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熊月之

魏斐德教授的“上海三部曲”由岳麓书社推出新版了，此时距离他去世已经15年。翻看故人的这些遗作，感佩和思念之情再次浮上我的心头。

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Jr., 1937—2006）是国际著名的历史学家、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他先后就读于哈佛大学与加州大学，师从列文森教授，长期执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曾任该校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主席、美国国际研究委员会会长、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会长、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主席、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文明委员会主席，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声望。他精通多门外语，兴趣广泛，精力过人，知识极其广博，研究领域相当广阔，成果相当丰硕。在中国历史方面，他研究过明亡清兴，研究过太平天国，也研究过毛泽东。他的后半生大部分精力放在上海史研究方面。这三部曲是他这方面研究的结晶。

三部著作，前后相续，起于1927年，迄于1952年。按通行的历史分期，三书研究的历史时段涵盖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按照魏斐德自己的历史分期，他认为20世纪的中国至少经历了三次革命，建立过三个共和国：第一次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以袁世凯为总统的军阀统治的共和国；第二次是北伐革命，国民党统一了南中国，建立了以蒋介石为领袖的共和国；第三次是1949年的革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统一了大陆，建立了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人民共和国。这三部著作，研究的是后两次革命时期。

三部著作关注的地点，都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之一上海。魏斐德先前关于中国的研究课题，或是以整个中国为对象，或是以某一地区为对象，或是以某一领袖为对象。那么，从20世纪70年代起他为什么会一改以前的研究取向，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上海历史方面呢？

我以为这不外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大量新史料的披露，引起了他强烈的研究兴趣。1974年以前，他那时还没有来过中国大陆，但已经细读了美国中央情报局首次解密的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上海警察局档案。这批档案内容极其丰富，涉及多国势力在上海的政治、军事、情报、经济、文化等领域里盘根错节的史实，这引起了他强烈的好奇心。无论对于哪一种史学流派来说，大量的、未经解读的新鲜史料的发现，总是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20世纪80年代以后多次访问上海，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极其丰富的上海史资料更坚定了他的研究决心。

第二，上海城市历史蕴藏的难以比拟的复杂性，极大地吸引了他的研究兴趣。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多重矛盾的聚焦点：从国际范围看，中英、中日、中法、中美、中苏、日英、日美、英法、美苏等国矛盾，中国共产党与第三国际、帝国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势力矛盾在这里都有充分表现；从国内看，中央与地方、地方不同派系、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党右翼与左翼、抗日势力与日伪势力等矛盾在这里充分展开；从上海地方看，华界与租界、公共租界与法租界、中国人与外国人、资本家与工人、各地移民群体之间、城市常住人口与临时流动人口，烟赌娼等犯罪行为与社会治安管理的矛盾，在这里无日不有……诸如此类的矛盾纠结在一起，使得上海城市历史研究异常困难。魏斐德是那种不怕有困难、就怕没困难，越是困难越兴奋的学者，是勇于搏风击浪、迎接挑战的学者。上海这座奇特的城市给了他施展史学独到功夫的良机，所以他一想到上海城市的异常复杂，就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三部著作，叙述重点各有不同。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27—1937》讲述的是1927年至1937年国民党执政的十年。作者以极其丰富的史料向世人展示现代警察对于现代国家、现代城市十分重要。对于上海这样华洋混处、中西交汇的城市尤为重要，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对此相当明白，他们懂得，治理好上海，不光能为全国城市治理树立榜样，而且能为收回租界提供坚强有力的理由，为国民政府在国际上树立起光辉的形象。因此他们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但是，国民党的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主要在国民党自身。作者认为国民党以自由、民主、共和自我标榜，却以专制、独裁、暴力的手段对付异己力量共产党与其他政治力量。他们有管理城市的美好愿望却又与黑社会勾结，一方面反对毒品走私，一方面又依赖通过毒品走私而获得的不义之财。他们自定法规又自违其法，既是警察，又是罪犯。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37—1941》讲述的是1937年至1941年“上海孤岛”时期的历史。这一时期是上海近代史上血雨腥风、最为黑暗的时期。其时爱国者与汉奸之间，国民党特务与日伪之间，相互暗杀。被暗杀者有部长、市长、军长、青帮大亨、银行专员；暗杀手段有刀砍、枪击、机枪扫、炸弹炸，血肉横飞，恐怖异常。沪西一带尤为激烈，再加上泛滥横溢的烟赌娼和各种犯罪，故被称为“歹土”。要清晰地描述、分析这段历史殊非易事。魏斐德以其如椽大笔，举重若轻，对此进行了精彩的叙述与深入的分析。作者精当地指出，无休无止的恐怖，对于整个社会是极大的毒害，当犯罪性和政治性的谋杀变成了日常新闻，人们的神经就会麻木，心理上就会一蹶不振。所以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占领整个上海城市时，上海人根本就谈不上有什么抵抗了。书中相当细致地分析，在爱国旗号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人，并不一定都具有崇高的爱国情怀，爱国、友谊、失业、贫穷都有可能是一个人成为杀手的原因。有些人去投掷炸弹，实施暗杀，其直接目的就是能得到那么一点点钱。

《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42—1952》讲述的是1942年以后，特别是1945年以后，共产党如何在旧政权警察内部活动，建立秘密支部。到解放以后，将国民党领导的上海警察机构变成共产党领导下的公安局。书中细致地描述了1949年至1952年上海社会管理的历史，包括对城市的接管、控制流氓与轻罪犯、镇压武装罪犯、救济难民与遣送回乡、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扫除黄赌毒。作者认为在解放后五年内，新政府控制了通货膨胀，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难民问题，扫除了上海的不法现象，加强了对城市的控制。这是一个震惊世界的壮举，是一次革命的胜利。

三部曲的最后，作者将共产党在1949年以后几年取得的成功与国民党在1927年以后招致的失败进行对比，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同样是新政权，为什么会一个成功，一个失败？作者认为，从大的背景看，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警察实施管辖的许多困难，均来自列强根据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享有的治外法权，而共产党干部进入的则是一个完全由中国人统治的城市。先前是一市多治、互不统辖的支离破碎的城市，到1949年已是完全统一的中国城市了。除此之外，共产党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这种努力至少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对于接管周密谨慎的准备，其中包括对上海社会每一个层面的渗透；行政管理上的速度与充分程度；吸收经过再教育并能积极听取公众批评的现存执法人员；维持公共秩序并迅速摧毁国民党残存武装力量，挖出他们的潜伏人员；以居民委员会为基础，自上而下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安全系统；发动爱国群众运动，反对反革命分子和间谍。

如果将三部曲综合起来看，可以发现虽然所述时段不一样，重点不一样，但有一以贯之的特点，就是以变动时期上海社会管理为研究对象，分析细密化，定性辩证化，注意历史的相关性与连续性。国民党警务改革为什么会走向与罪犯同流合污？蒋介石将上海治理好的动机为什么会招致很坏的结果？“孤岛”时期上海盛行暗杀有何后果？一些与汪伪政权合作者有何动机？作者都十分注意历史的细节，注意用语的分寸，不轻易下好坏忠奸之类价值的断语，引而不发，将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作者认为，共产党领导的公安局在管辖上海城市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这个机构把国民党警察机构的一些特点，诸如保甲制、家长制式的社会管理、强调公共秩序等转化为公安局的作用。这是历史的连续性。共产党公安局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扫除罪犯、腐败和社会的混乱现象，关键在于公安局的自我控制和向群众组织开放。城市管理机构起源于国民党时期和日本人占领上海时期，但他们没有成功，而共产党成功了，原因在于共产党能够动员人民大众，并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历史的相关性。

至于宏阔的视野，翔实的资料，优美的文笔，那是魏斐德所有著作的共性，已有很多评论述及，这里就毋庸赘述了。

魏斐德钟情上海史，还有一个突出的贡献，就是在美国掀起上海史研究旋风，带出上海史研究的雄壮团队，闯出上海史研究的一片天地。在他的带领或影响下，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起，从西部的伯克利、斯坦福、洛杉矶，到东部的哈佛、康奈尔、哥伦比亚，都有一批学者从事上海城市史研究。在此之前，仅墨菲、费维恺、刘广京等少数学者从事此项研究，到21世纪之初，已人才济济、硕果累累、蔚为壮观。上海史甚焉有显学之说，伯克利学者甚至有“上海帮”之谑称。

魏斐德长期从事上海史研究，与上海的学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他的倡导下，以他和他的美国同事为一方，以上海张仲礼先生等人为另一方，共同申请课题经费，共同举办学术讨论会，互派访问学者和学生，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史和中国城市史的发展和繁荣。他很早就被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名誉研究员，每次到上海来，他都尽可能到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交流心得。上海社会科学院需要请他帮忙时，他总是有求必应，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予以满足。

由于研究对象相同，自20世纪80年代起，我与魏斐德教授就有很多接触。他大我12岁，正好一轮，蒙他不弃，引为挚友。每次见面，从学问到社会、人生，无所不聊。我每每为他的博识、热情、谦逊与坦诚所感动。他曾介绍过许多学生来找我，我也介绍许多年轻人去找他，凡有所托，必有落实。2002年12月10日，他来历史研究所作题为“历史的作用——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最新趋势”的演讲，那是他在历史研究所的最后一次演讲。那时他已因手术事故而坐在轮椅上，历史研究所大楼没有轮椅通道，上下需人抬上抬下，很不方便。我深感不安，但他泰然处之，一脸笑容，全不介意。2006年9月，历史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他原答应前来参加庆典，不料可恶的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在病中表示，不能前来是他“永远的遗憾”，这令我们极为难过。他去世以后，我本打算去参加他的葬礼，后因签证耽搁而未果，只好寄去唁文。我在唁文中写道：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意思是说，道德之师比学问之师更为难见。魏斐德以天纵之英，过人之才，加上广采博览，用功极勤，成就了他学术上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辉煌成就。他真诚善良，朴实淳厚，待人接物，全无城府，教人助人，一片至诚。他的微笑永远是那么灿烂，他的眼睛永远是那么清澄。这成就了他在学者、学生中的崇高地位。他学足为师，行足为范，用学术和德行树立了经师兼人师的光辉形象。

魏斐德著作的中译本出版，此前有三本我曾参与其事。这套“三部曲”的前两部，原名《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和《上海警察，1927—1937》，曾作为我主持的《上海史研究译丛》中的两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在2003年、2004年先后出版。魏斐德曾为《上海歹土——战时恐怖活动与城市犯罪，1937—1941》的中文版专门写了序言。后来魏斐德的夫人梁禾又将《魏斐德上海三部曲：1942—1952》（原名《红星照耀上海城：1942—1952》）译为中文，与先前已出之二书，合为“上海三部曲”，以实现魏斐德的遗愿。

现在岳麓书社对魏斐德的这些著作再行修订编校后重新推出，订正了不少翻译中的失误，并疏通文句，使之更臻完善。这是对魏斐德最好的纪念。

学者的名字是与学术论著联系在一起的。论著不朽，则学者永存。

2021年9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