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要晚点二十分钟，我们买票时才知道，只得坐在康沃尔桥车站小候车室的长椅上枯等。室外太阳毒得要命。盛夏的这个星期六一早便沉着脸，而此刻，到了下午三点钟，它更是黏答答地窝进我们怀里，却又一刻也不安分。

除了我和席尔维娅，还有几个人在等这班打匹茨菲尔德开来的火车。一位拿《每日新闻》扇风的黑人女性；一位二十出头，正在读书的年轻女士；还有一位瘦削、晒得黝黑的男人，迷迷糊糊地吸着压根儿就没点燃的烟斗。候车室中央，一个小女孩靠在高高的暖气片上，正依次打量我们，她张着嘴，仿佛从没见过这么些生人。这地方散发着一股熟悉、悦人的气味，木头混着皮革的味道还飘着烟味儿，全国各地的火车站都是这个味儿。售票窗口后面那逼仄的一块地方，电报机间或嗒嗒响上几声，电话铃也响起一两次，站长接起来答了几句，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这样的天气，我们离盖洛斯维尔只有短短的三站地，不过二十二分钟车程，真是万幸。站长说，我们这两张是他卖出的头一份到盖洛斯维尔的票子。我无可无不可地品味着这份小小的殊荣，这时远处传来了火车汽笛声。大伙儿纷纷站起身，然而站长从他的小鸽笼里钻出来，说那不是我们要乘的车，而是十二点四十五自纽约北上的班次。不一会儿，这趟列车就像挟着雷的飓风般呼啸而来，又粗声笨气地停下。站长走上月台，过了一两分钟，他回来了。列车也拖着沉重的身躯重新上路，驶往迦南。

再次听到站长通电话时，我正拆着一包香烟。这一次，他的声音清晰地传了过来。他不断重复一句话：“142次列车的售票员里根已经控制住了上头要找的那位女士。”电话另一头的人似乎听不懂这句话。站长重复一次之后挂断了电话。不知怎的，我觉得他其实也一头雾水。

席尔维娅陷入思索的迷茫眼神，就和她死活想不起把装饰圣诞树的小挂件收到哪个盒子里去了时一模一样。黑人女性、年轻小姐和叼着烟斗的男人都还是原来那副表情，盯着我们的小女孩却不见了。

再过五分钟我们的车怕是也来不了，我于是坐下，开始试着勾勒那位142次列车上的女士，那位售票员里根要盯住的女士，那位上头要找的女士。我挪到席尔维娅耳边，轻声说：“看看你那份列车时刻表上有没有班次。”她从随身包包里拿出时刻表，看了看。“142次，”她说，“十二点四十五从纽约发车。”正是几分钟前开走的那趟车。“那个女人恐怕病了，”席尔维娅说，“他们可能打算给她找个大夫，或让家里人来接她。”

黑人女性瞄了她一眼，那位年轻小姐嘴里的口香糖也忘了嚼，叼烟斗的男人似是毫无所动。我点着一支烟，坐着思忖。“142次列车上的女士，”我最后对席尔维娅说，“发生了什么事都有可能，就是绝对没有生病。”唯一没有盯过来的只有叼烟斗的男人。席尔维娅朝我露出那副“去量量体温吧”的表情，说不出是焦虑多一点，还是愠怒多一点。就在此时，传来一阵汽笛声，我们要乘的那趟车来了，大家纷纷站起身。我俩的包归我拎，席尔维娅则拎着我们摘来的给康奈尔家的那袋四季豆。

列车咣哧咣哧驶进站时，我贴在席尔维娅耳根说：“他一准儿坐在我们附近。不信你看。”“谁？你说谁？”她说。“那个陌生人，”我对她说，“叼着烟斗的那个男人。”

席尔维娅一哂。“他不是什么陌生人，”她说，“他在布里氏公司上班。”我很确定他不是。女人就爱张冠李戴，无论哪个陌生人都会令她们想起那个谁谁谁来。

我们坐定后发现，那个叼烟斗的男人就坐在过道对面，往前数三排的位置。我用下巴指指他。席尔维娅取出放在旅行袋最外侧的书，打开来。“你怎么回事？”她问道。我回应之前先四下打量了一番。坐在我们对面的一男一女昏昏欲睡。我们前排座位上的两位中年妇女正在讨论她们其中一位憩室发炎那次引起的剧烈腹痛。我们身后落座的是一位深色眼睛的苗条姑娘。她独身一人。

“女人的问题，”我这才开口，“在于什么事都爱往疾病上扯。要我说，如果不是杰弗逊夫人想一出是一出，说丈夫发烧了，要他卧床休息，独立日恐怕就是五月十二日，甚至四月十六日了。”

席尔维娅翻到了她读到的那一页。“你这理论我们早讨论几百回了，”她说，“142次列车上的女人怎么就不能是病了？”

很简单。我告诉她。“售票员里根，”我说，“在康沃尔桥下车，和站长说话来着。他说，‘我已经控制住上头要找的那个女人了。’”

席尔维娅插嘴：“他说的是‘女士’。”

我发出那种总是让她气恼的笑声。“售票员张口闭口都是‘女士’。”我辩解，“听我说，要是车上哪个女人生了病，里根会说，‘本次列车上有个女人病了，请通知上头。’实情想必是这样，里根在肯特到康沃尔桥路段发现了上头要找的那个女人。”

席尔维娅摊着书，抬起头来。“也许她上车之前就病了，上头很关切。”席尔维娅说。她看问题还是太表面。

“如果上头知道她在车上，”我耐着性子说，“他们就不会让里根报告有没有找到她，而是在她上车之时就通知里根了。”席尔维娅又开始闷着头读书了。

“咱们别去掺和，”她说，“又不关我们的事。”

我到处翻也没找到我的芝兰口香糖。“这件事可能和每个人息息相关，”我说，“每个爱国者。”

“我懂，我懂，”席尔维娅说，“你觉得她是间谍。好吧，我还是觉得她生病了。”

我不跟她计较。“铁路网内每一位售票员都收到了寻找她的指令，”我说，“里根找到了她。她要见的不会是她的家人，而是联邦调查局。”

“或是物价管理局，”席尔维娅说，“希区柯克那一套不会在纽约、纽黑文或哈特福德上演的。”

我看到售票员从车厢另一头过来。“我要告诉那位售票员，”我说，“142次列车上的里根找到那个女人了。”

“不行，你不许去，”席尔维娅说，“不许你把我们搅和进这团乱子里。再说，他恐怕早知道了。”

这位矮壮结实、银白头发的售票员也不说话，接过我们的车票。他的样子有点像随和版的伊克斯 我直到他走都只字未提142次列车上的女人，席尔维娅僵直的身体这才放松下来。“看他面相就知道他肯定知道马耳他之鹰 藏在哪儿，是不是？”席尔维娅笑着说，有意惹我不爽。

“然而，”我指出，“就在刚才，你亲口说的，他也许早知道142次列车上那个女人的事。如果她只是生病，他们又何必告诉这趟车上的售票员？除非她被捕的消息板上钉钉了，我才能睡得安稳点。”

席尔维娅像没听到我说话一样，埋首在书里。我头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

火车缓缓停下，发出刺耳的声音，列车司闸嚷嚷着：“肯特站！肯特站！”一阵凉意印在我的肩膀上。“哎呀，”坐在我后面的那个女人说，“我的《皇冠》杂志掉到你的座位下面了。”她凑过来，压低的声音异常冷酷。“下车吧，先生。”她说。

“我们要去盖洛斯维尔。”我说。

“您和尊夫人要在这儿下车，先生。”她说。

我去拿放在架子上的行李箱。“你想干什么，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席尔维娅问。

“我们在这儿下车。”我对她说。

“你难道真的疯了？”她说，“这才到肯特。”

“快点儿，姐妹，”那个女人说，“你拿着旅行袋和豆子。你拿那只大包，先生。”

席尔维娅火冒三丈。“我就知道你会害我们卷进来，”她冲我说，“扯着嗓门儿嚷嚷什么间谍不间谍的。”

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间谍是你说的，”我和她讲，“不是我。”

“是你说个没完没了。”席尔维娅说。

“快点儿，下车，你们俩都是。”那个冷酷无情的声音说。

我们下了车。我趁扶席尔维娅下台阶的工夫对她说：“我们知道得太多了。”

“噢，闭嘴吧。”她说。

我们走了没几步，不远处，停着一辆黑色的加长型豪华轿车。驾驶位上是一位大块头的外国人，他长了一对小眼睛，嘴唇透着残忍。一见着我们，他便拉下脸来。“头儿不许任何人过企 。”他说。

“没事的，卡尔。”那个女人说。“进去。”她又对我们说。我们钻进后座。她坐在我们中间，手里握着枪。那是一把镶嵌着宝石的、漂亮的掌心雷。

“爱丽丝还在盖洛斯维尔站等我们呢，”席尔维娅说，“顶着这么大的太阳。”

白杨夹道的车道尽头，是一栋狭长而凌乱的低矮建筑。“别管你们那些包了。”那个女人说。席尔维娅只来得及拿了四季豆和她的书，我们就下了车。两只巨大的獒犬从露台上跳下来狂吠。“走开，玛塔！”那个女人说，“走开，佩德罗！”它们悻悻地走开，却依旧在低狺。

我们被带到一间宽敞、漂亮的客厅，我紧挨着席尔维娅挤到同一张沙发上。一个高大的男人懒洋洋地瘫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里，他眼皮耷拉着，那双黑色眼睛半明半晦，手指修长而灵活。另有一个瘦小的年轻男人靠在我们进来的那扇门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半含的香烟悬悬地粘在下嘴唇上。他面色阴沉，气色也不太好，半睁不睁的小眼睛漠不关心地盯住我们。房间的角落里，一个矮胖、黝黑的男人扳着无线电的表盘玩。那个女人用一支长烟嘴吸着烟，走来走去。

“哟，盖尔，”懒洋洋的男人把声音放得软软的，“是哪阵风把这两位不速之客吹来的？”

盖尔依然踱着步。“珊卓落到他们手里了。”她终于说。

懒洋洋的男人面不改色。“珊卓落到谁手里了，盖尔？”他柔声问。

“142次列车的里根。”盖尔说。

那个矮墩墩的黑脸胖汉弹起来。“埃及一及说杀鸟辣个里根！”他嚷道，“埃及一及说崩掉辣个里根！”

懒洋洋的男人没有看他。“坐下，埃及。”他淡淡地说。矮个儿胖汉坐下来。盖尔接着说。

“这个小王八蛋嘴上没个把门儿的，”她说，“他很精明。”我看向靠在门上的那个男人。

“她说的是你。”席尔维娅说完，笑了一声。

“那婆娘很蠢，”盖尔接着说，“她认为列车上的女士是病了。”

我大笑。“她说的是你。”我对席尔维娅说。

“这小王八蛋满车厢地穷嚷嚷，”盖尔说，“我不得不把他们带回来。”

席尔维娅想起放在腿上的四季豆，开始掰掉豆荚头尾，然后撕下筋络。“哎呀呀，亲爱的女士，”懒洋洋的男人说，“这金是好有家常味道的小发椒呀。”

“啥是发椒？”埃及问。

“是花招。”我对他说。

盖尔捡了张椅子坐下。“派谁做掉他们？”她问。

“弗莱迪。”懒洋洋的男人说。埃及又跳起脚来。

“不行！不行！”他嚷嚷道，“辣个小王瓜蛋不行！上次辣漏、七个银就是辣个小王瓜蛋崩掉的！”

懒洋洋的男人看向他。埃及脸色煞白地坐下来。

“我以为你才是小王八蛋。”席尔维娅说。我冷冷地看着她。

“我想起在哪里见过你了，”我对那个懒洋洋的男人说，“1927年，在萨格勒布。蒂尔登 直落三盘，三个六比零，打得你毫无还手之力。”

那男人眼中闪过一道光。“我想我得亲手崩掉介个男的。”他说。

弗莱迪走过去，递给懒洋洋的男人一把自动式手枪。就在此时，弗莱迪刚刚靠着的门突然被撞开，叼着烟斗的男人冲了进来，喊道：“盖尔！盖尔！盖尔！”……

“盖洛斯维尔！盖洛斯维尔！”列车司闸扯开嗓门儿。席尔维娅晃着我的胳膊。“别哼唧了，”她说，“大家都看着你呢。”我拿了块手帕揩揩额头。“动作快点儿！”席尔维娅说，“这站就停一会儿。”我将几只包拽下来，和她一起下了车。

“四季豆你拿了吗？”我问席尔维娅。

爱丽丝·康奈尔来接我们。开车回她家的路上，席尔维娅就和爱丽丝说起142次列车上的女人。我一声不吭。

“他认为那女人是个间谍。”席尔维娅说。

她们哈哈大笑。“她可能上车后病了，”爱丽丝说，“他们也许给她找了位医生，安排在车站给她看病。”

“我就是这么和他说的。”席尔维娅说。

我点燃一支香烟。“142次列车上的女士，”我坚定地说，“绝对不是生病了。”

“哦，天啊，”席尔维娅说，“又来了。” EmWP1hHIBdfFiA8NC9NSi1BM+u3/2zxr/FPfPkzLQf204t4WmHFe5wIxuhdpMO1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