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幕降临，闪烁的繁星仿佛点缀在无垠天幕上的宝石。它们无声无息地日夜运转，周而复始，于纷繁杂乱中显示着寒来暑往的变迁。几千年前，世界各地的先民们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头顶这片璀璨的星空，肆意地在头脑中将群星勾连，形成一条条星斗阑干的纹路。这种天上的纹路，就是古人所谓的“天文”。如今“天文”二字的含义已经远非这种主观想象的范畴，然而这奇妙的纹路却逐渐形成了“星座”，成为人类文化的特殊载体传承下来，千年之后仍是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

星斗初识——诗经中的恒星

一个秋高气爽的傍晚，辛劳了一天的老农终于可以坐在树下享受片刻的安逸。西边正缓缓落下的一颗红色亮星引起了他的注意，老农似乎想起了什么，随口哼唱出“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的诗句。这是发生在两千八九百年前西周时期的一幕，老农唱词中的“火”就是那颗正落向西方的恒星“大火”。

像大火这样的亮星总是最先被人们认识，同样特征显著的星群也容易受到人们的关注。淳朴的劳动者们根据这些恒星的特点或星群组成的形状，依据象形的原则，用生活中最熟悉的事物为其认识的第一批恒星命名。除“火”外，《诗经》中出现的参（三星）、毕、昴、定、牵牛、斗、织女、箕等星名，就是最早由民间百姓命名的恒星。

图注：① 参，即三星，因3颗排成一条直线，亮度、间距相等的星而得名。

② 毕，因形状像一种长柄的捕兔或鸟的工具“毕”而得名。

③ 昴，因六七颗星聚在一起而得名，“昴”字有聚集的意思。

④ 定，为一种农具的名称，4颗星组成的四边形是秋季最显著的星象。

⑤ 牵牛，与银河对岸的织女相对，是古人男耕女织生活的体现。

⑥ 斗，为斗宿而非北斗，6颗星组成舀酒的斗状。在箕的北边，与箕对称时也作“北斗”。

⑦ 织女，夏季夜晚最亮的恒星。

⑧ 箕，因形似簸箕而得名，在斗宿之南，所以称“南箕”。箕、斗都是日常生活用品。

⑨ 火，也称“大火”，因其颜色火红而得名。

星空帝国——中国星官命名

在认识了亮星和一些显著星群之后，古人的视野逐步扩大到一般恒星。大约在西周时期，中国人便开始对全天恒星进行系统的划分和命名。此时，这项权力属于专业的星占家，他们不再依据象形的原则将恒星勾连成人们熟悉的事物，而是直接从星占的需要出发，设立与命名新的恒星组合，并称之为“星官”（在星占家看来，星星也有尊卑之分，就如同官员的品级有高低一样）。经过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国出现了众多的星占流派，其中以战国时魏国的石申（也有学者认为应作石申夫）为代表的石氏和楚国（一说齐国）的甘德为代表的甘氏最为有名。这些派别都有一套进行占验的星官系统，其中有的星官为各派通用，有的则为某派独有。东汉的张衡在其著作《灵宪》中说：全天星官常用的有124个，可以叫出名字的有320个，共计2500颗星。2500显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因为不同派别间可能存在大量的同星异名，以及星官相互交叉和包含现象，张衡这样的大家也很难统计清楚。但通过这个数字我们仍然可以认为，当时已经将中原地区能观测到的、所有亮于5.5等的恒星都纳入了星官体系。西晋初年太史令陈卓将石申、甘德和假托商代巫咸的三家星官整理汇总，形成一个包含283个星官、1464颗星的体系，并绘制星图，史称“陈卓定纪”。此后这些星官为历朝历代所沿用，那些没有被陈卓采纳的星官则被后世遗忘。

展开一幅中国星图，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由天帝统治的星空帝国。这里有帝王将相、后宫嫔妃、宦者仆从、军卒庶民等人物，灵台、离宫、车府、库楼等建筑，田地、沟渠、仓廪、苑牧等农业设施，辇道、天津、附路等交通设施，列肆、帛度等商业设施，箕、斗、杵、臼等日常器物，枪、棒、鈇、钺等武器，龟、鳖、鱼、狼等动物，瓠瓜、八谷等植物，雷电、云雨等自然现象，甚至连陵墓、屎厕都被一网打尽。人间帝国的一切几乎都被搬到了星空帝国中。

这种照搬人间万物和封建帝国官吏制度的做法，是出于何种想法呢？追究起来，无外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古人认为地上万物和天上星辰存在密切联系，张衡说：“星也者，体生于地，精成于天。”大意是星宿和地上的万物本为一体，万物存在于地上，而“精”在天上就成为星。《说文解字》对“星”字的解释更直接：“万物之精，上为列星。”古人命名星官依据的正是这种“天地相通”“天人相类”的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并不只是给星官命名这么简单，它在星占中的主要作用是建立起了星官和人间事物的联系。星占家认为天上某个星官出现异常或受到侵犯时，地上与它对应的人或物也将受到影响。这样就达到了通过星象的变动，窥知人间福祸吉凶的目的。比如帝星受到冲撞，那么人间的帝王就可能有性命之忧；如果后妃星出现异样，皇帝的后宫便会发生变故；若将相之星受到侵扰，则预示着将帅大臣仕途坎坷；代表异族的星明亮跳动，就是外族入侵边疆不稳的危险信号；象征农桑的星官明亮，则是五谷丰登的好兆头。

三垣二十八宿——中国星官体系

中国星官的数量是西方星座的3倍多，如果不进行系统的分类就会显得凌乱。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将全天星官分为五组，称为“五宫”，北极附近的星官归属中宫，赤道附近的星官分别被划入东、南、西、北四宫。隋唐时期的《丹元子步天歌》将全天星官分归“三垣二十八宿”统辖，此后一直沿用1000余年。

三垣是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这里“垣”是墙垣、城垣的意思。每一垣都有左右两道垣墙环绕，就像是星空帝国中的3座城池。

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为一年，但站在地球上观测的结果是，太阳在星空背景中缓慢移动，一年正好转一圈，古人将太阳经过的这条路径称为“黄道”。月亮及金、木、水、火、土等行星也在黄道附近运行，无论从历法还是星占的角度讲黄道都显得十分重要。所以，西方人在这里为太阳建立了12座宫殿，称为“黄道十二宫”，而中国人却在这附近为月亮修建了28个旅店。因为月亮在恒星背景中走一圈要用27.32天，古人便凑了个整数28，让月亮每晚更换一个休息的地方，这就是“二十八宿（xiù）”，又称“二十八舍”或“二十八星”，“宿”或“舍”都有住宿、停留的意思。不过二十八宿并不像黄道十二宫那样严格地沿黄道鱼贯而行，它们的分布规律、起源地点与时间至今仍是科学史上的谜团，即便是它们的名称含义和演变，学者们仍然知之甚少。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二十八宿在中国古代天文和星占上的重要性是无可比拟的。古人以此为标志观测日月及五星的运行，测定岁时季节甚至揣测年成丰歉、战争胜败、人事祸福等。我们的祖先还创立了以二十八宿为基准的赤道坐标系统，更是中国古代天文的一大特色。

在星官体系中，二十八宿不仅是单独的星官，而且是28个星官组的代表；除三垣以外的所有星官都由二十八宿统领，每宿下辖一个到十几个星官不等。所以，宿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狭义的仅指宿本身；广义的则是指每宿及其所辖各星官的集合。为避免歧义，本书将广义的宿称为星组，如角宿星组、亢宿星组等。

二十八宿还被分为东、南、西、北四组，每组七宿，分别如下所述。

东方七宿：角、亢、氐（dī）、房、心、尾、箕。

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方七宿：奎、娄、胃、昴、毕、觜（zī）、参（shēn）。

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zhěn）。

这四组星宿又与四种颜色，五种动物形象相匹配，叫作四象、四陆或四神等。对应关系为东方苍龙（亦称青龙），青色；北方玄武（龟蛇），黑色；西方白虎，白色；南方朱雀，红色。

四象的起源与四季星象有关，古人很早就将星象变化与四时交替联系了起来。《尚书·尧典》就记载了依据四组不同恒星于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的现象来确定季节的方法。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四象最终定型。至于为什么是这五种动物形象，有人认为是源于星宿组成的“象”，也有人说是华夏四方先民的图腾崇拜，目前尚无定论。青、黑、白、红四种颜色，源于五行学说五色与五方的对应。

四象的文化影响深远，它们由四方星象发展成为守护天穹与大地四方的神灵，被赋予避邪、禳灾的法力，并逐步渗透到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建筑、军事、风水、宗教等无不受其影响。今天鲜有人知三垣二十八宿，但很多人都能随口说出“左青龙、右白虎”之类的“专业术语”，我们生活中“青龙峡”“白虎山”“朱雀桥”“玄武湖”之类的名称也屡见不鲜。

至于四象的方位，除了东西南北外，还有《礼记》中“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相对方位。但构成四象的星群是络绎经过南中天的，为什么有东西南北或前后左右的区别呢？这源于先秦时期春分前后黄昏时四象的位置，那时观星者面南而立，前方朱雀七宿振翅翱翔于南天，左边苍龙七宿正昂首跃出东方，右边白虎七宿半个身子已随夕阳没入西方，身后玄武七宿则隐没于北方地平线下。这正是张衡所描述的“苍龙连蜷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

天垂象，见吉凶——天地分野

3000多年前，一个寒冷的子夜，木星高挂南天，在鹑火星次中闪烁着光芒。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会战即将开始。黎明时分，周武王的军队向商朝部队发起了进攻，仅仅一个上午就大败商军。商纣王在鹿台自焚，从此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岁星（木星的古称）位于鹑火星次的天象，也与这场牧野之战一起被记录了下来。

在古人看来，“天”不仅能洞察人间发生的一切，而且主宰着世间万事万物，天意不可违，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但上天又有好生之德，它在行事之前会通过天象提前向世人传达它的意志或警告。中国历代王朝都供养着一批“公务员”身份的星占家，其目的就是要让他们“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也就是说星占家的职责是观测天象变化，判断吉凶祸福，为帝王政治决策提供参考。所以中国古代的星占学，从不问及普通人的命运（那是街头算命先生的事），只关心战争胜负、皇室安危、水旱瘟疫等军国大事。

再让我们看看古人对牧野之战的理解。既然周人战胜殷商是上天的安排，那么上天也一定会通过某种天象提前昭告世人，这样“岁在鹑火”的天象就很值得我们去分析一番。木星被古人视为吉祥的福星，上天可能正是通过木星所处的方位来传达周人胜利的意志，所以鹑火必然和周人存在某种联系。上古时殷商观察大火确定季节，并将大火星奉为族星加以祭祀，如果此时木星位于大火星附近，则很可能是上天仍在眷顾殷商的信号，失败自杀的也许就是周武王了。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将鹑火星次中的柳、星、张三宿与周人居住的三河地区联系起来。如果这三个星宿附近有异常天象出现，就意味着周人的领地会有相应的变故发生。商代遗民建立的宋国则被对应到了大火所在的大火星次。最终古人将天上的二十八宿与地上的十二国或十二州对应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分野”。这样月亮、行星或异常天象出现在某个星宿，就预示着中华大地上相应的地区会发生某种灾祸或事件。古人是根据什么确定这种对应关系的呢？后人曾提出过多种理论，但目前还没有完全令人信服的解答。

上下五千年——中西星座发展简史

中国星官与西方星座是各自独立起源和发展的，虽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个别相似的划分，但这可以用人们对显著星象产生的相似联想解释，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显示东西方星座之间存在共同的起源或其他联系。

帝王与诸神——中西星座比较

翻开一幅西方古典星图，我们立刻会被上面充斥的各种星座图案所吸引。这是一个希腊诸神的世界，充满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与动物。目前国际通用的88个星座中，有50个以上可以和希腊神话扯上关系。而古代中国在“天人合一”思想的指导下，星空的浪漫色彩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央帝国的官吏体系和世间俗物命名的283个星官。在这里吃喝拉撒一应俱全，星空成为人间现实世界的映射，俨然是一个在天帝统治下等级森严的星空帝国。东西方文明在星空的划分和命名上显示出了强烈的文化反差。

东西方古人在最初仰望星空时，都不约而同地将星点连缀成图案，但后来中国的星占家几乎完全从实用的角度出发设立星官，而西方的观星者则一直用他们的想象力描绘着天穹上的图案。时至今日，西方星座骨架仍是象形的，而中国星官的名称与星星连成的图案基本没有联系，星官名称决定它们的星占含义。

西方星座最初也是由一个个星点连成，但发展至今国际通用的星座已经是对一片天区的称谓，是“面”的概念。每个星座都划定了明确的边界，随着观测手段的提高，新发现的天体都可以明确归属到某个星座，已有的星座体系不需要进行调整。中国星官仍是对一组恒星的称谓，它是由假想的线连接的“点”。一个星官有几颗星是固定的，比如五车星官有5颗星，在其围成的五边形之内的咸池、天潢、与其交叉的柱，都不属于五车星官。整个星官体系只包含有限数目的天体，如果要在系统中增加新的恒星，就必须设立新的星官或增加已有星官的星数。明末为了将南极附近那些我们祖先观测不到的恒星纳入星官体系，就增设了新的星官。明清时期对北半球可见但陈卓定记中没有的恒星，则作为相邻星官的增星处理。

日本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年～1715年）也曾根据自己的观测结果，在中国传统星官外增设61官308颗星，这些星官大多根据日本当时的官吏机构或官职命名，如阴阳寮、左卫门、兵库、大藏、太宰府、造酒司等。图中蓝色星点均为日本星官。

点和面的差异还导致另一个现象：中国星官有固定的连线，这些连线在历史上可能会有变化，而一旦确定下来，就不得随意更改。如果不按规矩连线，星占者可能会被搞得晕头转向。而星座的星点之间没有固定的连线，星图绘制者可以根据自己对星座形象的理解进行勾连，早期的古典星图和现代的专业星图都没有连线。所以，对中国星官而言连线是必不可少的，而对星座来说它只是辅助的辨认工具。

目的和思维方式的不同，最终导致了不同的星空划分。当星官的星占用途确定并形成完整体系后就趋于僵化，既然有用的星官都已经确定，没有被列入这个体系的恒星自然成了无用之星，除少数有识之士（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曾对前人未命名的无名星进行了一系列的观测，并著有《新测无名诸星》一书，可惜已经佚失。）没人关注它们。直到明末在西方天文学的冲击下才被迫寻求改变。

灵台秘籍——天文鬼料窍

南宋史学家郑樵是一位天文爱好者，但博览群书的他总为找不到好的星象书籍而烦恼。终于，郑樵费尽周折得到一本名曰《丹元子步天歌》（以下简称《步天歌》）的奇书，他如获至宝爱不释手。据说此书乃是当时皇家天文台“司天监”的秘籍，只准在灵台内部传诵，严禁流入民间。当夜恰好秋高气爽晴朗无月，郑樵仰望着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吟诵着书中的词句“两星上有离宫出，绕室三双有六星，下头六个雷电形，垒壁阵次十二星，十二两头大似井，阵下分布羽林军……”目光随之在星空中行移，他越发兴奋，不由赞叹道：果然奇书，不愧人称之“鬼料窍”，如此一来，不出数夜，便可将一天星斗熟记于胸了！

郑樵的感慨一点不为过，《步天歌》是古人研习天文、掌握星象知识的首选教材。现在的天文爱好者认识星座大多依靠星图，星图的优点是形象直观，容易辨认，但星图复杂，难以记忆。古人认星与我们不同，他们主要借助于带有韵律的诗文、歌诀来描述、记忆全天星宿。这类韵文作品中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当属唐人王希明的《步天歌》（一说是隋代法号丹元子的隐士所作，另一说丹元子作、王希明修订）。《步天歌》系统地记载了全天星官的名称、星数和相对位置，歌词条理分明，易于记忆。咏诵歌诀，如同沿着天上的街市漫步，逐一浏览各组星象，繁星历历在目，因而被郑樵誉为“句中有图，言下见象，或丰或约，无余无失”。宋代以来，《步天歌》受到高度重视，被视为描述中国星象的权威文献。虽然古代禁止民间私习天文，星占书籍只能在皇家天文机构内传诵，但这并没能阻止《步天歌》凭借其清晰的条理、言简意赅的描述在民间广为传播。

在中国天文学史上，《步天歌》首创了三垣二十八宿的星官分组，将全天星官划分为31组。在《步天歌》之前二十八宿只是单个星官，但《步天歌》中二十八宿成了28个星官组的统帅，每组除该宿本身外，还包含若干星官。三垣的名称出现较晚，在《晋书·天文志》中它们仍是代表三道垣墙的星官，从《步天歌》开始才作为3个星官组的名称出现。《步天歌》问世后的1000余年里，三垣二十八宿的划分一直是中国星象的标准。

很多人认为三垣二十八宿是一种天区划分，但这种理解并不准确。《步天歌》进行星官分组的目的是便于记忆和指导认星，分组时虽然考虑了星官的位置关系，但各组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相邻宿所辖星官的位置更是犬牙交错、互有参差。而且如前文所述，星官本身也只是零散的点，因此不能将其视为一种天区划分。

本书后面的章节将按照《步天歌》三垣二十八宿的体系，对全天星官进行系统的介绍；并仿效《步天歌》以图配歌的形式，配以作者本人绘制的带星官形象的星图，希望有利于读者理解古代星官的含义。需要说明的是，《步天歌》已流传一千多年，现存的版本很多，文辞各异。本书采用的是潘鼐先生在其巨著《中国恒星观测史》中校订的一个比较完善的版本。本书所配星图乃依据伊世同先生的《中西对照恒星图表》和《全天星图》绘制，伊先生的星图则依据清代《仪象考成》等书考订。由于古人偏重于对星官中的主星（距星）进行测量，大多数恒星都没有精确的坐标数据；加之缺少严格的星等概念，中国星官在传承过程中必然发生一些变化。明清时期以西方人为主导的恒星测量，对中国传统星象和观测数据研究不足，造成了一些错误。《仪象考成》还对部分星官的星数进行了调整，缺少了个别纬度靠南的星官。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反映中国传统星官的本来面貌，但它已是今日中国星名的基础，所以本书仍以此为主进行介绍。书中注明“宋代”者系依据《中国恒星观测史》中复原的皇祐星官图绘制。由于宋代的实测数据有限，加之仪器精度、传抄错误等原因，不同学者所复原的星图不尽相同，因此本书所绘宋代星图仅供读者参考。

《丹元子步天歌》涉及一些星官颜色描写，如当门六角黑市楼，外屏七乌奎下横，钩下五鸦字造父，门左皂衣一谒者，天渊十黄狗色玄等。其中黑、乌、鸦、皂、玄、黄等不是指恒星本身的色彩，黑、乌也不是形容星光黯淡，而是为了区分星官归属。中国传统星官由石申、甘德、巫咸三家汇总整理而成。《步天歌》中的黑、乌、鸦、皂、玄等均是指这些星官出自甘氏一派，黄色表明源于巫咸门下。一些古星图中除黑、黄两色外，还有大量涂成红色的星官，这些都是石氏星官。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大部分《步天歌》版本都因石氏星官众多，省略了对红色的描写，甘氏、巫咸两家星官颜色区分也并不全面。

此图出土于2003年，画面四周的二十八宿保存基本完整，但中部存在大面积脱落，图中虚线圈出的区域为作者补绘，仅供读者参考。 Zdn5LC/cjbbvLCkP3ZJmiDUf3MtyK7Sbr5cCO0ep8IG8+csxKW0p543sgFrx21g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