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是个近代的概念。日本古代没有小说一词,只有“读本”。中国的“演义章回体”过去也不称小说。过去有追溯日本小说历史的学者曾经发现:日本上古时代并无小说。但在遣唐使时代,日本人就已经开始接触到中国的所谓“小说”。
从文献上看,曾作为遣唐使团少录的《万叶集》作者之一的山上忆良(660—733),在他去世前曾作有《沉疴自哀文》(见《万叶集》卷五),其中已有“《游仙窟》曰:九泉下人一钱不值”的文句。《游仙窟》是唐张文成所作,以之推断,此书应随遣唐使一起携回日本,并在日本开始产生影响。山上忆良以后约五十年,另一位《万叶集》作者大伴家持(?—785)则将《游仙窟》中文句翻案成和歌数十首——见《赠坂上大娘歌十五首》(《万叶集》卷四)。入平安朝以后,嵯峨天皇时亦已有人译出《游仙窟》,并于庆安五年(1652)出版。还有文保三年(1319)文章生英房的序。这些都表明,在早期中国文学传入日本时,作为小说的《游仙窟》,与李峤、白居易的作品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当然,当时的中国小说不止《游仙窟》一篇。在平安王朝时代日本人读到的中国小说,依宽平年间(889—897)藤原佐世所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有如下十四种:
但似乎这些小说并未对日本文学产生很大影响。至少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平安时代,我们看不到一个以小说为中心的文学潮流的存在。从比较学意义上说,它显然缺少应有的反馈。
镰仓初期,翻译中国小说史传的风气并不稍歇。目下所知的《唐物语》一卷,可谓是翻译小说之祖。所收二十七则,分别是从《晋书》《白氏文集》《琵琶行》《左传》《史记》《文选》《本事诗》《西京杂记》《列仙传》《幽明录》《博物志》《前后汉书》《汉武内传》《长恨歌传》《韩非子》《说苑》《烈女传》中抄录出的,内容则几乎都是男女爱情方面的。至于地道的成篇小说的翻译,则当推室町时代天正年间作者不详的《李娃物语》。这是唐白行简《李娃传》的翻案文学,恐怕当为日本对中国小说作翻案的鼻祖。而其次的《奇异杂谈录》六卷,则在卷五、卷六中标明是从新渡来的《剪灯新话》中取出原始素材,即从此书的《金凤钗记》《牡丹灯记》《申阳洞记》中取出的内容翻案而成。在日本文学史上,瞿佑《剪灯新话》是最有影响的一部书,从室町时代即被注目,从时间上推算,恐怕亦是最早的了。至于江户初期,则以翻刻朝鲜的《剪灯新话句解》和李昌祺《剪灯余话》为木活字本,于庆长年间出刊为代表,自然也是中国小说作用于日本文坛的一个好例。
江户以降,对中国小说的受容,则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以元禄、享保时期为中心,以文言为基调,由于历史动乱而对中国的演义小说和长篇史述进行翻译与翻案。这一时期“唐话学”即中国语学尚未展开,对白话小说有解读能力的人极少,因此是以文言翻译为主,尚未形成纯粹的读本及小说体系。它应该是个准备期。
(二)宽延二年直到宽政、享和年间,以读本嚆矢《英草纸》为前导,兴起了“读本”热。具体而言,则是以中国小说为基调稍加改造与译介,作者都是学问中人,但以小说为余技,其中如都贺庭钟、上田秋成、森岛中良等,都是一代俊彦。但相比之下,他们的小说以短篇白话小说为主,与前一时期的演义长篇文言的倾向显然不同。
(三)从宽政、享和年间直到幕末,对中国小说的翻译、翻案趋向职业化,读本大量产生,读者人数也飞速增长,作品风格也走向大众化、庶民化。代表作家是泷泽马琴。当然,此时的读本也以长篇小说为主流。如文化年间对中国《二度梅全传》《金石像全传》《平山冷燕》等才子佳人小说的故事进行翻案,敷衍成日本式的长篇小说即是一例。马琴的《八犬传》参照《水浒传》,《椿说弓张月》参照《狄青演义》等等,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四)幕末至明治初,《八犬传》式的长篇小说读本渐渐为新式的近代小说所取代。以吸收中国文学影响为主的读本形式宣告终了,坪内逍遥在《小说神髓》中对《八犬传》进行否定;而寺田露伴则对《八犬传》中的时代风云进行写实表现的意图进行肯定,无不显示出近代文学家对读本长篇小说的反省与检讨。
在这几百年之间,被纳入日本文学家视野的中国小说,从唐代传奇篇开始,直到明清短篇、长篇小说,其内容极为丰富,大抵可以构成几个方面的研究专题:
小说不同于诗歌。诗歌的语言规范约束力太强,以汉文字为基础的诗赋,一旦移入日本,很少有可能完全融入日本的各个文化层。因此无论日本的诗人有多优秀,只要他吟的是诗,则它的优劣取舍,必然是以中国诗赋的固定标准为取舍的。因此,中国诗赋不但很难与日本的汉诗构成对等的交流与转换,中国、日本的诗赋也很难与英美诗歌构成同样的交流与转换。但小说却是扎根于庶民生活,扎根于社会与历史的,中国小说进入日本,必然面临着一个能否为日本社会所接纳,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接纳的问题。倘若不具备接纳的条件,那它自然就会被淘汰;倘若被接纳,则其间的形式、技巧、观念、文化心理方面的种种研究的可能性,足以构成一个广阔的思维空间。我以为这正是从事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易于取小说而不易取诗赋的一个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