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薛俊《日本国考略》与它的朝鲜刊本

一谈起对日本的研究，我们总会想起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清末民初之时，这部书对于我们了解日本文化以及维新富强之由，曾经起到了一个航标灯的作用。

但最早对日本进行全面研究的，却还不是黄遵宪。事实上，不但在唐宋等历朝正史中对日本作为国家都有长短详略不同的记载（虽然作为史志，它们大抵只是梳理出一个大端而已），就是在明代中叶抗倭时，中国学者也有一些关于日本的私家著作。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明薛俊的《日本国考略》。可以说，它是比黄遵宪《日本国志》早上数百年的开启性研究成果。其研究水平决计不下于黄遵宪，只不过在当时的实际社会效应未必有这么大罢了。《日本国考略》共分以下十九项：

（1）日本地理图；（2）沿革略；（3）疆域略；（4）州郡略；

（5）属国略；（6）山川略；（7）土产略；（8）世纪略；

（9）户口略；（10）制度略；（11）风俗略；（12）朝贡略；

（13）贡物略；（14）寇边略；（15）文词略；（16）寄语略；

（17）评议略；（18）上当道书略；（19）防御略。

卷首有一序，署曰“嘉靖癸未岁秋孟月吉旦文林郎知定海县事闽人郑余庆”，序题曰“日本国考略引”。此书共刊过两次，重刊本则增加了一略“国朝贡变略”，又加了一个序“重刊日本考略序”，署名为“嘉靖庚寅季夏吉日文林郎知定海县事金陵王文光”。从项目中有“寇边略”“防御略”“上当道书略”可以看出，薛俊此书的著述与倭寇扰边有很大关系——他是以为官府出谋划策防止倭寇侵犯的目的而著此书的。

从“沿革略”到“朝贡略”，只是引用历朝正史中的“倭人传”而加以改写、扩展的；而“日本地理图”，据日本专家推断，是在中国的最早的日本地图。“寄语略”则是对日本语作汉语译音，对日本国语学者而言，也是值得注意的好史料。可以说，薛俊的《日本国考略》具有充分的学术意义。本书的初刊本于嘉靖癸未二年面世，当时正是大内船与细川船的遣明使在宁波发生激烈冲突并引起纷乱之后，明廷震动，薛俊的著书，显然是出于此一直接刺激。而重版的王文光序，则更是点出防倭的直接目的，序中有云：

日本即倭奴也，其狙不情尤甚，镇边重臣咸以备倭为名，可见也。

这更是直接提出了“倭奴”“备倭”的概念。从时间上看，薛俊的《日本国考略》的刊出是明中叶以来最早的一部专著。嘉靖二年时，倭变才刚刚出现，重刊则是嘉靖九年，重刊如此之快，亦表明当时明廷对日本的注意力正在持续增强，而集中表现为对倭寇的警戒力的不断上升。终明一代，倭寇之变似乎一直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初在海防边沿互相攻占，以后则要到调名将戚继光总镇抗倭，亦可见对抗倭事业的重视程度。薛俊此书之后，则有《筹海图编》《日本一鉴》《日本风土记》《海防纂要》等相继而出，无论是出于军事目的还是出于文化目的，可以说无不受到薛俊的影响。不但如此，就是后世的日本史学家纂史，也无不受《日本国考略》的影响并时见引用书中文字。如尾崎雅嘉《续异称日本传》、林恕《国史外考》、山本北山《日本外志》等，均可视为受此影响的事例。关于这一点，史学家福岛邦道已有很好的研究分析，不赘。

薛俊《日本国考略》的另外值得一提之处，是它有朝鲜刊本。朝鲜刊本是据重刊本再作印行的。嘉靖乙丑（1565），铃平府院君尹溉作跋文，其中提到：尹溉本人是从出使北京的友人处看到薛俊的《日本国考略》，认为对日本的情况记载详细，并把此书与朝鲜礼曹所藏的《海东诸国记》相比较，以为《考略》之详尽远胜《诸国记》。特别是其中的“评议略”“防御略”，不但对中国有直接作用，而且对朝鲜也提供了极珍贵的、不可不知的事实，对于朝鲜防倭也有积极作用。故而尹溉是出于为朝鲜提供防倭资料的目的而刊行此书的。在中世纪以后，倭寇之害波及朝鲜和中国元、明朝的沿岸一带，因此在朝鲜和元、明史上是很重大的史实。由朝鲜半岛沿岸，入渤海、黄海并波及江浙、广东、福建，可以说是个大的军事圈，是则朝鲜之需要防倭，并不逊于中国。《海东诸国记》是朝鲜领议政申叔舟于文明三年（1471）奉国王成宗之命而撰写的。申叔舟是朝廷中的亲日派，对推进朝、日亲善外交不遗余力，《海东诸国记》自然也就有了绝对的权威性。但尹溉将之与《日本国考略》作比较之后，认定《日本国考略》更具有价值，显然表明薛俊的调查、学术研究能力以及著作应用价值等方面更有优势。于是，中国人的关于日本的研究，也名正言顺地进入朝鲜——有朝鲜刊本的记录，有史以来，恐怕也是屈指可数的吧！即使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似乎也未闻有什么朝鲜刊本，我想没有倭乱的时代背景，就不会有《日本国考略》的朝鲜刊本。但倘没有倭乱，则连这本书的著述也变得不复可能。到了黄遵宪时代，自然就不再具备这等条件了。

朝鲜夹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因此凡外交上的举动，必然会以中国或日本作为主要参照。在以前，申叔舟的《海东诸国记》，是与日本最早的外交史书——瑞溪周凤著《善邻国宝记》（它是以佛教外交往来为中心的外交文书集）的朝鲜刊本作共同参照使用的。但《善邻国宝记》只是文书收录，并非社会文化情况的介绍——因为日本幕府时代的外交事务咨询，大都是身居丛林的五山学问僧，他们当然习惯于以佛教为中心构建自己的外交观。朝鲜朝野既无法摆脱这一传统格局，一旦发现薛俊的《日本国考略》是一部更完整的外交工具书，当然是一见倾心，于是转移视线，开始以中国学者的研究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和对外交往。这样看来，薛俊的《日本国考略》，不但对明代防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且对朝鲜防倭，似乎其价值也未可小觑。也就是说，它的价值不仅仅是中、日文化和社会、政治交流立场上的，它也是贯穿了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国家，并以倭寇问题为中心而展开的。《日本国考略》在中国的影响毋庸置疑，在举国上下皆为倭乱而伤脑筋之际，它的出现无疑是十分及时的。《日本国考略》在日本的成功也是有目共睹的；江户时代的日本，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之内，引起了对《日本国考略》的关心与学习。而它在朝鲜的影响，则以有朝鲜刊本而足可为证。或许正可以说，即使是由尹溉刊行的朝鲜刊本，其作用也不仅仅限于朝鲜本身。《日本国考略》的朝鲜刊本曾流入日本，并为日本宽政改革的中心人物松平定信所收藏。松平定信为白河藩主松平定邦养子，以后则移封于桑名藩，在书上并钤有自己的藏书印。这一切都表明，日本上层人物对朝鲜刊《日本国考略》也曾予以相当的关心，朝鲜刊本不仅在朝鲜一域有作用而已。不但如此，松平定信藏本中有“立教馆图书印”朱文印，知此书曾藏于桑名藩的藩校图书馆。据常理推测，阅览此书者，其范围则当更不止大名藩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