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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户时代第一流的文人画家田能村竹田，是我最瞩目的大师级人物。时至明治，文人画也显出烂熟之病态，不比浦上玉堂和田能村竹田，格调既清新，而技巧又极过硬，不愧是能与中国同行相颉颃的大家。
凡文人画家，当然其汉学诗文功底亦极深。藏于宁乐美术馆的《牡丹图》，画风是地道的恽南田风致，细晕漫染，功夫很深，而其上的题款，读来也颇有情致：
唐人有句咏牡丹曰“若教解语当倾国”，此句言其明丽丰艳尽矣。而世有花之能解语动人倾国者实繁，吾辈舍彼取此，瓶头插置，终日对赏，亦复一乐，盖特以其不解语也。
字里行间的潇洒与情调的高致，跃然眼前也。据说，《牡丹图》原是一套组画中的一幅，组画共十三幅，人物、山水、花鸟均备。作于天保二年（1831），田能村竹田自题曰“亦复一乐”，遂引为册名。其后赖山阳再跋有句：“遂夺而为我有，亦复一乐也。”似乎也是地道的中国文人风气。据画史载，田能村竹田（1777—1835）少有志于儒学，后游学京都，入村濑栲亭门，但不喜经史，于诗文也时时在意，时论以为“放荡不羁”。其著作《山中人饶舌》，是日本南画理论中的代表著作。而《竹田庄师友画录》，则广收他与学者、画家们交往的话录笔记。作画则受谷文晁指点，以后则在京阪地方与赖山阳等名士交流。成为文人画一代宗师的条件他都具备：闲散潇逸的个性，卓绝的文才与著作，还有一流的文人画技巧，当然，书法也是一流的。
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与《红楼梦》有什么关系。《山中人饶舌》好像也未载他的这段经历。《红楼梦》最初被传入日本，是在宽政五年（1793）即乾隆五十八年，是由俗称的“南京船”引入长崎的——众所周知，江户时代实行锁国政策，对外交流只限于中国和荷兰，并且只准在长崎一城进行贸易交流。宽永十三年（1636）幕府又允许中国乍浦、泉州、福州即华东、华南地区的贸易船携带其他物品如书籍进入日本。所谓“南京船”，即是从南京、苏州、乍浦、宁波、上海一带载货出航的船队，又称“宁波船”。
宽政五年（1793）末到长崎的“南京船”，其装载物品，当时经营商会的村上家族曾有过记录，至今还保存着。当时船主叫王开泰，携入书籍共七十六种，其中有“《红楼梦》九部十八套”。当时《红楼梦》程甲本出版才两年，九部都是程甲本也有可能。但在前一年冬苏州也已出版了《绣像红楼梦全传》，“南京船”既是从宁、苏、沪一带载货出发，则携带苏州版的《绣像红楼梦全传》是很有可能的。
此后，享和三年（1803）也有两次《红楼梦》携入的记录。都是绣像本，记录上还有两行小附语：“作为见用赠送‘唐方’。”“唐方”即“唐通事”，也就是中国语翻译。这些翻译大都是明末清初避难、亡命日本的中国人后裔，世代沿袭此职，为来航的中国商船提供服务。据说为了纪念自己在国内的出生地，竟有把姓氏改为“彭城”“颍川”等的。“唐话”，则主要是指中国南方方言。从稽古通事到小通事、大通事等，其间也有相当的等级。据说这些中国人后裔久居日本，对中国话，特别是南方方言也有重新学习的需要。但当时没有专门的教材，于是即用小说白话类的名作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作为教材，待到了一定程度，再读《红楼梦》以自习。“见用”即书籍使用学习之谓。比如，在引入《红楼梦》的记录后，又有一行小注“作为见用交与林甚八郎”（见大庭修《持渡书的研究》第 577 页）。这林甚八郎，即当时的“唐通事”无疑。江户时代的长崎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通事”（翻译）有优先接受书籍的特权，这大约是与他们从事的职业需要有关。
“唐通事”只是一个阶层，《红楼梦》的影响不可能不再反映到一般阶层中去。但文献上并无足征查核的内容。田能村竹田的随笔《屠赤琐琐录》卷三有“记《红楼梦》诸事”条，内有关于建筑构造上的两个名词“川（穿）堂”“影壁”出现。田能村竹田于文政九年（1826）第二次赴长崎，并入港向中国贸易船的船主江芸阁求教汉学。此后他在长崎滞住约一年之久，除拜观中国携来的绘画之外，还向“唐通事”即日本居住的中国人后裔译员学习汉语。当时他写给儿子的信中提到，他学习汉语时的教材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和元曲《西厢记》等。
江芸阁出生于苏州，是“南京船”的船主。他哥哥江稼圃则是文人画家，来长崎后所在有名。江芸阁不但经商，诗文风雅亦不逊让。今存有江稼圃画蟹而江芸阁作赞的合作画。田能村竹田向江芸阁学汉诗文，特别是学词。《屠赤琐琐录》所载《红楼梦》诸事，我想应该是田能村竹田在学完《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之后，像翻译通事那样进一步读《红楼梦》的结果，并对第三回的《西江月》二阕，以及“穿堂”“影壁”二词表示疑问时，与江芸阁有过讨论。这在时间上是说得通的。
田能村竹田为一代丹青名手之外，于填词也堪称大家。已故神田喜一郎先生有著作《日本填词史话》，即对田能村竹田大书特书，认为他是振兴词学的一代宗匠。日本填词之风始于平安时代（794—1192）。嵯峨天皇有敕撰《渔歌》，仿唐张志和《渔歌子》，近年出版的《域外词选》亦以此五首嵯峨天皇《渔歌》为卷首。田能村竹田对词有特殊兴味，他学词是从万树《词律》入手，并著有填词入门著作《填词图谱》，于文化三年（1806）出版。而他在长崎之时，还曾把自作词的词集请江芸阁过目，并乞江芸阁作序。这样想来，即使他读《红楼梦》未能尽悉蕴奥，但他既有词学功底，《红楼梦》中引用诗词处又极多，所以他必然比一般“通事”对《红楼梦》这类书卷气极浓的小说更有一种亲近感。而他与江芸阁之间的交往，也足以构成中日文学交流以及书画交流上的一段佳话。在其中，有填词、乞序、学“唐话”，还有《红楼梦》，等等。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红楼梦》在日本的最初效应——说它是最初，是因为长崎是日本的口岸，比起日本内地来，长崎的接受必然在时间上是最初的。而即使限于长崎一地，则在当初日本一般人还读不懂汉文之时，由“唐通事”即翻译先读《红楼梦》，在时间上必然又是一个“最初”。事实上不但在日本是如此，程甲本传入日本是在其出版两年后，而苏州版的《绣像红楼梦全传》更是在问世一年后即进入日本，其传播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惊讶。我想，即使在中国，要从文化中心地域的江南和京师传向边远，恐怕也得费相当岁月，比到长崎更见缓慢亦未可知。
更有趣的是，《红楼梦》进入日本之初竟是作为教科书，特别是作为“唐通事”学习中国南方方言的教材。过去，就有从《红楼梦》中大量出现的山东、南京、苏州方言来判断曹芹或高鹗生平的研究课题。这个方言的因素与作用，竟至还传到东瀛，这实在是始所未料的结果。我真不知道如曹雪芹地下有知，他对自己呕心沥血的著作被当作方言教材使用，会抱有怎样的心情；但我想，这正是比较学的一个原则的具体实施与应验：各取所需，自由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