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是义和团运动的中心鲁西北平原。该地区包括整个黄河以北地区,还包括黄河以南、以东的沿海三角洲数县。它在六个区中不仅面积最大而且人口也最稠密,土地、人口都占全省的26%,
其人口密度与山东全省平均人口密度相仿,每平方千米达250人。其人口中93%为农民,是山东省最纯粹的农业地区,但却毫无繁荣的景象。粮食平均产量在全省最低,涝灾和盐碱地是老问题。在此恐怕连那些平均数字也不能充分反映农民朝不保夕的生活状况,因为鲁西北特别容易遭天灾。
1852年至1855年黄河移至北道,它沿着天清河旧河床穿过鲁西。其时清王朝忙于镇压太平天国和其他起义无暇顾及也缺乏资金来加固堤坝,保护周围农村。因此,黄河尤其是下游经常泛滥,淹没它北边的低地。
到1880年前后问题变得更加严重,那时日积月累的泥沙沉淀抬高了河床,并超过山东大部分地区的地平面。可怕的水灾几乎年年都要出现。1886—1887年河神似乎暂时帮助了山东,因为黄河又一次在河南省冲破堤岸,并返回到南道。据说山东农民曾抵制政府征用谷秸修补缺口,同时山东官员们则上奏朝廷,要让黄河恢复到旧河道。但是山东的政治势力远比不上江南及其实权总督曾国荃。一年后,缺口修补好,黄河又继续对鲁西北进行蹂躏。
黄河改道不仅带来洪水泛滥,而且也给了大运河地区间的贸易致命的一击。穿过黄河一直是大运河上最难解决的问题。从1785年开始即使在南河道,黄河泥沙也一直是大运河上航行的一个主要问题。
由于黄河改道,清澈的汶河水不能越过东阿,而汶河是济宁、临清这段运河的水源。唯一的救助办法就是将黄河分道,引入东阿和临清间运河部分。这项工程只能短期内趁夏季黄河涨水时动工,
不然混浊的黄河就会在流速缓慢的运河中留下大量泥沙。
太平军占领大运河下游时,黄河曾一度改道,此时,长江流域的贡米已由海上运到天津。海运的成功(尤其是19世纪70年代开始使用蒸汽船后)意味着大运河再也不能恢复以前的繁荣了。1896年,一位外国观察家写道(带一些夸张):“大运河不再是沟通南北交通的工具,因为除了平底帆船载运贡米外,再不见其他船只在河上航行。”
运河沿岸城市也逐渐衰落下去,东昌府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路过那里时,发现该地“建筑完美、规模庞大、人口众多”
。黄河改道后的一段时间,它还保持着原来状况。19世纪60年代,一位旅行家发现它仍是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店铺可与天津和上海的相媲美”
。但是到1897年,它却“开始走下坡路,商业迅速衰落”
。临清的衰落更具有悲剧性,除了自然的衰落外,它还受到19世纪农民起义的冲击。城市人口从明清时期的10万跌落到19世纪末4万左右。一位旅行家说:“城内最引人注目的特点是空空荡荡。”
黄河并不是鲁西北灾难的唯一根源。由于天灾人祸,其他河流也常常泛滥,地势低洼的地带遭遇水灾是整个地区经常出现的问题。
如果没有涝灾,那么就可能出现旱灾。这里的农业完全是“靠天吃饭”,而且鲁北丘陵天气变化无常。
据说1876年的一场大旱夺走了近200万人的生命,直到好几年后才开始恢复。
10年后,又发生饥荒,“树皮、谷壳和树叶成了日常食物”
。
鲁西北在历史上就是山东的灾区——不仅是天灾,也有人祸。
在济南以西有御道由北而南穿过,它在德州进入山东境内,经过高唐和茌平,然后在东阿过黄河北道,直接穿过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带。自古以来,它就是兵家南来北往的通道,当地百姓总是最大的受灾者。蒙古人入侵中原,路过这里,把这里洗劫一空。
明初这一带曾因靖难之变而遭战争的蹂躏。据高唐县志记载,这次破坏非常严重,不少户家破人亡,以致当地所有大族系都把他们来到此地的时间写成从明朝中叶开始。
清军入关的破坏程度可与元人相比,如果算上明清之际无数小规模暴乱所引起的困扰,就更是如此了。在清廷的苛政实施之前,该地区大部分城市曾多次落入起义军手中,经过战争劫掠,天灾加上人祸,幸存者已寥寥无几了。
如果纳税记录可信的话,那么有些县丧失了80%的人口,2/3的土地荒芜。
在许多地方,政府不得不从别处移民到那里。
运河城临清曾是鲁西北最大的城市,由于清军入关,它在一些方面永远也不能恢复旧日繁荣了。再往南是鲁西南地区。明朝御林军曾在此征集数千人来抵抗清军,其中许多人是饥民,走投无路才从军。他们的抵抗给周围农村带来灾难,最后,黄河水泛滥,他们无处可逃,这一切才告终。
虽然1774年的王伦起义(在第二章讨论)确实给临清大部分地区造成破坏,但这一事件发展有限,在清王朝的长期和平稳定时期,这只不过是个小干扰。不过到19世纪山东再遭动乱,鲁西北又一次成为最大的受害者。黄河泛滥、大运河废弃,紧接着爆发了19世纪中叶最大的农民起义。
首先,太平天国北伐军从京畿撤退后,于1854年路过这里。太平军沿南北御道而下,在高唐县城过冬。
清军首领僧格林沁曾在茌平包围太平军,并引水淹没这一地区,当地农民又一次成为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与此同时,太平军的一支救援部队占领临清,战斗把整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19世纪60年代,捻军进入山东。最初他们主要是在鲁西南,有几次几乎占领济宁。尤其是1868年他们来到鲁西北,给那里带来相当大的破坏。这些大规模起义及统治者为维护旧秩序而时常采取的强硬措施,在整个鲁西激起一系列小规模起义和抗税运动,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徒与宋景诗在运河以西联合发动的起义。那时,鲁西北只有极少数地区免于破坏,当然,这些破坏不一定都是起义军造成的。曾有人告诉一位路过此地的旅行家说:“朝廷军队给他们带来的苦难,与起义军带来的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厉害。”
这就是义和团的故乡:一个贫穷的农业区,人口稠密,又特别易受天灾人祸。鲁西南也具有这些特点,并深受19世纪中叶起义和自然灾害之苦。由于鲁西南是19世纪90年代反洋教事件中义和拳前驱——大刀会的故乡,因此我们现在必须仔细比较一下这两个地区,说明它们之间的区别以及它们与山东省其他地区的不同。为此,我们必须将注意力从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和地方经济转移到社会组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