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地区

广阔的黄河平原位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所称的“华北大区”的中心。近年来，在分析中国文化地理方面，再也没有比施坚雅的区域系统理论更具影响力了。他把长城以南的中国划分成8个大区：华北、西北、长江上、中、下游、东南沿海、岭南（以广东为中心）和云、贵周围的西南地区。华北地区北与长城毗邻，西与山西的太行山脉相接，南以淮河流域为界。根据施坚雅的估计，华北地区人口密度仅次于长江下游（1893年每平方千米163人，而8个大区的平均数为100人），但是农村的商品化水平却最低。无灌溉系统的农业提供的可供销售的剩余产品极少：华北平原较为单一的生态环境阻碍了大区内商品作物及辅助活动的地方专门化，而北方漫长的冬季则给农民们提供了一大段农闲时期，在此期间，农民们可集中进行手工业生产（尤其是纺织）以供家庭消费。实际上，华北的贸易总的来说相当不发达。在华北，几乎没有可通航的河流，而谷物陆路运输每200英里（约合321.86千米）的代价就相当于其本身的生产值。这种停滞的商业化的一个结果就是：在都市化水平上，华北低于实际上是边疆地区的长江上游和西南一带。考虑到华北是中国文明最古老的中心之一，而且自19世纪以来它一直是全国首都的所在地，这不能不是一个极令人惊讶的事实。和中国的其他任何地区相比，华北大区都更是一个城市稀少、人口 稠密、贫穷落后和完全自给自足的乡村内地。

根据施坚雅的分析，划分中国各大区的标准是其基本独立的经济结构。“大区内商业城市之间的经济联系比它们与大区之外城市的联系要多”。在每一个大区内，平原核心地带人口稠密，边缘地带（通常位于大河间的分水岭多山地区）人口稀少。核心地带不仅比边缘地区人口多，而且土地肥沃，灌溉条件好，商业化程度更高，运输网络较好。与之相比，在边缘地带“社会呈现出最异端而且最多样化的外观”。以盗匪、秘密宗教、会党及“一些数目不等的走私贩、流浪者、充军者、巫师和其他异常人”组成的异端社会为特色。

施坚雅地域系统理论的分析力和说服力是毫无疑问的。核心地带，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和广州一带的岭南地区，也许要比四周边缘山区更富裕和更商业化。在这些平原核心地带，人工灌溉工程和水上运输条件要好得多。边缘地区和边远地区不但为中国的传统暴乱而且也为她的近代革命提供基地，这一点毋庸置疑。

但是，华北在几个方面并不太适合施坚雅的模式。首先，凭经验就可以作出判断，该地区的南部边界与施坚雅的模式不太吻合。大区的基本定义规定贸易重心基本在地区的地理中心，在华北尤其要以中心大城市北京、天津为主。在华北，黄河不能通航，贸易的主载体是大运河。挖通这一壮观的内陆水路是为了把长江流域、河南和山东的贡米运到北京。同时，它也是南北方各种货物运输的一个主要途径，这些货物有的装在大贡船上，也有的在私贩小船上。大运河从镇江开始，向北延伸至鲁南边界上的湖泊，再穿过济宁。沿着汶河河道和以前的天然水道，大运河向北蜿蜒至山东直隶交界处的临清。运河从那儿沿着卫河道向东北 一直流至天津，最后，又流过一小段路程到达北京外的通州。

大运河使华北和长江下游两大区相互渗透，这没有一点问题。但是，这显然是两个彼此独立的经济地区。关键的问题是：在大运河上的哪个地方，货物开始往来于镇江和长江下游的城市；又是在哪个地方，贸易开始向北转向天津和北京。很明显，这应该是华北和长江下游两个大区间的界线。我们通过帝国海关报告完全可以确立这条界线，因为把经镇江进口的货物移到持有“过境证”的中国船上，可免交厘金。这些过境证列出了货物的到达地。镇江海关官员的报告说明，鲁南，起码黄河北道（185年后）和运河相交接的地方处于镇江集货区之内。 由于国内和进口货物的运输费一样，因此我们可以有充足理由肯定这反映了两个大区商业网的分界。

以下我们将看到，这个关于华北大区边界的修改使施坚雅模式的分析部分更合乎事实。它确认鲁南的大部分属于边缘地带，这里盗匪活动猖獗。在生计艰难时刻，该地区的盗匪、短工和乞丐都向南迁移。 修改后的南北分界线表明，他们是向地区的中心而不是向边缘地带迁移，这更符合情理。

不过，这仅仅是地域系统模式的一个细小事实的修订。更为重要的是，华北中心地带大部分地区人口稠密，但除了大运河附近地区外，那里几乎没有商业。除了行进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的手推车外，其他运输工具很少。实际这一中心地区的商业化程度要低于胶东半岛大部分地区，而半岛地区在施坚雅理论中属边缘地区。山东省的大量绅士精英就出自这一地区。最重要的是，正是华北平原 产生了义和拳“异端”活动，这些活动更适合发生在大区的边缘地带。为了解释这些现象，我们要探讨一下除地区中心和边缘以外的地方差异的其他根源，将我们的分析对象由华北广大地区移至山东省内。 ExLgmS5pMBqenJlRPUDr6quoS/TyqaNh258UghXartsPtk74/IVBWjaCF7P0Zy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