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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有机会调到浙江大学工作，迄今已二十多年了。除了在这个综合性大学的平台上调整思维、开拓进取、接受新的人生挑战，为当代高等艺术教育在已经成熟成型的专业院校模式之外，再致力于寻找、确立新的综合性大学办学模式，这些过去未曾想过的新任务新要求，拓宽了我的视野格局和思考范围，让我的责任使命担当意识被极大地激发出来。以文史哲标准来衡量艺术学艺术史研究，还有理工农医各科与生俱来的强烈的、又无所不在的“科技创新”意识，对我原来限于书法篆刻一域的狭窄惯性思维，又是一个极大的、甚至带有根本性的冲击。持久不懈、义无反顾的创新和创造，成为这二十年来在我身上新培养起来的一种人生目标、专业理想和基本素质。
从 1999 年至 2000 年之间开始在浙大创办艺术专业、开始招收本科学生，展开美术专业本科教学之后，勤奋工作，回想起来，大约在如下四个方面创造了有原创价值的创新型成果。
如何定位作为综合性大学的浙江大学新创办的艺术专业？必须先理清思路，提出人无我有的独特性要求。为此，我撰写了第一篇有针对性的二万言长篇研究论文《先“学”后“术”——综合性大学艺术学专业办学新思路》。在研究专业美术学院、音乐学院、电影学院、戏剧学院和舞蹈学院的办学模式后，我发现专业艺术院校都最重视“术”的直接训练并有要在国际或全国顶尖展赛中摘金夺银的要求。从入学考试到毕业展览、毕业演出，必先以“术”定取舍而后再济以“学”，形成一以贯之的“办学模式”，我尝试将之归纳为是“先术后学”的高等艺术教学模式：本科阶段重“术”，其后则转向以“术”带“学”。那么相应地，综合性大学办艺术本科专业，应该追求错位发展而不是照搬照抄。于是，我提出以“先学后术”即掌握系统知识和审美能力为主，再进入技能训练的逆向展开方式。在当时，这是从未有过的新构想，为证明它的可行性，还精心设计了新的“先学后术”式的课程表。
《先“学”后“术”——综合性大学艺术专业办学新模式》论文的发表，引起许多大学同行关注。作为一种全新的高等艺术教育理念，2003 年的《光明日报》为此刊发专访文章，《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04 年第一期全文发表。
严格区分综合性大学中公共艺术课通识课和专业课、校园文化建设（校园学生艺术团队）之间的区别。对公共艺术课，曾组织同事共同为浙大本科生院、研究生院编写过大学生音乐、绘画、戏剧、舞蹈、影视等等的课程模块。它可以被整合为一个横贯四年学期中之前三年的、以审美欣赏与美学分析为主导的艺术综合通识课程，也可独立为各艺术门类的专精公共课程。为此，我撰写了《当代大学公共艺术教育的学术反思、学理检验与学科构建》万言专论，在 2012 年教育部全国第三届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中，还获得教育部颁发的高校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
大学研究所博士硕士的课程安排向来没有一定之规，传统的做法大都是依据导师个人的想法加以取舍，遂导致了课程质量参差不齐、良莠并存的严峻现实，于是有必要对这一层级的教学内容进行适度规范、定出相应标准。如同一个课题内容，本科阶段重点讲什么？硕士阶段提升时作为导师应该强调什么？博士阶段的最高标准在哪里？如何体现？在 2003 年中，我撰写了《从书法本科教学到书法研究生教学——关于大学博士、硕士教学的基本定位》二万言长文，连载于《中国书法》2003 年第 10期和第 11 期。在书法篆刻教育界，对研究生教学作如此的学术展开，有意摆脱教学类论文常见的经验体会式或工作总结式的旧方法，坚决转向学理逻辑研究，这样的尝试还是第一次。
从 2000 年开始的十多年里，以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国美院书法系创立的“大学书法教学法”与“专业课程体系”的获奖成果为基础，转到浙江大学来办美术专业，招收五年制中国书画篆刻本科生，要同时开设“书法”“中国画”“篆刻”三类传统艺术课程，于是亲自动手，在原有的已出版《高等书法教程》基础上，在短短几年之内，新撰写了《篆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篆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2005年），《国画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中国画艺术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2008 年），《书法形式美学的展开——大学书法形式与技巧的专业训练系统》（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推出）。将属于传统艺术的书、画、印三位一体的形式美学和技法分析（而避免停留于历史知识解说），作为大学专业学习主导式的课堂教学展开，可以使大学生以最快速度最高效率进入专业技法训练，从而收事半功倍之效。这在当时，也是十分大胆的、未见前例的创新之举。
其他当然还有一些，比如策划与校级各部门共同协调、建立校园文化建设的体制机制，和合唱团、交响乐团、民乐团等艺术团、书画社的活动策划，这些工作内容很多，不赘。
只有站在当时浙大文艺这一条线的各项工作都以“创新”为指标的学术文化背景之下，才能理解当时我为什么会投入“中国书画鉴定收藏研究”这个于我作为书画篆刻实践中人其实有点陌生隔阂的领域，一发而不可收拾，直到现在仍未有消歇。
2005 年 6 月，浙江大学首次介入书画鉴定这一新领域——成立“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奉潘云鹤校长之命，由我来具体操办。初步的构想，是利用浙大综合性大学多学科交叉的优势，在计算机图形识别、材料化学、物理工学、文科的文史哲、艺术、考古与博物馆学，进行诸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和组合，为当代书画鉴定与收藏在走向巿场、走向大众后产生的迷茫与“人治”式思维，提供一种以“人文”“艺术”“高科技”三位一体的新的参考模式。相对于原有的个人经验和印象式的“人治”方式，它是一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又绝对尊重艺术本体立场上的有制度有程序的“法治”方式：比如，“高科技”作为基础作业，提供前置性的“是”与“不是”的第一轮科学判断。就像就医要先验血、做心电图、做CT、B超、磁共振一样，提供基本的真实数据。而“人文”则是从“文化—文史”角度进行历史性检验：年份、作者身份、斋馆名号、印章印泥、题跋著录、文辞使用、避讳、民俗习惯、应用环境等等，都是据以鉴定检测的重要衡量科目。最后才是“艺术”——技法特征、时代风格、流派、形式、笔墨、画种分类、题材和主题、早期与晚期差别、应酬与精心为之、代表作等等的有理有据的把握、分析与定位。
此后，不断以中心和研究所名义招收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和博士后。十几年来，涉及书画鉴定学、鉴定观念变迁与方法论、古代鉴定史和近百年鉴定史、鉴定与欧美日本的海外书画鉴定收藏、书画作伪史、著名鉴定家研究、鉴藏综合研究等等课题，撰有博士学位论文十数部。形成了具有浙大特色的中国古代书画鉴藏学术成果系列，也形成了一支有序的、有层次的专业科研团队。
从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与收藏研究，对我这个专注于书画篆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人来说既是近亲，其实距离又很远。创作和研究是关注美丑优劣，而鉴定收藏却必须立足于真假对错。后者更是一种科学家性质的工作。对我而言，它的挑战性远远大于近似性。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知识系统、方法论、价值观，完全与以往我所熟悉的大不同。但我对未知的陌生的领域，天性即有一种希望探究、并且依靠自己日积月累的努力，能去占有和征服的冲动。故而校长一声令下，马上就展开落实行动了。
但要说最初的原因，也还是有不少可举可述之处：
少年时代有机会向已故资深老鉴定家谢稚柳、徐邦达、启功、杨仁恺、马承源、王世襄、刘九庵、沙孟海、黄涌泉、余任天多加请益，又蒙精于鉴定的已故前辈收藏家唐云、王个簃、程十发、朱屺瞻、来楚生、钱君匋、刘海粟、林散之、赵朴初诸先生指教。到浙江美院后，又承蒙陆维钊、沙孟海、诸乐三、陆抑非、陆俨少先生多多指点。此份英雄谱中，精鉴定收藏者极多。我在“大匠之门——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展览中撰为札记者已有 50 位。平时耳濡目染，学习接受到前辈们平日交谈中关于鉴定收藏的信息极多。虽然向来致力于诗书画印的创作实践，与鉴定收藏属于两种不同道路，但我对这一领域并不陌生，对不少鉴藏界的掌故逸事也能如数家珍。所以一接到组建“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任务，并无踌躇犹豫，自忖可以很快进入角色。
首先，是 1993 年《文物法》开禁，古书画文物古玩可以进入市场交易，于是文物收藏和鉴定迅速从博物馆的象牙塔走下神坛，进入大众狂欢的时代。一段时间里突然爆发出来的各种利害纠缠，鉴定界也是猝不及防，穷于应对。同为鉴定大师所作出的鉴定结论截然不同，又让藏家不知所从。更有知名鉴定家为高额鉴定费和题跋费而不惜指鹿为马损毁一世英名。种种现象，令人扼腕叹息。而随着巨额财富牟利的诱惑，高科技作伪在瓷器、青铜器、玉器领域中横行无忌，源于乡镇作为产业的各种器物专业作坊的伪赝之物，城市里的古书画、近代书画的作伪一条龙组合，令即使是“术业有专攻”的博物馆鉴定专家也屡屡走眼。还有专业盗墓的猖獗，部分拍卖行的知假卖假，林林总总，层出不穷，形成了今天鉴藏界的生机勃勃但又混乱不堪的局面。张大千《仿石溪山水图》事件、金缕玉衣事件、汉代玉凳事件、冀宝斋事件、越王勾践剑事件、重庆大学博物馆民间捐赠全场假事件，直到最近刚发生的李斯篆书长卷事件——各种荒谬绝伦的伪作赝品，都冠冕堂皇地隆重登场。许多博物馆专家对这种混乱早已灰心丧气：“国宝帮”昂扬，严肃诚实的鉴定家迷茫而无可奈何；价值观颠倒，而利欲熏心成了认知的常态。
如果不主张、不强调书画文物鉴定的科学属性，无法提供种种有效的去伪存真的可操作的鉴定方法程序，是无法改变现状的。也许高校研究院所要承担的，就是这样一种使命。高校重学术，不一定参与具体的浩如烟海的文物书画个案的鉴定，却应该提出清晰的、基于鉴定学理的规则和程序建立的“顶层设计”。
在我已经服务了四十年的中国美术学院，师生们讲创新，但在美术创作领域中，更重视作品创新中的个性和个人风格。当然，既有了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个性，创新自然也就在其中了。而在我服务已二十多年的浙江大学，“创新”“科技创新”几乎是理工农医经管法文史哲共同的绝对目标。尤其是理科工科医科农科，不创新，几乎没有立足之地——文科还会拿出五年前的成果自证功力不凡、积累深厚，理工科比如计算机学科、材料学科以及工业自动化专业等等，半年以前发表的论文可能就“沦为废纸”（一位院士语），即使它也许就知识而言必会迅速被淘汰——无休止的对未知世界探究，造就了大学注重科研的非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气质。利害的盘算应该让位于对真理的永恒追索，尽管现在高校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了，但值得欣慰的是，至少在不远的以往，不计利害，重视“无用之学”，是师生们共同信奉的人生准则与不灭信仰。
当下的书画文物鉴定研究领域里本来亦当如是。但现实却很骨感，合法的、非法的、不择手段的暗箱操弄比比皆是。幸运的是，不管怎么说，却总还有个也许不牵扯甚至回避利益的大学，或许称得上是相对的一方净土。我们的愿望是，借助于综合性大学学科齐全的优势，运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型研究模型，从各个不同角度来为中国书画文物鉴定收藏研究，提供有效的支撑和自证、他证的可能性。进而探索书画文物鉴定的内在科学规律，试图为“鉴定学”学科建设的顶层设计，贡献我们初步的、属于这个时代的思考方案。我们有意使它暂时与市场、交易与经济行为无关，以保持相对纯粹的、旨在充分探寻真理和未知世界的学术风范，以尽大学在社会上应尽的本分和应该扮演的高尚卓越角色。
在这十六年的时间里，我投身于中国古代书画鉴定收藏的研究中，如何对这一领域的健康发展有所作为，有所助推，是始终萦绕在我心头的一道考试题。像拍卖公司、画廊每天所面对的那样，卷入书画市场交易中去，为买进卖出而沉迷纠结于买卖品的具体真伪，一则容易陷入商业利益纷争中去自寻烦恼，二则也不是作为大学置身宝塔尖上从事万物万事之规律学理研究，而尽量超脱世俗纷繁所应持的立场态度。于是，我们为这个“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功能和职责，做了一个纯粹高校研究院所样式的定位：以“学理研究”为着眼点，勾画出书画收藏鉴定研究的规矩、规则、规律、规范之所在。为防无孔不入的各种利益诱惑，严格不涉商业鉴定而只以学术为宗旨。其“样式”，近于张珩、徐森玉、谢稚柳、启功、徐邦达、杨仁恺等一辈鉴定人，“只问真假，不计贵贱”。“真假”是求事实，“贵贱”是利益计算。但我们坚决取前者，把它当学问来做，重点研究鉴藏文化、鉴藏史、鉴藏的学科定位和鉴藏学方法论。
首先付出的第一阶段的努力，是从 2005 年开始，指导了“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的第一篇博士学位论文《近百年书画鉴定方法与观念之转型研究》（2008 年），并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在 2005 年至 2007 年，我们的博士团队与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博士教学团队合作，小试牛刀，完成了“高科技与艺术人文——中国书画鉴定新的综合模式研究：以吴昌硕为个案”的省级课题；又要求鉴定方向的在校博士生，编成《中国书画鉴定研究文萃》20 万字，以之作为资料的前期作业。
第二个努力，是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与杭州日报合作，在新创办的《杭州日报·艺术典藏》中共同编辑“鉴定收藏版”专版。而我在《艺术典藏》中每周必出一鉴定学术内容的专栏文章，专栏名即为《陈振濂谈》。这一合作持续八年（2012 年至 2020 年），共聚鉴定收藏市场拍卖各类文章 420 篇，总量约在 60 万言。
第三个努力，是由我们鉴定研究中心联合各方如杭州日报报业集团、杭州高新区委宣传部，在 2014 年和 2016 连续办了两届“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每届都有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辽宁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甚至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资深鉴定名流十多人作主旨演讲，参会人数在 60 人至 80 人。还出版《鉴藏》学刊第一辑（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 年）。交流学术，发表观点，活跃思想，效果甚好且有品牌效应。2021 年疫情过后，正在筹备召开第三届峰会。
第四个努力，是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持续推出“学术引领拍卖”“我书即文献”理念下的两大学术收藏主题：“盛世国学：中国经典古籍收藏精要”“盛世国学：中国简牍书法史收藏精要”，一是古籍收藏，一是简牍收藏。形成连续两年的收藏专题拍卖作品系列。这样的专题收藏拍卖专场，有史以来还未有前例。作为我长期以来极力倡导的书法新时代理念“阅读书法”之一环的书法札记作品群，竟然是以专题的系列“收藏”研究为范围来展开自己的书法创作，这样的构想和实践，获得了拍卖关注、市场认可的学术与艺术双赢的局面。
第五个努力，是由香港中华书局、集古斋推出《典藏记盛》三卷本（2021 年），为近年来讨论文物、考古、博物馆、画廊、艺术馆、鉴定、收藏、市场、拍卖等等的许多史实，辑佚钩沉、辨伪证真，所举鉴藏人物、朝代、门类、著述、录目、考证，时空跨越古今中外，掌故佚事，兼容并蓄，近 800 页的内容，代表了我和浙江大学“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研究中心”这一机构在鉴藏领域中所做出的贡献：一是进行有力的推广普及，使它成为一个“热点”；二是形成有丰厚积累的学术成果群，以利于今后的可持续发展。
第六个努力，是配合第三届“中国‘收藏·鉴定·市场·拍卖’高峰论坛”的筹备召开，我特意策划了与收藏鉴定关联最密切的两个展览：第一个是“古代中国书画鉴藏史”书法展览，由我实际操作展览与创作作品 50 件。以书法艺术作品形式，简要记录“古代中国书画收藏”的基本内容，第二个是“近百年中国古代书画收藏”书法篆刻展览，由当代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主题性的精心创作，目下已出具各部分目录并作多次调整，以期在今年峰会期间，能有一个兼容古代、近现代两大板块的收藏鉴定史系统内容的书法篆刻作品专题展览。除了笔精墨妙之外，还能为今天我们宏观地把握古今鉴定收藏市场拍卖文化的庞大知识体系，并为其中领袖人物的风范、重大历史事件的涵义、代表性著作论文等等树碑立传。此一努力，现在正在顺利进行中。
以这样一份尽量详细周密的梳理文字，取为背景，来解读本书《证明的力量——当代中国书画文物鉴定的观念与方法研究》的各项内容，又据此见出从 2005 年以来近二十年投身于鉴定收藏领域研究事业之艰难曲折、冷暖自知与大不易，不亦可乎？
2021 年 4 月 23 日
赴台州三门出席“费孝通学术思想论坛”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