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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有些职业（occupations），从事人员可以自主行使决定权，比如警察或医生，通常被称为“专门职业”（professions）。现代警察的专业化通常意味着受过学校正规训练而不仅仅靠实践经验，建立严格的专业协会，以及制定“有关专业技能的系统新知识的条文”
。国民党上海警察非常热衷于采用所有这些现代化政策，尤其是力求提高公安局干部的教育水平。黄振兴在1929年以及袁良在1930年都曾致力于警官的培训。袁声称：“教育为事业之母。”并且向内政部申请更多的培训经费：
警察为专业事业，固须学识与经验并重，而学识尤为改进之源。若无学识，而侈言经验，纵能守成敷衍，而计划进步，终形未足。……现在各地教练所，每有格于经费。虽于筹办者，即或已属照办，而其学额亦较需数大差。……对于募补之法，固不能不首加改革也。拟请将募警讲习所作为第一步，教练所作为第二步。凡警察机关，应按实际需要数目，加倍招考，送入募警讲习所训练。……俟筹有的款，再行办理警察完全教育之教练所。
警察在他们自己的手册中一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巡警应当负有“教育和引导”公众的责任。比如，上海公安局成立时，就认为那些没有接受过警察训练的人有必要学习一套兼顾通用和专门的课程。警官应该上警官学校，对于来自军队的人员应进行警务专门知识的培训。另外，也为普通警察设立了一些短期培训项目，计划使所有在职的3,500名警察都能够在上海市警务教练所得到培训。然而，到1928年，这种短期培训还是远远不够，因为警察原有的受教育程度实在太低了。虽然公安局的高层官员大多有相当于大专或大学水平的教育背景，中层官员通常只是中学毕业，而普通警察多半是文盲。
因此有计划扩大培训中心规模，招收更多的学生和外地人（主要从北平），在他们服务的第一年就开始进行较长时间的培训。
警察培训班的规模受到现有设施的限制。1927年，警察学校从龙华镇迁至闸北的钱江会馆。会馆只能容纳140名学员，每期培训需4个月，也就是说，将需要6年多的时间才能使所有现役警察都有机会接受培训。
而一些高级课程，诸如辨别指纹、操纵警犬、高级刑事侦缉等，根本不可能考虑。
迁校到闸北共和路上的前市政厅大楼的计划，因那里驻扎着军队而耽搁下来。直到1931年3月4日才得以迁入，而其时的现役警察中只有1/5曾接受过某一项目的培训。随着新大楼的启用，有较充裕的教室可以开设一个警长培训班和一个扩大的警士培训班，包括培训女警士。
警官培训班每期6个月，招收90名警察，而其中最好的30名毕业后被送到各分局充当警官。
警察训练科目中有相当部分是中国武术——“国术”，一方面可以增强警察维护公共秩序的能力，同时可以改变“东亚病夫”的“外侮”，发扬尚武精神。虽然体育训练与引进普鲁士体操之后兴起的民族自救运动有关，但对于国术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许多中国军官和警官曾留学日本，日本人认为日本国术（主要是柔道）对明治维新以来的国力兴盛起了很大作用，并且，日本“最优秀的柔道选手多服务于警界”
。上海警界人士称，武术“关系到民族强盛”，是“炼身健体”之道。
公安局规定所有警官和巡警必须学习国术基础，同时成立了研究会研究中国传统自卫术的教学。
尽管公安局的训练课程的目的在于使行伍出身的人熟悉如何执行民事法律，但从外表上看，警校学员的举止装束依然像军人。军服使警察区别于普通民众，身穿制服的警察代表了一种与便衣侦探显然不同的社会成分，后者已经被上海普通市民社会所融合、同化并且腐化。
在一张上海市警务教练所第二届毕业班照片上，教官们身着军服，配着武装带，学员则一律扎着绑腿。
而警察则身穿咔叽制服，配有武装带和肩章，有些还穿着长筒靴。
警察与士兵被告诫不要相互斗殴。曾有一次，6区3所所长向袁良告状，他的警员因“驻军庇护茶肆聚赌”而发生了矛盾，这位公安局长（曾经是一位军官）告诉他的属下：“军警一家，应彼此联络，若事事向其最高长官言之，反易发生恶感。该所长应善体此意，分别轻重办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