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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和秦国都是战国七雄之一，两家争霸几百年，要么赵国西进图谋灭秦，要么秦国东出攻赵，这么几百年打下来，两国可谓是有不共戴天之仇。“长平之战”中，秦国坑杀赵国40多万人，更是积累了血海深仇。
但这样两个互相敌视的国家，王室家族其实是一家人。
是的，赵武灵王和秦始皇是一家人，身上有相同的血脉。
相传，秦、赵王室都出自颛顼帝，祖上在尧、舜、禹时期非常辉煌。他们有个叫大费的祖先辅佐大禹治水，被舜帝点赞，赐予嬴姓，并且亲自颁发一面锦旗：
“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皂游。尔后嗣将大出。”
所谓“大出”就是繁盛、扬名立万。盛世做国家栋梁，乱世成天下霸主。
经过夏、商两代，嬴氏家族仍然活跃在中国的政治舞台，发展势头非常迅猛，出了很多显贵人物，逐渐成为诸侯。
但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嬴氏家族辉煌到商朝末年，终于迎来一场大劫。
那时代表家族站在台前的人是蜚廉，以及他的儿子恶来，曹操评价典韦“古之恶来”，说的就是此人。
父子俩在朝歌伺候商纣王，非常得宠，晋级为嬴氏家族的代表人物。结果好死不死地遇到武王伐纣，蜚廉和恶来作为纣王宠臣，自然要被打倒批臭，还要被踩上一万脚。
于是恶来死了，蜚廉因为到外地出差逃过一劫。
苦心经营千年的家族毁于一旦，不出意外的话，嬴氏家族和其他上古部落一样，很快就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蜚廉不甘心啊：“你们几个人换我五代家业，划算吗？”
不划算也没办法，周朝已经问鼎天下，国运如日中天，百无聊赖的蜚廉只能休养生息，把有限的生命投入无限的生娃事业中，最终生了个儿子叫季胜。
这个季胜，就是赵国的直系祖先。
因为时间会忘记一切仇恨。经过几代人的洗白，嬴氏家族已经成功上岸，季胜曾孙造父成了周穆王的宠臣，一度以亲信的身份，陪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做些端茶倒水和门口放风的事。
周穆王和西王母约会的时候，正好赶上徐国叛乱，造父亲自驾车带周穆王回国平叛，立下大功。
周穆王论功行赏，把赵城赐给造父，为了区别其他嬴姓同族，造父这一支也就成了嬴姓赵氏。
而恶来死后，也有后代活下来，传到周穆王时代的嫡系子孙，名叫非子。
非子发现同族兄弟竟然发达了，赶紧去赵城投奔，成了嬴姓赵氏的成员。
后来非子跑去给周天子养马，养得又肥又壮，周天子很满意，便赐给非子一块土地，让他做周朝的附庸，名号为秦。
经过几百年的蛰伏，蜚廉的两支后代重新崛起，成为周朝的两个诸侯，此后秦、赵成为中国大地上两个重要的国家。
这段人名有点乱，我还是捋一下。
赵国和秦国同宗同源，崛起的时间也差不多，甚至有段时间有人认为，赵国和秦国最有希望统一天下，即便不能统一，也只有赵国可以遏制秦国东进。
也就是说，不论哪个国家崛起，另一个国家都是强大的制衡力量，而不论哪个国家统一天下，其实都是嬴姓家族的胜利。
可见赵国和秦国是平起平坐的。
那为什么走到战国末期，秦国可以吊打赵国，直到攻入邯郸灭赵？
除了“长平之战”的用人失误，赵国失败的原因还有两个：
民族问题和农业问题。
《吕氏春秋》里说：“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
看看这些数字吧。
国家数量从一万减少到一千二，说明夏、商两代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国家整合兼并的暗流，导致国家数量逐渐减少，而各地小国成长为地域大国。
当然了，大部分国家并不是真正的国家，而是一些聚族而居的部落，用树枝挂一张兽皮，在上面写个部落名字，就可以说自己是国家了。那片世代生活的土地，便是部落国家的领土。
在整合兼并的历史进程中，到战国时期只剩下七个大国，那么按照以往的历史惯性，这七个国家也会互相兼并，迟早会合并为一个超级大国。
这就是历史的进程，谁都阻挡不了。
除了国家之间的整合兼并以外，每个国家也在整合兼并内部的人口、部落、土地等资源。
赵国的基本盘是山西北部、河北中部，离草原非常近，离中原也比较远，这样的地理位置，境内必然有很多戎狄部落，边境也有不少游牧部落在游荡。
我们都知道游牧部落的习性，成百上千人抱团生活，哪里水草丰茂就向哪里迁徙。
表面上看，这些部落是国家的成员，实际上国家根本没法对其进行有效管理，更不可能动员人力、物力，让他们做国家的“螺丝钉”。
可以说，游牧部落是国家的编外人员，也是移动的“定时炸弹”。
这个问题在晋国时期就存在了，为此，晋国公族和卿大夫家族与戎狄联姻，想用婚姻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让晋文公逃亡19年的骊姬之乱，就是老晋公娶了戎狄部落的骊姬，想让“晋戎联姻”生下的儿子继位，造成的国内大乱。
到了“三家分晋”以后，赵国继承了晋国的毛病，还是没有消化戎狄部落，依然用联姻的老办法进行安抚笼络，动不动就给赵公子娶个戎狄老婆。
这样一来，戎狄部落是不是和赵国站在一起，便取决于部落首领的态度，以及和赵国王室的亲密程度。
总而言之就是拉拢、安抚、维护表面和谐，但这种软弱的手段，根本解决不了民族融合的问题。
想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只有变法。
赵国变法比较晚，直到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才开始搞“胡服骑射”，也就是向戎狄部落学习，组建骑兵部队，提高国家的军事实力。
我们现在说起“胡服骑射”，都觉得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结合赵国民族复杂的局面来看，不如说“胡服骑射”是向戎狄部落妥协。
既然我不能同化戎狄部落，也不能进行有效管理，那我就向后退一步，拉低自己的文明水平，以便和戎狄部落达成共识，换一种方式解决民族问题。
赵武灵王做得很成功。
“胡服骑射”的命令颁布不久，便出现“林胡王献马”“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的大好局面。
虽然开局不错，但赵国的国运也到此为止了。
因为戎狄部落是赵武灵王拉拢来的，他就不可能颁布民族融合的法令，更不可能把戎狄部落彻底打散，给他们上户口、分房子。要不然林胡王和楼烦王就要说了：“赵国都穿胡服了，说明要向我们靠拢啊，这不就是民族融合吗？现在又要拆分我们，赵王你到底要干啥？”
这就没法整了。
也就是说，赵国用自我阉割的方式，暂时形成国内民族统一的局面，换来国力的空前强大，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用《笑傲江湖》的话说，赵国练了《辟邪剑谱》。
而秦国没有“胡服骑射”，也走出一条整合国力的道路，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商鞅变法”。
秦国的基本盘在陕西境内，那地方属于中原西陲，境内有很多戎狄部落，当时的中原国家就说了，秦国“与戎狄同俗”，长期被视为不开化的野蛮人。
公元前356年，“商鞅变法”启动，稍有成效，于6年后启动第二次变法，其中一条就是清除戎狄习俗，并且不允许和戎狄一样聚族而居。
为了保证法令的威力，商鞅还规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意思就是不愿意拆分成小家庭的，那就交双倍赋税吧。
谁和钱过不去啊，分居就分居呗，又不是活不下去。
于是秦国境内聚族而居的戎狄部落，纷纷被拆分成零散的个体，而且要服从当地政府的管理，让你种地就种地，让你放马就放马，不能有任何对抗政府的歪心思。
这么做有两个好处：
第一是彻底消化了戎狄部落，让他们不再是移动的“定时炸弹”，而是秦国境内听命令的良民。
第二是增加政府的动员力，那些戎狄部落的人口，极大充实了秦国农民和士兵的数量，秦国也随时可以把人口转化为生产力或战斗力。
正因为秦国做得很成功，商鞅才说：“始秦戎狄之教，父子无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为其男女之别，大筑冀阙，营如鲁、卫矣。”
戎狄之教，属于落后的社会组织方式。鲁、卫，代表当时比较高的文明程度。
现在秦国已经脱离低级文明，和文明最先进的鲁、卫比肩了，而且秦国有更善战的军队、更有效率的政府，可谓是“文武双全的美男子”。
而几十年后的张仪评价赵国：“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之所居也。”
一个是营造如鲁、卫的高战斗力国家，一个是杂民所居的国家，你仔细体会一下这里面的区别。
没有真正解决民族问题，进一步导致赵国严重分裂。
1935年，中国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一个理念，在黑龙江瑷珲（今黑河市爱辉区）和云南腾冲之间画一条线，基本可以说明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模式。
这条线以东是传统农耕区，经济发达，居住着大部分人口；以西则是草原和沙漠，属于自古以来的游牧经济区域。
后来，这条线被命名为“胡焕庸线”。
我们用“胡焕庸线”来看赵国历史，就能看得很明白了。
公元前475—前425年，赵氏家主是赵襄子，执掌赵氏家族的生杀大权，虽然“三家分晋”还没有发生，但是赵、魏、韩已经坐大，各家都能独立扩张地盘了。
赵襄子时代，赵氏夺取代地，于是该如何治理代地，成为赵氏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代地在山西北部，紧挨着内蒙古大草原，在经济和人口不发达的春秋战国时期，那地方是戎狄的地盘，大致处于“胡焕庸线”的西边，而赵氏的传统地盘在太原和河北地区，在“胡焕庸线”的东边。
既然经济模式不同，再加上不能彻底压服戎狄，赵襄子便想出一个办法，封亲侄子为代成君，代表赵氏家族统治代地。
要知道，那时候已经出现郡县制了，凡是有条件的话，大家都愿意选择郡县制来治国，谁都知道分封会削弱国力。
但是没办法，经济问题和民族问题告诉赵襄子，代地建不了郡县，只能分封出去，按照戎狄的习俗管理戎狄。
到了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缺一个商鞅给他变法，也知道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便延续分封的政策，不仅设立“代相”的职位，并且封长子赵章为安阳君，统治代地。
问题已经很明白了，代地是赵国内部的一个封国，权力极大，独立性极强，完全有能力和赵国的邯郸政府抗衡。
这就是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家大面积分裂。
而且赵武灵王立幼子赵何为王，自己退位做“主父”，准备亲自统领军队开疆拓土，让两个儿子分别统治游牧和农耕区。
一条大致画出的“胡焕庸线”，直接引起赵国游牧和农耕的经济问题，以及赵人和戎狄的民族问题，最终让赵国分裂成两个独立地区。
而分裂的赵国，又引爆赵氏兄弟争权的“沙丘政变”，威名赫赫的赵武灵王被活活饿死。
后来赵国终于在代地设立郡县了，但也只是设立了郡县机构，根本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导致代地的独立性非常强，跟不是赵国地盘似的。
比如，李牧是战国四大名将之一，中国历史上忠臣良将的代表。
可《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里，冯唐对汉文帝说：“李牧为赵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里也有，“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莫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飨士……”。
李牧驻扎代地的时候，办了军队经营的农贸市场，收到的赋税全部做军费，一分钱都不向朝廷上交，而且可以自己任命官吏、不报告朝廷就能决定是否和匈奴作战、议和。
而且每天杀几头耕牛，给士兵吃牛肉。
这种在秦国是天方夜谭的事，在赵国却常见。
可以说，直到赵国灭亡的时候，代地始终是半独立地区，赵国朝廷能直接动员的力量非常有限。
当然，赵国也不是没努力过。
《史记·赵世家》记载，赵国灭了中山国以后，“迁其王于肤施”，肤施在今陕西榆林东南，当时是赵国管辖的代地。既然迁徙中山王，那么肯定有很多中山国子民随行。
赵国这么做，一方面是空出中山国的地盘，让赵人住进去；另一方面是通过移民同化代地的戎狄部落。
《竹书纪年》也说，“邯郸命吏大夫奴迁于九原”，九原在河套地区，更是代地的核心地区。
如果说迁徙中山国子民，不算严格的赵国移民，那么直接迁徙赵国人民，基本可以表明赵国同化代地的决心了。
但结果很不好。
因为赵国不能严格管理代地，控制力非常弱，于是赵国迁徙到代地的人民，非但没有完成同化戎狄的任务，反而让戎狄给同化了，甚至有一部分戎狄化的赵人，跑到草原上做了匈奴人。
这一切能怪谁呢？
这是民族问题导致的政权结构变异，唯一能解决一切问题的变法，也没有彻底推行。
想练《辟邪剑谱》，迟早是要还的。
而秦国经过彻底的变法，基本没有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家分裂。
陕北和甘肃是传统游牧地区，除了征服初期的反复较量，你什么时候听说这些地方有独立倾向？
毕竟在个人原子化的社会，政府的控制力是极强的。
就算个别人有独立想法，以秦国政府和军队的高效率，随便出手，也能把民间叛乱消弭于无形。
这就是变法和集权的力量。
赵国的问题这么多，为什么还能坚持几百年，公元前222年才灭国？其实主要是因为邯郸的地理位置好。
当时的中国北方有几条交通要道，不论贸易还是作战，都要从这几条交通要道运输货物粮草。
一条是南北向道路，起自燕国首都蓟城，直达河南的魏国和韩国，然后经过温县，向西延伸到洛阳、函谷关附近。
另一条是东西向道路，起自上党，向东可以到达齐国的临淄。
还有一条东西向的道路，从齐国临淄横穿赵国全境以后，可以直达秦国首都咸阳。
而这三条交通要道的交会点，就是赵国首都邯郸。
中国北方的贸易往来都要走这几条路，也必然要经过邯郸，于是邯郸成为中国商业的中心枢纽，重要的商业贸易城市，以至于“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
赵国首都是重量级商业城市，可想而知货币流通有多少，赵国的商税收到手软，数钱数到手抽筋。
正因为有大量商税可以收，变法不彻底的赵国，完全可以用经济来掩盖国内矛盾，实力雄厚，大部分时候可以硬抗秦国。
赵国在长平之战后能坚持几十年，原因就在这里了。
赵国在收商税之余，还搞高科技和金融。
那时候的高科技是炼铁，毕竟铁炼得好，可以卖给其他国家打造兵器……说来也巧，邯郸附近的铁矿非常丰富，整个赵国的河北、山西地区，有很多铁矿。
更绝的是，赵国炼铁用“高温液体还原法”，造出来的斧、锤、凿、刀等铁器特别耐用，属于各国争抢的畅销品。所以赵国占据河北，就有了高科技生财利器。
到了战国后期，炼铁这项高科技项目，已经成为赵国的重要产业，和商税一起维持赵国的国力。
而有了贸易和高科技，赵国发行的货币自然就多了，那些布币和刀币跟着商人流动，形成赵钱流通天下的金融现象。
从考古成果来看，赵国货币是出土最多的，占到春秋战国货币的三分之一，仅仅1963年山西阳高县发现的13000枚货币，赵钱就有24种，而魏国是6种、韩国3种、燕国2种。
可见赵钱是真的多。
得亏战国时期的金融知识不发达，要不然赵国完全可以收铸币税，或者用收紧银根、大水漫灌的方法搞金融危机，削弱其他国家的国力。
以赵国的经济实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但赵国终究失败了，为什么呢？
除了民族问题造成的国内矛盾，赵国的另一个根本危机就是农业。
我们之前说重农抑商的时候说过，农业是古代中国唯一的生产项目，商业是不从事生产的食利行业。
那些不实行“重农抑商”的国家，终究要走上灭亡的道路，只有重视农业生产的国家，才有一步步向前走的希望。
赵国因为贸易、金融和高科技产业发达，不是非常重视农业，不仅从来没有改革农业的生产关系，也很少颁布鼓励农业的法令，自始至终都没有整合起农业资源。
后来赵国彻底躺平了，反正有的是钱，可以买粮买兵嘛，干吗要自力更生搞实业呢？
所以赵国的“农商并重”之路，其实放弃了生产积累的产业，导致食利产业侵占了国家的半壁江山。
而不努力生产的国家，娱乐业往往比较发达，于是赵女成为战国时期的娱乐明星，高级的出入诸侯后宫，低级的就在街头卖艺。
这种国家不管多强大，都是一个大泡沫。
再看秦国，非常重视农业。
“商鞅变法”里的废井田开阡陌、耕战、用粮换爵等法令，都是在鼓励农业生产、打击食利的商业，这才是正儿八经的强国之术。
早在秦惠文王时代，苏秦就说：“（秦国）田肥美，民殷富，战车万乘，奋击百万，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
到了秦始皇发起灭国大战之前，秦国境内“粟如丘山”“秦富天下十倍”，综合国力远远超过以赵国为首的关东六国。
在秦国这种生产力发达的雄国面前，赵国丰厚的商税、交通的发达、发行的货币能坚持几十年，但终究底气不足，迟早要衰落下去的。
《荀子·富国》里说：“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士大夫众则国贫，工商众则国贫。”
说的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当食利者众多的时候，国家必然贫困衰落。重视生产积累，国家才能富裕起来，越走越远。
经过长平之战的毁灭性打击，秦国逐渐蚕食太原、上党等地，钝刀子割肉一样消耗赵国的国力，足足放了几十年的血。
等秦始皇准备妥当，赵国灭亡的时候就到了。
公元前228年，秦军攻破邯郸，赵王迁出城投降。曾经在邯郸生活多年的秦始皇听到消息，亲自去了邯郸，把以前和他有仇怨的人全部坑杀。
赵国公子赵嘉带着几百人，跑到代地自立为王，苟延残喘了几年，于公元前222年被平定辽东的王贲回师，顺手灭了。
走在邯郸街头的秦始皇，不知是否会想起，秦国和赵国的祖先在许多年前是同一个人，只是后代走上不同的道路。
赵国一支离开周天子投奔晋国，然后去偷、去抢、去骗晋国的老同志，一点都不讲武德，和魏氏、韩氏用几百年时间，薅完晋国的羊毛，才被周天子承认既定事实，册封为诸侯。
秦国一支经过短暂的寄人篱下的生活之后，跑到关中自力更生，用几百年血战才打下秦国的基本盘，此后变法、征战、灭国一气呵成，最终完成舜帝“尔后嗣将大出”的预言。
故事的结局，恐怕在秦、赵各奔东西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
因为美好的预言，需要努力奋斗才能争取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