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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怎么看这部片子？”我指着手中《昆西四季：约翰·伯格的四幅肖像》，封面上是白发伯格线条清晰的侧脸与扭过头来的蒂尔达·斯文顿，那个消瘦、冷傲的模特与演员，也是这部片子的导演。
“实在太难看了，”杰夫·戴尔脱口而出，“这很做作……让人觉得难堪、尴尬。”我没追问原因，因为我尚未看过全片，但几分钟的片花让我觉得相当迷人。他的回答一定有英式恶作剧的成分，但也透露了部分的真实。约翰·伯格是杰夫·戴尔智识上的英雄，鼓励他踏上写作之路。他人的诠释总会有隔膜，虽然这诠释来自一位与众不同的女模特。做一个并不恰当的类比，这多少像是刘雯拍了一部关于木心的纪录片，你问陈丹青的观感如何。当然，丹青的回应必更开放、富有礼貌。
这个小插曲并没缓解初见面的尴尬，在最初的5分钟，我一直在擦汗。这与头顶的摄影灯有关，也源自紧张，我渴慕他的写作与生活。
4年前的一个夜晚，我读到杰夫·戴尔。我刚拿到一笔数目可观的投资，它给我带来一种意外的快感。除去阅读与写作，我还可以成为一个创业家，没能拥有海明威式的生活，但有机会开一家中国的莎士比亚书店。
可惜，这快感过于短暂。它随即转化成无穷无尽的焦虑，一个商业组织的所有细节问题都令我焦头烂额。我终于意识到，就像有人天然对词语或颜色敏感，还有人能敏锐地看到金钱的流动，我显然看不到，还发现之前对词语的敏感也正在丢失。很多时刻，我心中乱作一团，伴随着灼热。
我偶然翻到《懒人瑜伽》。如今，我几乎忘记了其内容，语调与气氛却萦绕脑中：那股懒散、不经意、性的气息，还有贯串一切的敏锐。我很是幻想了一下那位穿红色比基尼的瑜伽教练，还有巴黎那没头没脑的一幕。有那么一刻，杰夫·戴尔将我从创业焦躁中拯救出来，但很快，一种新的焦躁涌来。我觉得自己选错了人生方向，我本该过他这样的闲荡生活，却被困在花家地。
从此，杰夫·戴尔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买来了他各种版本的作品，喜欢它们排列在书架上，散落在卧室、卫生间里。他不是反复要读的作家，甚至我从未认真读过，他最负盛名的爵士乐作品《然而，很美》，尽管只是薄薄的小册子，我也没读完。它们像是对另一种生活可能性的提醒——这位戴尔先生自牛津毕业以来就没做过一份正经工作，他有一种天然的“反职业”的倾向，甚至就写作而言，都无法建立起某种连续性，刚尝试了传记，就跳到了小说，又是旅行与摄影写作，然后就追忆起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些跳跃中，又有着显著的连续性，那迷人的混杂性文体——描述、评论、思辨、历史、游记、哲学，他想起什么，就把它拽进来。他执意于这种不可归类，我也着迷于此。连我们的精神谱系也颇为相似，本雅明、佩索阿、尼采，当然还有约翰·伯格，他们都是批评眼光与个人抒情之结合，有着永不停息的自我分析的冲动。
杰夫·戴尔将来北京的消息传来时，我的好奇心被激起。与他坐下喝一杯啤酒，谈谈拉丁区的巴黎姑娘、洛杉矶的落日，以及如何构思一本新书，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我再次购买了他的作品，一套小开本精装，适合握在手中。但我根本没时间读它，偶尔翻开时，心中竟生起了一股厌倦：原本迷人的自我分析显得絮絮叨叨，它不能带我逃离，反而增加了烦躁。这些絮叨更适合出现在《卫报》《伦敦书评》，被控制在一页纸上，不该被延展成一本书。
或许，这源于新的焦灼。4年过去了，我仍没成为一个职业的闲荡者。我被困在一家公司里，为下一笔投资发愁。我愤愤不平，觉得自己本该像他一样周游世界，看着自己的书被翻译成不同文字，再随时淡淡地爱上一位陌生人。
我们没喝成啤酒。我们在一个下午见面，而且是一个看似正经的访问。这位文字中散漫异常的戴尔先生，坚持饮酒时间要从傍晚开始。又瘦又高的杰夫·戴尔就坐在面前，还夸赞了我的鞋子。我却不知该说些什么，他所有的内心活动、思想方式都在他的书中展现无遗，我还要再问他如何去写作D. H. 劳伦斯、对塔可夫斯基的视觉语言的评论，或是写作传统的追溯吗？我最想和他谈论女人与酒精，问问他的妻子怎样忍受他脑子里那些想入非非。倘若实践这些想入非非，他会有某种道德顾忌吗？但这不是个好时机，丢掉摄像机与旁观者的嘈杂酒吧才是理想去所。
我也下意识地感觉，所有过分明确的问题都不该用在他身上。他代表的是一种感觉，一种气氛，一种不能明确划分的思维与审美状态。我还有一种浅浅的自卑，我觉得自己缺乏他的纤细感受力，没有他的文化理解力。我的那套对时代情绪、转折点的提问方式，在这种纤细与模糊面前，显得笨拙、乏味。
最终，一切还是从约翰·伯格开始，这最安全。我记得那个著名的场景，从牛津毕业不久、一心想成为作家的杰夫·戴尔，受命去采访伯格，一位著名、独特，他深深仰慕的作家。采访的部分没有太多的记忆，采访结束后，伯格带这个瘦长、紧张的年轻人去酒吧喝一杯，并询问他诸多问题，一场真正的谈话才算开始。伯格两年前去世时，杰夫在《卫报》上写下了这则短短的回忆，它击中了我的心。在潜意识里，我总是渴望这样一位mentor的出现。它是我对一个更辽阔、丰富世界的期待，或许也是我过分脆弱的自信的象征，总等待更强有力灵魂的认可。
接下来的交谈顺理成章，我们都努力配合对方的感受，分享了对Bruce Chatwin（布鲁斯·查特文）与Jan Morris的看法。但说到卡普钦斯基的名字时，我们都兴奋起来。
我很晚才听说卡普钦斯基。或许是在2007年他逝世后，《经济学人》在讣告上称他是20世纪最伟大的记者之一。他把新闻作品带入文学高度，为此获得6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他波兰人的身份与文学才能都让我产生好奇。我习惯了伟大的记者来自英语世界，一个波兰人如何获得这样的影响？我也对于记者被低估的创造力耿耿于怀，人们总把赞誉给予小说、戏剧、诗歌，习惯性地忽略报道、散文、评论。我买过他主要作品的英译版，《皇帝》《足球战争》《帝国》《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被他的广阔性、传奇色彩，还有那致命的孤独所吸引。
从1956年第一次前往印度以来，他游遍100多个国家，其中拉美、非洲、中东等地尤为特殊，他夸耀自己身经了27次革命和政变，40多次被关押，4次从死刑宣判中逃生……在充满暴力的陌生世界，他常孤身一人，也常陷于饥饿与恐惧。孤独不仅是身体与精神上的，还是一种身份上的——一个波兰人该怎样理解这动荡的世界？他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他是社会主义理想的信仰者，又对权力的腐化高度敏感。这些异域戏剧——很多是关于独裁与专制的残酷与倒台——都像是对他的祖国困境的映射。对波兰读者来说，这些报道既充满异域风情，帮助他们逃离现实的烦闷，又是对他们生活的映射。
“他很清楚，悲哀可以转化成思想，也可以转化为失望和沮丧、漠然和麻木。他命令在全国开展各种娱乐游戏活动、盛大喜庆活动和化装舞会。”“智者就要干脆忘掉如何思维，而在麻木中苟且偷生。”当1976年的波兰人读到这种语句时，他们不会觉得这仅仅是埃塞俄比亚的故事，它也发生在波兰。
卡普钦斯基处于一个暧昧的地带中。他是官方派驻的海外记者，他需要与官方维持恰当的关系来保住这个职位。当他在这些陷于冷战格局的地区时，他发现苏联支持的左派力量，常是这个地区的解放力量。他的看法常与他的波兰朋友不同，后者感到的是无尽压抑与停滞。
“人克服了恐惧，感到自由。没有这一点，是不会产生革命的。”在 Shah of Shahs 中，卡普钦斯基写道。他描绘的是1979年巴列维政权倒台。当团结工会运动在1980年兴起时，他作为一名著名的文化人物到场，发现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气氛。这个社会像是突然获得了一种自尊。这再次印证了卡普钦斯基长期以来的观察，突然爆发的反抗运动从来不是关于面包与工资，它是源于受伤的自尊。你被当权者一次次地羞辱，终有一刻这愤怒会转化成巨大力量。
卡普钦斯基在海外的勇敢无畏，在自己的祖国却消失了。他寄望于波兰政府自身改革，也担心倘若公然与当局决裂，就会失去海外采访的机会。他在道德选择上暧昧不清。
似乎是2011年的深秋，我在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买到《雷沙德·卡普钦斯基：一生》。封面上，卡普钦斯基正在抽烟、表情严肃、眼光锐利，像是老电影中的间谍——性感、神秘。
我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每当心情烦闷，就翻上几页。一般是躺在4楼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我感到被日常活动所消耗，害怕丢失自己，恐惧精神上的封闭性。只有在陌生的环境中，我才感到人生没有虚度，也害怕那种无所附着之感，无限的自由反而变成新的桎梏。先是在剑桥，然后是伯克利，我一再地确认，我成不了那种四海为家的作家，仅仅把归属感建立于文字与思想中。我需要那种紧密的小团体，它提供家庭式的亲密感、行动时的力量感，当这一切具备时，我才能享受疏离、旁观。
我还记得一个细节。卡普钦斯基有很多情人，按照他的一位传记作家描述，这些关系都是3个月模式。在这期间，卡普钦斯基浪漫、热情、带着迷人的神秘气息，接着他就消失。他也必须消失，他要回到他正在写的书，要回到他的报道的现场——可能是埃塞俄比亚、伊朗，也可能是智利、墨西哥……
除去这即兴的情感，他还有位忠诚的、稳固的妻子，她照料他生活的一切。当他在华沙外的公路上爆胎时，他的电话会打给她，而不是道路管理中心。他必须在变化与稳固间找到某种平衡。
“他是个复杂的人，生活在一个纠缠的时代，同时处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世界。”卡普钦斯基去世后，他的一位情人评价说。
杰夫·戴尔遗憾于卡普钦斯基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这或许是非虚构作家的某种愤愤不平，只因为他书写的是真实事件，就不如虚构出的故事吗？“他的很多报道细节被证明是失真的，是想象出来的，”杰夫·戴尔戏谑说，“那他就更该得奖了。”
与卡普钦斯基相比，杰夫·戴尔太过轻盈。他躲避危险，“如果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我也愿意成为驻外记者。我感兴趣的可能是和其他记者的聚会，当外面在闹革命时，我们在喝酒”。
卡普钦斯基寻找历史现场，杰夫·戴尔则抱有一种反事件姿态，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或许更能展露人生的本质。他可以自辩说，这是文学的冒险，乔伊斯仅仅坐在书桌前，就可以过上充满冒险的一生。
在这漫无目的的交谈后，我获得了某种释然，似乎一场虚拟的关于冒险的谈话就令人满足。我那么渴望逃离，不过是一种孱弱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