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什么事件比义和团运动更广为人知。对北京公使馆的戏剧性包围，在1900年夏天吸引了整个世界的注意力，它为当时报刊耸人听闻的新闻以及半个世纪后的好莱坞编剧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北京之围”最终被八国联军解除，联军中有第一次在中国领土上作战的美国军队。然而，义和团之所以重要，不只是因为它不同寻常地吸引了国际关注，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普通中国农民起来把他们所憎恨的外国人和外国事物赶出中国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因此，它是中国群众性的民族主义兴起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尽管大多数人都知道义和团运动，但人们对它的了解仍很有限。首先，义和团成员并不是拳师。他们的“拳”实际上是一套刀枪不入的仪式——用来保护他们不受火力强大的西方新式武器的伤害。降神附体的概念是仪式的核心，刀枪不入的魔力即由此产生。义和团的拳民首先祈召民间宗教众神中的一位神灵，然后，当神灵附体时，他们便进入恍惚状态，进而手舞足蹈，挥舞刀枪。这些仪式很容易就被黄泛区平原的青年农民学会，它从一个村庄传向另一个村庄，直到一个巨大的群众运动席卷华北大部。义和团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巫教运动，它更多地是传播一些特定的巫术手法，而不是任何一个中国武术团体的动员。

第二个常见的对义和团的误解与“义和团叛乱”这种说法有关。这一说法实在是用词不当，因为义和团从未造清朝统治及清王朝的反。实际上，贯穿于义和团运动的最常见的口号是“扶清灭洋”——这里的“洋”除了指外国人外，显然包括外国宗教以及它们的中国信徒。1900年夏，面临着外国军队向京城推进的威胁，清廷甚至明确宣布它支持义和团。但是，当这一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中国官员和列强都意识到，清廷将必须作为中国的政府而继续存在下去。为了挽回清廷及其首脑慈禧太后的面子，他们便虚构出这样的说法：义和团实际上是叛乱性的，它碰巧获得了一些在北京篡夺了权力的满族王公的支持。由于这是一场“义和团叛乱”，相应地，清政府只需为它未能及早镇压而受罚。尽管“义和团叛乱”原本是一个纯粹政治性和权宜性的术语，但它在中国史书和世界史书中却显示了它非凡的活力。

义和团运动问题上的混乱不只是一个普遍的概念误解问题。在义和团的学术研究中存在着引人注目的分歧。实际上，在中国近代史上，没有任何重大事件像它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各家之说。在本书所着重阐述的主题——义和团的起源方面，情况尤其如此。在1899年义和团运动刚刚兴起之时，一个名叫劳乃宣的知县写了一本题为《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的小册子。劳乃宣认为，义和团源于19世纪初与信奉太平盛世说的白莲教有关的一个教派。义和团的这一教派源流和反朝廷起源为现今绝大部分学者所接受。但是，也有少数人坚持另一种见解。他们认为，义和团源于一种勤王的民团组织——一个在官方倡导之下成立的村庄防卫组织。

义和团是源于白莲教起义还是勤王民团？专家们对此尚不十分清楚，因而它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几乎是难以拒绝的挑战。这一挑战不是简单地确定孰是孰非、找出合理解释的问题。义和团研究者所面临的方法论上的困难也是非常巨大的（当然，这也是在许多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原因之一）。关于义和团运动，我们从中国官方（包括同情和敌视这一运动的两方面），从义和团的攻击目标传教士及其中国信徒那里，从一些零星的非官方观察者那里（大部分是关于运动后期的记述），从义和团运动60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者们所采访的义和团地区的农民那里获得了许多资料。不用说，所有这些观察者的倾向性对他们的描述有很大影响。历史学家们的十八般兵器在这里全都得使上，这包括辨伪、考证，以及对那些与具倾向性史料相矛盾的信息给予特别的关注。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我相信，在义和团起源问题上提出新见解的时机已经成熟。英文著作中关于这一问题的最近力作是出版于1963年的维克特·珀塞尔（Victor Purcell）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自该书出版以来的20多年间，北京和台北的清代档案都已向学者开放。台北的近代史研究所已经出版了多卷本的关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前那些年代的《教务教案档》。在中国大陆，近年来出现了关于义和团运动的大量出版物，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义和团的发祥地山东省政府出版的两卷档案集。这一出版热潮至今仍未显示有下降的迹象。当作者此书正准备送交出版社时，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明清档案）宣布，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另一部档案集很快将要出版。

我对义和团运动的研究始于1979年底。那时，我在中国的山东大学和第一历史档案馆待了一年。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的支持与合作，我的这一研究工作绝不可能完成。对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所做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原始采访记录。他们在1960年和1965—1966年间深入鲁西，在这一闹过义和团运动的地区内遍访老农。这些历史调查已有一卷选编出版。我得以查阅这些调查的最原始手稿记录。在这些手稿中，访问者记下了当年的义和团成员以及旁观者对义和团运动最初阶段的回忆。山东大学历史系向我慷慨提供的这些记录稿，比公开发表的资料选编更为完整，它对我重新探索和构建义和团的早期历史是不可缺少的材料。正是从这些资料中，我们第一次得以从农民的角度了解这次大规模的中国农民运动。山东大学两次安排我去闹过义和团的乡村地区旅行。在原先的口述历史调查的基础上，我又作了进一步的采访。再加上对这一地区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生态环境的观察，原先那些材料对我有了更丰富的内涵。这些访问价值无量，它帮助我理解了社会经济条件的地区差异（常常在同一县域之内也大有差异）的重要性，它是义和团运动兴起的因素之一。

所有这些新的资料，包括新公开的档案和口述历史，不仅使我们能够更为详尽地观察义和团兴起地区的地方社会和民间文化，还使我们重新检验那些为人接受已久的有关义和团的观念成为可能。例如，珀塞尔的《义和团运动：背景研究》力图说明的一个中心问题是义和团由反清到扶清立场的转变，后来的大多数教科书和二手论著在描述义和团思想转变时皆追随珀塞尔。但是，最新的证据，尤其是口述历史，无可置疑地说明，义和团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场勤王运动，它从未经历过反朝廷阶段。

这里简单勾画一下本书的轮廓。我首先考察了位于华北平原的山东省（尤其是鲁西地区）特殊的社会经济条件。义和团运动正是从这一地区兴起——鲁西南孕育了大刀会（一个比义和团更早的反洋教组织，有它自己独特的刀枪不入仪式），鲁西北则产生了义和团本身。在第二章中，我的目光从生态环境和社会构成转到这一地区的民间文化和普遍心态上。由于在义和团的白莲教派起源说上有如此之多的研究成果，我用一定的篇幅来考察这一问题，尽管我将有关义和团和清代中期的白莲教关系的详细讨论归入附录。我的结论是，义和团的起源难以从白莲教或许多年前碰巧与其同名的武术团体中寻找。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义和团特殊表演仪式的各种来源，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鲁西地区的民间文化，而不是一些特殊的宗教组织的性质。第三章是对背景环境的研究，它考察了西方帝国主义在山东的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一些中国人改信基督教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第四章开始叙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我首先考察了鲁西南的大刀会，以及它从一个反土匪组织到反基督教组织的转变。第五章考察了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事件以及随后德国对山东半岛与胶州湾的占领。第六章开始叙述义和拳，它在山东省冠县的“飞地”上与基督教发生冲突，该地实际上位于邻省直隶境内，这也是中国行政地理的众多奇特现象之一。第七章转而纵观义和团运动前夜即1898—1899年的山东经济和政治形势，并侧重描述若干重要事件。这包括鲁西南的一系列反洋教事件，从胶州湾出发去进行报复的德国远征军，以及山东新任巡抚毓贤的反应。第八章讨论了神拳的兴起，义和团运动独特的降神附体和刀枪不入的仪式即起源于此。第九章详述神拳的迅速扩展以及他们与清朝当局的第一次公开冲突。本书关于义和团起源的论述至此终结。最后一章描述义和团运动在华北平原上向北京和天津的扩展。义和团在6月、7月获得官方鼓励后，发生了重大的反基督教和排外暴力事件，其后八国联军进行了残酷镇压。本章以总结的形式结束了对义和团的叙述。

在多年从事这一研究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个人给了我极大帮助，在此我深表谢意。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支持了我在中国的研究，它的支持不只限于资金方面，有关工作人员的热心帮助，是使这一研究成为可能的关键，我衷心地感谢他们。王安电脑公司为我完成这一专题著作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慷慨的帮助。伯克利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热心支付了制图费用。俄勒冈大学历史系非常宽宏大量地允许我经常离职去完成这一研究。在此谨致谢忱。

如果没有山东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台北“故宫博物院”、胡佛研究所东亚图书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霍顿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特克利伊利诺斯的圣言会传教团和耶鲁神学院的合作，我难以获得本书所需资料。我衷心感谢上述机构以及在那里工作的热心的人们。鲍德威（David Buck）教授和加里·台德曼（Gany Tiedemann）教授提供了重要的传教资料的复印件。佐藤公彦从日本寄来了有关文件。我感谢他们的这些帮助及他们的研究给我的启示。我尤其感谢山东大学历史系的朋友和同行们，特别是徐绪典、路遥、李德征和陆景琪。他们是我寻找义和团运动资料的指导专家，亦总能在我的研究和看法与他们发生分歧时表示理解。

许多朋友和同事事先阅读了本书的原稿，他们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我唯一的遗憾是这本书肯定距离他们的标准还有一段距离。对于这些朋友和同事的富有思想性和建设性的建议，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