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灯新话》与早期日本翻案小说《伽婢子》

都贺庭钟是江户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的《英草纸》被称为日本江户“读本之祖”，是直接从中国的“三言”以及晋、唐传奇小说中作翻案转换过来的。而其后编《繁野话》则同样是从“三言”及历代传奇中取材翻案而来。《英草纸》成于宽延二年（1749），如真的是读本之祖，则应当以这个时间作为标志。

但事实上，作为读本出现的，在宽延年间以前已有不少著作。如早在享保年间或更早的宝永年间，日本已经有了冈白斋的《水浒全传译解》、冈岛冠山的《通俗皇明英烈传》。虽然流传还不广，但作为事实已无可置疑。因此，读本之祖的说法，似乎仍有不确之处。可能因为都贺庭钟名声太大，才将这“祖”的名誉归之于他吧？即使是以文言短篇小说论，《英草纸》《繁野话》也不是最早的。这就是说，“三言”进入日本也并非是捷足先登。早在江户之初的文明年间，日本人已读到了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关于《剪灯新话》进入日本的时间已无明确记载，但据日本学者的研究，在禅僧周麟的《翰林葫芦集》卷三中已有七绝诗《读鉴湖夜泛记》。诗曰：

银河刺上鉴湖舟，

月落天孙窃夜游。

又恐虚名满人口，

牛郎今有辟阳侯。

《鉴湖夜泛记》正是《剪灯新话》中的一篇。此诗成于文明十四年秋壬寅，即1482 年，那么在此时《剪灯新话》已进入日本，是无可置疑的了。但这还只是传入而不是翻案，还未经过日本人的改造。到了宽文六年（1666），浅井了意开始对《剪灯新话》进行翻案，署名“瓢水子松云”，书名为《伽婢子》，共十三卷，于是年出版。如果以此推算，比都贺庭钟的《英草纸》《繁野话》也早了八十到一百年。“读本之祖”的说法，理当归浅井了意才是。宽文年间，无名氏又有《读伽婢子》十卷，天和二年（1682）更有《新御伽婢子》六卷出世。元禄五年（1692）浅井了意自己则出其续编《狗张子》七卷，在文人圈中极为流行，这些都早于都贺庭钟，不但如此，《狗张子》作为《伽婢子》的续篇，翻案的对象也正是瞿佑《剪灯新话》的续篇李昌祺的《剪灯余话》，这表明当时文人对中国小说关注的视野已相当开阔了。此后模仿《伽婢子》的续作不断出现，主要有元禄十四年（1701）出版的《御前伽婢子》六卷，宝永元年（1704）出版的《拾遗御伽婢子》七卷等，这些续作也皆早于都贺庭钟的作品约四十年之久。

《伽婢子》系统的翻案之外，则是对中国断狱故事《棠阴比事》的翻案。有庆安四年（1651）译出的《棠阴比事物语》，以及西鹤的《樱阴比事》（元禄二年，1689），还有《镰仓比事》（1708）、《日本桃阴比事》（1709）。此外如《杨贵妃物语》，也是对《开元天宝遗事》《长恨歌传》进行得翻案。这些也都早于都贺庭钟。其后则军谈小说大量出现，如《通俗三国志》《汉楚军谈》《唐太宗军谈》《两汉演义》等等，有的也早于《英草纸》《繁野话》的面世时间。但是很有趣，日本学者的眼光还是盯着都贺庭钟。森罗子在自序其翻案小说时，总算对浅草了意的功绩予以涉及，这已是很不容易的了：

《剪灯新话》及《余话》二部，译成国文则曰《御伽婢子》，而从《古今小说》《今古奇观》《警世通言》《拍案惊奇》四部小说中拔萃撷英，则成《英草纸》《繁野话》两书。此三篇书（按指《御伽婢子》《英草纸》《繁野话》三种书）实为《御伽册子》所出之源。其文字之妙，每见如新。入人之手，读之不觉其饱。予近效彼书，亦书缀荒唐寓言，表题拍掌奇谈，并请于南总馆主人曰：此书倘得上梓，则我可得价以润囊橐，人则可得珍书以助谈柄，岂不两便……

毫无疑问，森罗子已注意到了浅井了意的价值，但在当时是很少有人得知这一重要事实的。

《剪灯新话》及《剪灯余话》在日本的译本，则有如下几种——译本不比翻案，不用创作，也不必改名换姓，所碰到的只是个语言问题；像《剪灯新话》这样的文字，有相当的书卷气，并非一般市井俗文学全是白话，翻译当然有相当难度。故当时采用的方法不是原译，而是句释——今依年次罗列如下：

有趣的是，只是在江户前期刊出过《剪灯新话》及《余话》，此后直至幕末甚至明治时期，翻译、翻案、创作的小说几百数，却再也未见它的踪影，似乎日本士林转瞬间即失去了对它的热情。以后则是军谈小说、市井笑话，以及各种冠名“通俗”的小说译本的世界了。明治以来，还是出刊过两种《剪灯新话》的，一是绘本，一是评释，见如下：

但到了此时，恐怕已没有什么人注意这部曾经有极大影响的小说了。之所以会如此，恐怕是因为《剪灯新话》及《余话》所述虽是才子佳人故事，但文风相当华美而用典独多，这样的文字显然是不够大众化，而对异国的日本而言则是更难把握的。倘若没有浅井了意的翻案，使它更日本化一些，仅凭原著，则可能知者更鲜。而都贺庭钟以“三言”为底本作翻案，则要有利得多。“三言”文字本身就更接近市井文学，通畅易懂，有一般汉学程度的人都能读得下来，再加翻案，当然极易普及流行开来了。于此可见，一国的文学在他国能有多大的接受程度，恐怕也还是取决于本身的传播能力，包括思路、语汇、技巧与背景等。《剪灯新话》与“三言”在日本的不同处境，即很明显地证明了这一原则。

对《剪灯新话》类型的短篇小说传入日本的种种研究，在日本学术界也已有许多成果。如《剪灯新话对东亚近代文学的影响》（久保天随著），即以《剪灯新话》在日本、朝鲜与中国的情况作对比考证，极有水平。《剪灯新话的舶载年代》（泽田瑞穗著），对此书在日本早期江户文学中产生影响的时间上也提供了极宝贵的佐证。这些，都是不可不提及的。

少时正逢浩劫，无书可读，偶得 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的《剪灯新话》，埋头其间将三月，不但心醉于其故事曲折有趣，有些精彩文辞几乎还可以背下来。可以说，《剪灯新话》是我涉足古典小说领域的第一个引路者，迄今还对“前言”中介绍此书在朝鲜、日本有影响的记载有依稀印象，但当时并未从事此种研究，以后从事日本书画、文学研究，才开始留意起有关《剪灯新话》的资料来。客居东国，书斋草成此篇，也算是聊寄一缕过去的情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