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社会经济区

1900年夏天，当外国军队步步进逼包围北京使馆区的义和团时，这些义和团期待着山东老团的到来，以支援其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虽然山东是整个义和团的发源地，但这个运动并未包括该省的全部。义和团出现在山东黄河以北通称为“鲁西北”的地区。而义和团的先驱“大刀会”则是在山东与江苏、河南交界的鲁西南一带产生的。现在我们要弄清的是，这些地区如何区别于山东省的其他地区。 ^[1]

让我们先从胶东半岛开始（参阅图1-1　山东六大区域边界图和表1-1　山东省六大区域对照表）。在胶东半岛的顶端，荒山秃岭和岩石质土壤到处可见，然而，从南岸的胶州湾到北岸的渤海湾之间，却伸延着一片广阔的低平原。平原很平，东晋时，桓温曾开凿新河，连接泗水和济水，修筑了一条横跨整个半岛的运河 。1897年，德国人占领了胶州湾，他们打算在胶东半岛东南岸修建青岛港，不久，他们就开始勘测连接港口和省会济南的铁路。不过，铁路和青岛的发展在20世纪，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在19世纪，烟台是唯一的外贸通商口岸，它于1862年开埠。烟台的贸易发展规模不大，主要限于半岛和山东北部沿海。

资料来源：参阅第7页注释②有关各种资料来源的探讨。

1．产量指数=小麦产量+大豆产量+高粱谷子产量的平均数（全部以每亩斤计算）。该数字大致代表了庄稼两年生长周期内每亩地所打粮食的斤数，它最有用之处是进行比较。一市斤大约等于0.5公斤，一亩大致等于1/6英亩。

2．在鲁西南，单县未计算在内，因为据记载（显然是某人的胡乱猜测），该县的4万家农户中非农户占了32%，这个数字显然不现实。

3．参阅第7页注释②中有关该指数组成的解释。济南昌邑一带的数字过高，这是因为济南东北方的有些地区为黄河新河道所经之地，洪灾频仍。该区域的其他地方灾害很少。

尽管半岛顶端多是丘陵，人口最为稀少（每平方千米135人），但是，水源充足的平原地区的人口则很稠密，约占全省人口的24%。这里的粮食产量在山东全省也最高。 早期一位传教士发现，这里“水源充足，土地富饶多产，谷物、水果和蔬菜丰富” 。其经济在山东省恐怕是最多样化的。除果树外，山上还长着桑树和栎树，在这个古老的丝绸之乡里，前者用来喂蚕，后者为著名的柞丝提供树叶。有些溪流中含有金沙，它吸引着当地的淘金者。作为商品作物的烟叶被大量种植。草编和竹编是这里非常重要的手工业。在沿海地区，捕鱼业也很发达。

虽然山东半岛相对稀少的天灾意味着陷于赤贫、沦为乞丐和盗匪的人数极少 ，但是，有事实表明这里的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在这里，地主所有制的程度（27.5%的耕地出租）和地瓜的产量均高于山东其他地区，而地瓜一般是赤贫者的食物。 富人和城里人吃得很好（一般都饮酒）。他们住瓦房，穿质料讲究的衣服。 一位到过胶州的人对许多建筑精湛的房屋印象尤其深刻，房“门前矗立着高高的旗杆，这表明那家有人曾做过朝廷命官” 。

沿鲁中山脉的北坡，东起昌邑、潍县，西至历城和长清的15个县组成了山东的第二个地区。在许多方面，尤其是经济多样化方面，该地区与胶东半岛非常相似。这里的丝绸生产也很普遍。潍县有大煤矿和铁矿，博山也有大煤矿，那里还生产陶器和玻璃制品。该地区丘陵面积小于胶东半岛，人口密度大（每平方千米311人）。其中，农业生产与胶东半岛最为相似。从山上流下的溪流再加上地下水位浅，使这里成为山东省灌溉最发达的地区。此外这里土地肥沃，因此谷物平均产量在山东省最高。

商业同样繁荣。周村是最有名的集镇，虽然它连县治都不是，但它被描绘成“山东省内除济宁以外最重要的集市” 。周村是整个鲁中丘陵地区的丝绸集散地 。潍县有十万人口，早在1866年就是一个 “在商业和生产方面都相当重要的城市” ，而且是胶东半岛和芝罘港货物的主要集结地。在一位旅行家笔下，潍县和省城济南之间的交通十分拥挤，时常堵塞，以至于妨碍旅行。 这与鲁西北平原地区形成了鲜明对照。另有一条道路从潍县穿过鲁西北平原直通天津，它被说成是“极不重要”的一条路。

胶东半岛和济南昌邑一带不仅是山东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重心。在1900年前的50年间，山东省58%的举人皆出自这两个地区，每个地区各占一半。济南昌邑一带的举人大多来自省城和该区东部水土肥沃的县镇，这与它的人口比例极不相称。这一地区50年间每5万人中有举人4.4个，是鲁西北平原的2倍多、鲁西南的4倍。在入仕人数上，胶东半岛更为突出，山东省38%的达官显贵都来自这里，使得该地区在省城中的政治影响最大。

鲁南山区与鲁北对比鲜明，这里是真正的区域边缘。该地区耕地面积的百分比（27%）在全省最低。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90人，低于胶东以外的任何其他地区。这里大部分为丘陵地带，作物产量低。不过，夏季的暴雨带来了相当稳定的降水量，使该地区与鲁西北平原地带相比，少受自然灾害的影响。 但这里商业不发达，农民仍然很穷。人们把丝绸从这里运输到济南昌邑一带的城镇。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该区所产的大量花生被南运到大运河，并通过镇江出口。 少量豆油、丝绸和草编也经大运河，最后转运到上海。这些说明，鲁南的经济主要是面向长江下游大区。 但是，从整体上说，该地区的运输条件极差，商业不发达。19世纪60年代的那位旅行家（前已提过）对鲁南城镇规模之小、 贸易活动之少感到十分惊愕，称沂水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小城市” 。

该地区的落后与地主所有制的发达有关（地主拥有耕地面积的26%，仅次于胶东）。毫无疑问，这反映了地主所有制和商业发展间的曲线式关系：在愈“落后”的地区，地主所有制（租佃制）的封建性质就愈突出；而在商业高度发展的地区，盛行的地主所有制就较为单纯地表现为经营关系。鲁南地主住在村里，属于一种非常粗鲁和无文化的类型，因此该地区发达的地主所有制并没有产生相对应的士绅人数。尽管该地区人口占全省的15.6%，但是它的举人数只占全省举人数的8.4%。在19世纪最后50年中，该地区每5万人中仅有举人1.3个，在人口与士绅比例上为济南昌邑一带的1/3。

继续向西是大运河周围的济宁地区。济宁大部分地方的地势逐渐朝大运河方向倾斜，这里水利资源充足，在农业产量上仅次于济南昌邑一带。该地区商品作物种植相当普遍，从清初开始这里就种植烟草。水果品种繁多，有桃、柿、梨、杏、枣等，它们沿运河被运到江南。 不过，这个地区并非全都繁荣。在夏、秋两季，当运河容纳不了所有从山上流下来的雨水时，最南边沿鲁苏边界的运河地区便常常遭受周期性河水泛滥的侵袭。1816年阿美士德使团路过运河时，就曾发现“有大片耕地的村庄整个儿被淹没” 。这里人口密度极大，每平方千米291人。商业中心济宁是山东省的最大城市，人口有15万。一则1907年的材料说济宁：“从前是个大贸易中心，而今则是工业城市，生产铜、铁和竹器。”此外，我们还可以添上加工烟叶、皮制品和酱菜。

在很多方面，该地区体现了它与长江下游一带的密切关系，而这一点与山东其他地方不同。其贸易大部分是与江南和运河南端进行的。大运河穿过济宁城，城里有几处风景名胜，纪念曾寓居此地的李白。济宁人把他们的城市称作“小苏州”，似乎不是完全没有根据。这里是礼仪之乡，为孔子故乡鲁国的所在地。这位哲人的后裔一直住在曲阜附近， 他们有贵族封爵。孔子后代和孔子三个门生设立的学校里产生了大量举人，该地区每5万人中有2.91个举人，大致相当于胶东半岛的水平，这是毫不奇怪的。

再向西是鲁西南，基本上是黄河以南曹州府部分。在农业上，它与济宁地区差别很小。 农作物也相似，小麦、大豆和高粱占主导地位，有小部分小米、棉花。作物产量稍低，尤其是西部，那里重新加固的黄河高坝阻碍了平原上的自然排水。该地区几乎没有丘陵，耕地面积和人口密度在山东省居首位。

但是鲁西南在三个主要方面与济宁地区不同。第一，它遭受天灾的次数为济宁的2倍，尤其是黄河沿岸和南边与江苏交界的地方洪水严重泛滥。在绅士与盗匪方面，部分由于鲁西南的自然环境不稳定，所以该地区人口虽然大致与济宁相同，但产生的举人仅为济宁的1/4，盗匪则是济宁的3倍。鲁西南每5万人中仅有举人0.81个，是山东绅士最少的地区。曹州以土匪窝闻名。靠近现在黄河道的低洼沼泽地区是小说《水浒》中那群草莽英雄们的老巢。因此鲁西南成为大刀会（其最初作用是防范盗匪）的发源地当然不是偶然的。

[1] 关于资料来源，我得作一点说明。这些资料可分为定量和定性两种。后者主要是19世纪旅行家们讲述的故事以及县志，我将在书中合适的地方分别引用。定量性资料提供一个更为全面的介绍。在研究过程中，我建立了一个包括山东省各县在内的变量资料库。如果没有特别注明，下述所有定量资料均来自这个资料库（有兴趣查阅或使用这些原始资料者请与我联系）。
人口数字是我根据多种民国时期有关各县20世纪初人口的资料而得出的估计（在计算时，我将数字适当缩小，因为要考虑到诸如青岛、芝罘和济南这样的城市在20世纪的发展）。关键性资料是《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4年版），它包括1933年的统计数字、1928年内政部的不完全数字和1930年山东民政厅的数字；关于家庭和农户的统计，参阅张心一的《山东省农业概况估计报告》，官蔚蓝的《中华民国行政区划及土地人口统计表》（台北，1955年版）。实际上，其人口数字来自张育曾和刘敬之的《山东政俗视察记》（济南：山东印书局1934年版）。我的第一选择是使用官蔚蓝的资料，这也是施坚雅资料的来源，同时仅对明显的誊抄错误作修正。但是，官蔚蓝的估计，尤其是对胶济铁路一带人口的估计要比其他人的高。尽管这些估计可能正确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但它们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不太相干。在官蔚蓝的数字看起来过分高的地方，我采用《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上一个适当的居中数字。
县级人口密度来自官蔚蓝的资料。耕地面积一般按照《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的估计，不过也参考有时还采用张心一的统计，颇似农商部《农商统计表，1918》（北京：农商部1922年版）中的做法。一般程序是，考虑附近地形相似各县耕地百分比，采用最精确的估计。农作物产量、分布类型和指数以张心一的数字为基础，但他对花生和烟草的统计被认为是大大超出了19世纪末的水平，而且他断定多数地方曾种植小米。
地主所有制程度（更精确地说，是耕地出租的百分比）的估计以《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为基础；巴克：《中国土地利用统计学》（上海：南京大学 1937年版）；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济南：山东省新华书店1959年版）；天野元之助：《山东农业经济论》。这些资料大部分都提供了地主、雇农和半雇农的数目，我把这些数字变成一个土地出租的百分比数值，具体方法见我的文章《数字游戏：关于中国解放前土地分配的一个注释》，载《近代中国》第7卷第4期，1981年。
各县士绅力量系根据《山东通志》中明清会试记载列出的举人数统计而成。各县产生的官吏数字包括：1879年秋的《大清缙绅全书》、1889年和1899年秋的《大清爵秩全览》中列出的全部京官。商业税额系上述资料1899年版中列出的银两杂税。
自然灾害的次数和程度系根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清档案）的资料统计而成。我采用两种方法，第一种旨在计算各县1892—1895年自然灾害的发生率、严重性和受灾村庄数目。4个编年录列出：全部受灾、80％受灾、70％受灾、50％—60％受灾，庄稼减产“比较严重”和“比较轻微”，相应免税或缓征税的村庄数目。我根据庄稼欠收的百分比扩大受灾村落的数目，从而制出一个各县“灾荒目录”。资料来自李秉衡的四个奏折，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户科题本，光绪二十年，第21号），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光绪二十一年，第27号），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七日（光绪二十二年，第25号），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三年，第25号）。第二种方法是，简单计算1868年到1899年间一个县因自然灾害而免税的次数。李秉衡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奏（户科题本，第27号）提供了1868—1891年间的数字。上述四个奏折只计算了因减产50％或更多而得到免税待遇，没记录减产50％以下而缓税的那个部分，这包括 1892—1895年的情况；《大清实录》（以下简作《“实录”》）（沈阳，1937年版）卷398，第10页；卷413，第6页；卷435，第22页；卷456，第3页，包括1896—1899年情况。（注意：实录记录的实质上是那些诸如1892—1895年间上奏的长奏折的一个节略。）按照免税程度和受灾的严重程度排列各县。在同一豁免水平内，按传统的（即所有官方出版物都遵循的）顺序排列。这样，尽管表面上看是一堆县名，但仔细注意它们在排列顺序上位置的变化，就能琢磨出哪些县受灾严重。各县按受灾程度分类，每一类里边又按各县的常规顺序排列。虽然各县在分类表中的顺序看起来是连续的，但有些县按常规序列本应出现在前面，但在这种分类排列中却出现在后面。这意味着排列在它前面的县属于不同类别。我在计算中，排除那些仅仅缓交税而不是免税的县，以便与其他材料保持一致。应当指出，虽然这些材料在对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各县进行分类时有用，但是，它们对水灾地区进行分类的效果，要比分析因旱灾引起的歉收（鲁西北的一个永恒难题）效果好得多。按理说，官方半年度的收成报告应该说明旱灾引起的歉收情况，但遗憾的是，一直到清末，山东省的报告都完全以一种例行公文形式出现（与李鸿章管辖的直隶相比）。实际上，1890—1898年每年各县都毫无例外报告收成是“稍过半”。不过，应该说明的是，胶东半岛上的几个县，尤其是掖县和胶州，一般都报告60%的收成。参阅张汝梅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奏，户科题本，光绪二十三年卷，第24号。
最后是刑部记载，我翻阅了有关山东以及江苏、河南、安徽和直隶的边界县盗匪案的107个奏折。据说，在49个山东盗案和58个邻近州县盗案里有171个盗匪来自山东省。各县盗匪分布情况都已记录在案，至于盗案发生的时间、规模、武器和赃物，在我们讨论盗匪问题时，我都将列表说明。全部资料都来自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19世纪90年代的刑科题本（盗案）。典型例子，参阅张曜光绪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奏，光绪十六年，第108号。 oqX1eawgwgtUMhvviDi4G0aDeQoQmfhclp4bpozQEfvK5nz84dB7BL/RQJugo3z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