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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毫不夸张地说，近代上海崛起于鸦片贸易。19世纪50年代之前，上海作为沿海鸦片运输的枢纽港，处于一种半公开的地位。
1843年11月11日上海开埠，不久，怡和洋行——英国在华最大的商行在上海开设了分公司，并开始雇用买办，其中有一个买办专门掌管鸦片的购买与批发。
1845年，根据怡和洋行在上海的代理商估算，上海已经超过舟山成为鸦片贸易的中心，贸易量从1847年的16,500箱增至1858年的37,000箱，占中国鸦片贸易总额近一半。到1860年——鸦片贸易合法化2年后，上海已经占到全国鸦片贸易额的近60%。
的确，鸦片或鸦片订单在上海几乎和银两有同样的功能，洋行的买办可以带着它们到内地购买茶叶和生丝。
大约在1850年间，荣记（Yungkee），一名在上海当买办的粤商发明了“苏州制度”。中国商人在上海购得鸦片，带到苏州交换生丝。这一“苏州制度”由宝顺洋行所垄断，而怡和、广隆和旗昌等洋行还是通过正常渠道将鸦片运往苏州。
这一“商业革命”的人力成本也许可以用令人目瞪口呆的鸦片吸食率来衡量。1880年有1,300万磅鸦片输入中国，主要来自印度。到1900年时，进口量有所下降，因为中国自己每年平均能生产4,500万磅。陕西有15万亩土地种植罂粟，拥有16家鸦片批发行，每家批发行的资本都相当于100万美元。四川省每年要生产2,600万磅毒品，在成都30万居民中，平均每67人就有1个鸦片馆。至少有1,500万中国人吸毒成瘾。
在上海，一些住在南市的传教士们抱怨，他们的家已经完全被稀疏的竹篱笆后面的鸦片烟馆所包围了，“连空气也似乎总飘浮着鸦片燃烧散发出来的令人昏沉的味道”
。在20世纪初期，每年由上海港进口的鸦片就价值4,000万元。在这个城市中有超过80家商店在公开出售未经加工的鸦片，还有1,500余家鸦片烟馆，其中很多都是为迎合苦力客人的需要，苦力们只有能力支付10文钱一团的鸦片——这是鸦片和已经被那些更幸运的人吸食过的鸦片的残渣组成的混合物。詹姆斯·李曾经被带到这样一家烟馆：它在一条窄窄的过道上，到处扔满了垃圾。
当我的眼睛适应了这个地方昏暗的灯光之后，我看见我们是在一间巨大的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里，地上横着一块挨着一块的地板，铺了十几张草席，上面躺的大多是中国苦力。有的正像死尸一样毫无知觉地躺着，有的还在吸食鸦片。有些龌龊不堪、衣衫褴褛。我注意到其中还有些非常年轻的男孩，当然其中也有老人。
这些鸦片烟馆的老板从公共租界3家主要的鸦片贸易行——郑洽记、郭裕记和李伟记取得货源。这3家店均由潮州商人所开，他们大约在1906年前后建立了自己的行会。他们从四大洋行——沙逊洋行、新沙逊洋行、台惟洋行和新康洋行购得产自波斯和印度的鸦片。
1906年11月21日，清政府颁布诏令，决心在10年内逐渐在中国禁吸鸦片。英国于1907年12月同意从1908年开始，用10年时间，将从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量从一年61,900箱削减至零。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提议下，国际禁烟委员会成立，并于1909年在上海开会讨论具体的禁烟计划。
在1911—1912年间的海牙禁烟会议上，其他列强通过了这一旨在逐渐削减对华鸦片出口的政策。在新的国际压力之下，上海工部局不得不暂时关闭公共租界中的鸦片烟馆。
这些外国鸦片商人——他们主要是来自加尔各答的印度商人和来自巴格达的犹太商人，都持有上海工部局卖给他们的准许从事鸦片贸易的营业执照，他们对停止合法鸦片进口采取了三步对策。第一，他们企图囤积所有可能购得的印度鸦片，并于1913年组织上海鸦片商人公会“洋药公所”，与潮州帮的鸦片商人签订协议，要后者保证只购买他们的印度或是波斯的鸦片，以使鸦片处于高价位。
第二，他们与工部局达成协议，到公共租界巡捕房登记注册，这样使得只有公所内部的鸦片才能在公共租界出售和吸食。
第三，他们在1915年5月与袁世凯政府达成协议，以使江苏、江西和广东三省在1917年3月31日前仍对鸦片贸易开放（当时合法的鸦片运输已经完全停止），作为回报，除了正常关税之外，每箱鸦片还要付给政府3,500元。
由于鸦片商人公会成功地囤积印度鸦片——其在质量上远远好于中国国产鸦片，上海的鸦片价格飞涨。
从1912年到1916年，一箱孟加拉鸦片的价格翻了六番，马尔瓦鸦片翻了五番。
洋商们大发横财，以至于眼看着最后限期即至，他们居然试图与军阀冯国璋领导下的中国政府达成一个协议：将剩下的1,578箱鸦片，以每箱6,200两的价格卖给政府，由政府按面值4折用国债支付给他们13,397,940元。这批鸦片存货绝大多数都在1919年1月被销毁。
一旦合法贸易终止，潮州帮的代理商们不得不寻找其他途径以继续维持垄断——这有赖于该帮中充当外国鸦片商类似买办的掮客和商人运用他们在工部局的关系防止零售商们在上海市场竞争的能力。潮州帮批发商现在不得不尝试在安福系和青帮的帮助下建立鸦片走私的非官方和非法的垄断。在城外有军队提供保护，在上海城内，鸦片从外滩的驳船卸下到秘密仓库的过程中，都有大八股党提供护卫。
卢永祥在被安福系领袖段祺瑞总统任命为浙江督军后，于1919年创建了新的鸦片垄断体系。体宽随和的卢永祥与他的助手何丰林（他继卢而担任淞沪护军使）和徐国梁（淞沪警察厅厅长）一起，安排潮州帮的鸦片商人苏嘉善和范回春在聚丰贸易公司的掩护下，构建新的鸦片贸易垄断，该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
聚丰公司进口和销售鸦片，但要付给卢永祥和他的助手一定费用——大约是每进口1盎司鸦片要给2块鹰洋，作为对鸦片过境提供军事保护的交换。实际上，他们还制订了一个有关保护费的细目，由批发商运至上海的每一箱产于中国、土耳其和印度的鸦片分别需支付600、1,000、1,400元。
然而，非法交易在上海日益繁荣，对安福系军阀来说，意味着他们自身对鸦片贸易的控制变得日益困难。
1923年，何丰林试图确保只有“受保护”的鸦片才能在上海流通，遂建立了“淞沪查禁私运追禁品物处”。但是这个处里只有5名稽查员和6名巡捕，都是江南制造局附近的第六混成旅的官兵，在兵营外值勤。
由这么点人来阻挡成百上千的各色人群从各种途径——公路、河道、长江或运河将鸦片走私进上海，几乎是天方夜谭。的确，如此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吸引了抢劫，但为了使那些“受保护”的交易免于抢劫这些人又做了些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