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鸦片与统治

1923年，几乎与此同时，公共租界工部局巡捕房成立了一个特别缉私队，由副处长斯宾菲德（M.O.Springfield）统领。缉私队招募眼线，在奸商出没之处巡逻，并且突袭货仓。经过2年的在公共租界对奸商“令人吃惊的冲击”后，大量属于潮州帮的垄断商人和在大八股党庇护之下的鸦片仓库被发现并受到冲击，对于鸦片贸易大垄断商来说，事情变得很清楚，他们必须放弃公共租界而转向政策更为宽松的法租界。 但确切地说，也因为他们需要在法租界中的青帮的协助，何丰林和潮州帮鸦片商人转而投靠黄金荣探长，邀请黄金荣成为聚丰贸易公司正式合伙人。黄金荣接受了，在他的保护下，鸦片垄断利润猛涨，第二年接近5,000万元。黄金荣自己也从这些贸易中分得了他的那一份——200万元。

然而，这种安排并非一劳永逸。首先，抢劫依然存在。最知名的案例就是新康鸦片案（the Ezra opium case）。一伙鸦片商人和他们的中东伙伴孤注一掷，投入土耳其的毒品市场。1924年1月，价值上百万元的高级土耳其鸦片由一艘日本货船“镰形丸”（Kamagata Maru）从康斯坦丁堡装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再从那里转驳运到中国市场。但这艘船的船主却自行去和竞争的鸦片走私贩做交易了。1924年2月26日，他顶风将货船停泊于上海附近的海岸，将50箱鸦片卸到事先等候在那里的舢板中，便把钱装进了他的口袋。中国走私商再将毒品运进上海，藏进了地窖——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里，他们造了许许多多这样的地窖。

有关在广东路51号密藏有鸦片的风声传到了这批鸦片的原主新康洋行的亚历山大·艾泽拉（Alexander Ezra）的耳中，他便把这消息报告了工部局巡捕房。 公共租界的警察起先在这个地方一无所获，后来通过敲打地面和用撬杆试探，在数百英尺开外的地方，发现了一处设计精巧的鸦片地窖，全部砌有夹墙、暗门和狭窄的暗道。 对这一涉及波斯—土耳其鸦片垄断商的揭露的广度和深度如此巨大，举世震惊，以至国联提议，以后凡是驶往远东的所有船只都要在苏伊士运河接受检查。 由于日本拒不接受这一提议，这一措施和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除了要冒被抢劫的风险之外，卢永祥的鸦片垄断体系还易受到军事攻击。无论由谁控制着上海，上海的毒品运输业每月都要向他进贡约600万元。 从皖系军阀卷入这一走私交易那一天起，垄断鸦片贸易，对其他派系来说就成了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些省份的军阀已经明白种植罂粟是保证他的军队粮饷的途径之一。 比如在广西，至少有1/3的政府税收收入是靠从云南、贵州转口广西运往广东的鸦片税获得的。 由于土烟产量激增，军阀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越来越关注从上海的非法毒品贸易中获取利润。

1924年，对浙江督军卢永祥来说，正处于生死关头。直系正企图武力统一中国，而卢本人作为最后一名皖系的封疆大吏，盼望奉系能够帮助对抗南方和北方政权的夹击，使他得以保住他在浙江—上海的领地。

同时，江苏省政府处于直系军阀督军齐燮元掌握之中，齐对卢在上海的鸦片税收眼红已久，根本不顾与卢永祥在保定武备学堂的同窗之谊。 1924年9月3日，江浙督军之间展开大战，战争的主要起因就是争夺对这个城市非法交易的控制。 事实上，当时就有一些人士把这场双方各投入12万人的战争称为“鸦片之争” 。

然而，事实上，如果仅从毒品交易的意义上说，20世纪的鸦片之争与1840—1842年间的同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截然不同。如今，如此大宗的买卖和像海洛因、吗啡之类在形态上纯度更高的毒品都深刻地改变了毒品运输及其保护者们的政治经济。 军阀和化学家们合力铸成了现代毒品业，这将最终成为国民政府在上海统治利益的重要支柱。 dtM/veAT2ptEcP+0D3KdYNQMuXsEqw7LSHt7n86V8zw5piEfuhPVRR8XoPS/pm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