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李峤与日本的关系

在十年前翻译《日本书法史》之时，即对嵯峨天皇《李峤诗残简》的文字内容极感兴趣。李峤在中国唐代诗上并没有什么显眼的地位，嵯峨天皇选取他的作品作书，其中似乎包含了一些什么内容。随即在三年以后我著《东瀛书论》时又对这一问题产生探讨的兴趣。我当时把它归结为两国文学交流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因为日本当时仰慕中国文学的先进，而日本本国文学又都处在筚路蓝缕的初步阶段，因此选取中国文学对象作引进时，当然是选取最精致的、最能见出中国文学如诗的形式美体现得最充分的特征所在的对象。这样一来，被中国推为诗圣、诗仙的李白、杜甫未必能获宠，而像李峤那种咏物、应制诗却最有可能被日本人所激赏。因为这种精巧玲珑的咏物诗，无论在遣词造句，还是排比对偶方面，常常是最精到的——有如汉赋与元曲相比，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汉赋更具有典型性一样。贵族上层是以精巧为尚，而民间则以通达易学为准。老妪能解的白居易诗，和排比精巧的李峤诗，正构成了这样的对应。

但这是我几年前的结论。来日本以后，对于《李峤诗残简》的注意须臾未曾放过。而在翻阅了一些参考资料，又对李峤作了充分了解之后，我对过去的结论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首先是李峤本人的身份，对其诗传入日本可能有相当的影响。李峤字巨山，武后之世即起家，于中宗时为中书令，并被封为赵国公。这一时期是他仕途最得意之际。唐睿宗即位，李峤被黜，外放怀州刺史，历任外郡官至唐玄宗开元三年卒，时年七十。《新唐书》《旧唐书》本传皆指出他有两个方面的形象：一是地位绝高的政治家，另一是“文章之宿老”，是当时有地位的文学家。我想李白、杜甫等人无其地位之高，因此不太会被日本来朝的遣唐使所注目，最多只能限于民间个人交流而已；而当时宰执大臣亦有不少，却缺乏文誉诗名，因此对怀抱文学目的的遣唐使团中人也缺少吸引力。李峤兼有二者，宜其捷足先登也。

《李峤杂咏》又名《李峤百廿咏》，是五言律诗的咏物诗集，《新唐书·艺文志》录载。这是以十二部诗题，每部含诗十首的大型系列诗作。据说列十二目是对应于十二个月，每目十篇则是对应于每一旬日，取其数字整饬之意。因为都是咏物，故称百廿咏，亦有取其多而称“百咏”者，均属同义。

《李峤百廿咏》早在唐代即受到时人重视。李峤死后不数年的唐玄宗天宝六年（747），张庭芳已对百咏诗进行注释，注释中包含了许多用典的说明；而在宋初，李昉奉宋太宗敕所编《文苑英华》，亦采录李峤百廿咏中的四十首入典。这可以说是《李峤百廿咏》在当时受欢迎的主要佐证。而唐代流行的百廿咏之传入日本，除遣唐使本人的努力之外，当然也与日本国内的文学态势有关。当时日本上层贵族对六朝咏物诗如“咏……”的诗风诗式已有了解，只是大都限于单题，未如李峤那样成系列而已。而且学者也已指出，嵯峨天皇所书的《李峤百廿咏》，无论如何说也是对日本平安文学予以重大影响的事实。这种影响，并不是《文选》文风和白居易诗风的影响所能取代的。它们是三个不同的影响进程。

《李峤百咏诗》传入日本的确切年代已不可考。但藤原佐世撰《日本国在见书目录》中已有“李乔百廿咏一卷”，可见至少在宽平以前（889—898）即已有此诗流行。而嵯峨天皇既有《李峤诗残简》墨迹传世，当然更足证它在平安初已被传入日本。现代学者神田喜一郎《李峤百咏杂考》（1949）则指出在宽治八年（1094）古籍《中右记》中已见到关于李峤《杂咏诗》张庭芳注的记载。以《张庭芳百咏注》的序是写于天宝六年（日本天平十九年，747），当时日本停止遣唐使派遣，那么早期流行的应该是《李峤杂咏》本文。而《张庭芳百咏注》的传入日本，恐怕应该迟至唐末宋初。但在平安末期，日本汉籍中仿张庭芳注百咏之例，成《和汉朗咏集私注》《白氏新乐府略意》以及类书《幼学指南抄》等，其中有的直引《张庭芳百咏注》的典故出处。这样看来，《张庭芳百咏注》的传入时间，似乎又不止限于唐末宋初了，此中差距，恐怕至今尚未有一个很好的解说。

盛唐正处在五言律诗向七言律诗的转变期。受其影响，日本平安初期的文学风气也一如唐朝，平安初有《敕撰三汉诗集》，即已是七言律诗为主的格局。因此《李峤百咏诗》这样的五言律，显然已是过时了，作为作诗楷范，恐怕于理未通。我想它应该是以精巧玲珑、密丽秀媚的风格，在修辞上、用典上成为日本诗人向往的境界。即如《张庭芳百咏注》传入日本，应该也是作为诗学用典、学习修辞的某种依据或参照。很显然，对日本文化人来说，学习复杂的中国古诗用典并非唾手可得，是需要一些工具书或有针对性的参考书作为支持的。

《李峤百咏诗》与《张庭芳百咏注》固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刺激了日本汉文学的自我完善，但它毕竟是过去了的文学形式（又是异国形式），对偶工整、刻画精细的汉诗，首先取决于汉文字的单音节特点，而这种优势，与日本的表音假名相比显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因此，汉文、汉字的应用相对于日本文化生活而言，总也难以贴切与圆融。除非单学汉诗，倘以汉诗而与日本假名配合，显然有无法逾越的障碍，关于这一点，过去曾在《空间诗学导论》中作过细致的语言、文字等文学物质媒介方面的比较。我以为日本文学对李峤诗的引进与吸收，也不出这个限定。因此，《李峤百咏诗》在日本文学中必然是个“匆匆过客”。室町时期，日本已有《百咏和歌》出现，《李峤百咏诗》则逐渐消失，正是由于这种限定的作用。但到了这时，百咏诗被取代，作为一个具体代价，反而换来李峤作为诗人象征的新的比较文化含义，这又是始料未及的。古活字本《太平记》卷十二“大内里造营事附圣庙御事”条即有一段叙说，把菅原道真指为“风月之主”“文章之祖”。其中有一段话：

同年三月二十六日，延喜帝尚在春宫御座，召菅少将（即菅原道真）。曰：“汉朝李峤一夜能作诗百首，汝盍如其才，一时作诗十首，以备天览。”菅少将得赐十题，半时即作诗十首以呈。

文中的汉即是唐，非如我们中国史概念中的汉唐之分。对日本这样的外国而言，汉人即唐人。而“一时”之说，亦是指一小时或一个时辰，是个具体的时间界定。这样，李峤一夜成诗百首，而菅原道真则半时成诗十首，似乎是菅原道真诗才更胜于李峤，这当然只是《太平记》的记载，且以数量定优劣，本也是比较幼稚的说法。但我想，以李峤作为一个参照对象，作为日本当时朝野的文化意识，恐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近世以来，消失已久的《李峤百咏诗》由于舶来的《全唐诗》所载而再次引起文人们的兴趣。正德三年（1713），《和李峤百二十咏》《李峤咏物诗解》均纷纷登场，据说野村篁园还专有细密注释之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