工作室和宣发公司的人顿时陷入慌乱，他们不清楚姜导将从屏风的左侧还是右侧穿过，场面失序，仿佛一场龙卷风将至。我突然想起曾看到过的一个描述：姜文在片场时像个“暴君”。
眼前的姜文不如印象中那么高，仍强壮有力，深蓝色的短袖T恤被撑满，少许的胡茬儿和鼻梁上架着的圆框眼睛又给人一种别样的气息。我们握手，寒暄，我的紧张突然消失了，刻意保持的镇定变成了真实的镇定，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必定会是一次不糟糕的采访。
姜文表现出某种老派的周到，听闻我与张北海一起喝过威士忌，特意准备了一瓶Lagvulin 8年，它的泥煤味让我着迷。他还邀来我们共同的好友以使见面更为自然。不过，他主导性的风格与传闻中的一样，从寿司的吃法、伊顿公学、夏威夷的酒店管理到癌症治疗，他无一没有看法。所有人也习惯性地附和，他庞杂（未必准确）的知识、确信无疑的口气，让人不知如何应对，况且，人人也都知道与他争辩的结果。
访谈设置在客厅的窗前，我们并排坐在高脚凳上，前臂正好搭在长条案上，眼前是三里屯那些沉闷的高楼，午后的阳光正灿烂。这也是姜文的安排，他希望镜头对着他的后侧面。他把残存的威士忌倒入我的咖啡杯里，说镜头中有酒不好，访问就开始了。
我们的谈话从对时间的感觉开始。“你看，那是尼泊尔使馆，有各种塑料盆，养花、种菜。那边是沙特，他们连树也没有一棵。”姜文指着窗外说。这座涉外公寓与这些使馆一样，带着另一个时空的气息。
如何处理另一个时空，则是姜文创作中的永恒主题，不管是演戏还是导演，他都在展现一种历史意识。他却说，自己的时空是混乱的。“我没觉得时间重要，”他说，“我有时候在想，是不是拍电影把自己的脑子、把时间给拍乱了。”对姜文来说，主观的感受比客观的存在重要。《阳光灿烂的日子》拍摄于冬天，他让人用喷火器融化掉地上的冰，然后让演员脱下大衣，穿上夏装，尽管耿乐与夏雨背后的树甚至没有叶子，“你还是觉得很热，这已经扰乱你对时间的认知了”。真实很容易摆布，主观感受反而更为真实。对姜文来说，他的人生是按照参与的电影来编排的，所谓的现实生活倒退隐了。
他还说起新电影的创作源起，对老北平的看法，对民国的理解，他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总之，历史是一种不真实，是一个借口，你借用它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我熟悉他的语气，它满不在乎，又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自己智识与经验上的优越感。它是皇城人的自得与新贵们中心感的双重混合，一种下意识的俯视感，一种“这都不叫事儿”的劲头。少年时，我和同学们都曾刻意模仿。
我发现自己立刻被这语气所裹挟。就像马小军被那些更年长、果断的小混混吸引一样，我也希望自己和姜文来一番对答，充满北京大院子弟式的机锋。这令人愉快却也危险，彼此哈哈一笑后，往往什么也没说。比如说，我问他是否做自我分析，他说做，但比较难，就像揪着自己的头发向上拽，我又问他拽得怎样，他指着自己的光头说，这不是特意把头发剃了嘛。
这种机智把问题轻松划过，也回避了真实自我。这也是姜文令人好奇之处，在荧幕上表现出的一以贯之的才华、荷尔蒙与傲慢背后，真实的他到底是何样？他是用骄傲来掩饰不自信，用冲突来消除羞涩，用不断展现男子气概来压抑住自己的男孩气吗？
当说起母亲时，姜文突然温柔起来，他对无法处理好母子关系感到无奈与遗憾。《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小军妈，《太阳照常升起》中的疯妈，她们都强悍有力，令儿子不知所措。这或许也是姜文对现实困境的另一种表达。当他兴冲冲地拿着中戏录取通知书到家时，妈妈只是提醒，他还有一盆衣服没洗；当他想买一套新房给她住时，她拒绝搬出平房。他的所有努力与成就，似乎都赢得不了她的心。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想拍拍他肩膀，说一声，兄弟没事，都过去了。
这个柔软瞬间转瞬即逝，他立刻又变成了满不在乎、一切皆知的姜文。他不关心电影票房、不关心观众的反应，不关心媒体的批评，不关心传统的影响，一切皆是误读，艺术家只能表达自己。
我们在“传统”的问题上产生了争执。姜文以一种充沛的自信著称。他29岁前往美国，见到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时，没表现出任何不安，在与正当红的迈克尔·道格拉斯的合影上，身穿白色T恤的姜文挺着胸脯，带着自信的微笑。这是1992年，中国仍处于开放的初期，几乎所有中国艺术家与知识分子都处于严重的“西方焦虑”中。
这自信令人钦佩，或许也会导致某种封闭。姜文很少承认他人给自己的影响，除去赞扬过于是之的表演，他几乎从未提及传统——不管是中国的电影、戏剧传统，还是欧洲、美国的电影传统——对自己的影响。他的角色被谢晋、谢飞、张艺谋所塑造，他深受《美国往事》与《教父》的影响，《一步之遥》片头更是对它的戏仿，但他总致力于传达这样一种印象：他就是他，他孤立于时间之外。只是偶尔，他承认奥逊·威尔斯是天才，因为他25岁就拍出了《公民凯恩》，而他自己29岁才开拍《阳光灿烂的日子》。
当我追问传统对他的影响时，他反问说，什么是传统，是裹脚、不洗澡、卖孩子吗？当我说于是之、英若诚就是传统，他又反驳说，这在他心目中是“传奇”，是打破传统的“传奇”。我理解他的观点，又觉得他陷入了某种蒙昧。这与一代人的成长经验有关，他们的青春是在破坏，一种对传统的藐视中成长的，这给予他们一种特别的生命力，不为固有观念所困，敢于用各种“拿来主义”，尊重自我经验。可是谁也无法回避问题的另一端：他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经验就是全部经验，对更大的、可能迷失的世界心怀抵触。再与众不同的自我，最终都将进入一个传统的河流，所有人，不管你多么富有天才，都是在共同写一本世界之书。一个艺术家最成熟的阶段，不是在彰显自我，而是消除自我，融入人类文化的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