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身份权威之“名家”立场

对书画艺术品鉴定而言，最值得信任的当然是长期从事业内工作、经验丰富的名家（鉴定家）。许多鉴定家都是年事已高的老专家，德高望重，又有些名家还长期在博物馆工作，见多识广，有足够的权威经验。因此，他们的鉴定大体上是一言九鼎，无可置疑。书画鉴定之学并未构成一门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因此大学里并没有它的地位，而科研院所也基本上不涉这样操作性过强的课题内容。由是，书画鉴定大抵上是博物馆系统一枝独秀。除此之外，“别无分店”。这样的格局，使得书画鉴定中“名家”的身份权威获得了更大的尊崇，又因在博物馆与文物商店中书画文物买卖的业务量较大，实践经验积累空间广阔，日积月累，名家就更见其“名”，也更见其权威了。

但名家之鉴定，却也遇到较明显的瓶颈与尴尬。由于名家身份高贵，又经验丰富，因此长期以来，名家本人习惯于“判真伪”而不习惯于“辨依据”“证理由”。因为“辨依据”“证理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牵涉到许多文史的、形态的、鉴藏史的、著录的种种内容，且有许多真伪一望即可了然，不必多此一举地事事处处皆去找理由，久而久之，则“判真伪”这样的一锤定音，反而是最快速有效而不致枝蔓的办法了。由于“判真伪”是重在结论，而“辨依据”“证理由”重在过程，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把身份权威中的“名家”一派，看作是注重结论的方法的代表：它从“判真伪”出发，对是非有清晰的结论，但对于过程，则能省尽量省却。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由于鉴定名家的权威性与经验的丰富性，这样的“判真伪”重结论的方法也行得通。由于许多名家都在博物馆工作，博物馆是一个相对“内循环”的世界，即使名家的某个“判真伪”的结论有疑，一般也很少会有对立的意见。即使有，也仅限于几个人的小圈子的学术争论（如 1985 年—1986 年全国博物馆书画文物大调查时专家组有不同意见的种种记录）。且在博物馆系统，也不存在明显的利益争执，显然不会酿成重大的“社会事件”。

但在当代中国逐渐开放文物市场之后，利益之争使许多书画文物“外循环”到社会经济领域中去，这种名家以“判真伪”下结论的鉴定方法，便遭遇了很大的困扰。因为简单地下结论而没有论证过程，使它太个人化而缺乏公信力。一遇到强大的经济能量的介入，则必然会惹出是非乃至形成“社会事件”。在这方面，典型的即 1995 年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之案例。

1995 年，浙江国际商品拍卖中心上拍了一件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成交价为 111 万元。画上有谢稚柳先生的题跋，亦有徐邦达先生的题跋。求证于谢老，当然是确真无疑；直到谢老 1997 年去世，夫人陈佩秋先生（也是一代鉴定大家）也认为真画无疑。但此画经北京徐邦达先生眼，却因为谢跋位置不对而指画为假。

谢稚柳与徐邦达，两位均是身份权威意义上的顶级鉴定名家，但两人一判真一判假，相持不下。从鉴定本身来说，必然只有一真，只要谢对则徐必错，只要徐对则谢必错。有如真假美猴王，究竟谁的“判真伪”出了问题？最后，买家向拍卖公司退件，而国家文物局又在 1998 年受最高人民法院的委托，组织 10 多位鉴定家再做鉴定，结论是“一致认为该画是伪作”。

即使此案已尘埃落定，但从鉴定学研究的角度看，其实问题远远没有定案。首先，谢稚柳与徐邦达两位名家的鉴定，仅仅是提出“判真伪”的结论而已，并没有“辨依据”“证理由”的过程与检验。又安知两位中没有一位仅凭经验却看走眼的？又安知两位在“判真伪”过程中没有人为的草率应付之弊？此外，如果不是两位德高望重，换了别人，又安知不会有因为利益关系而故意人是我非？或出于学派不同而坠于意气之争？所有这些都表明，即使是大名鼎鼎的谢稚柳、徐邦达，只要不讲求“辨依据”“证理由”的过程（它背后包含的是理性的力量与科学的态度），仅仅以一个“结论”示人，再有名的名家，也会让我们生疑——只靠“判真伪”的结论至上，倚仗的是鉴定家个人的经验与趣味倾向，它是书画鉴定中的“人治”而不是“法治”。它缺乏“诚信度”与“公信力”，这是有目共睹的。

论身份权威，谢稚柳与徐邦达二位，都具有足够的水准与影响力，但在“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一案中，我们看到了这种身份权威的不可靠。尤其是在当今书画走向市场，名画一件动辄几百万或上千万之时，巨大的利益诱惑与投资行为波及全社会。与自囿于博物馆的深墙大院不同，这种以“名家”的身份权威为依托的传统方法更显出捉襟见肘的困惑来。在今后，这种以身份权威为基础的名家“判真伪”的方式，还会愈见尴尬，越来越无法适应新时代与新形势下书画文物鉴定的需要。 iQO0Q3j8t/wtCy3ozsZDgbyS5dF9Jdsj0KkesMZiU4DMsXxYIXrS9w1ODkQN4C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