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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因为专攻书法篆刻艺术，又逢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机遇，尤其是在1984 年，中国领导人胡耀邦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中日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于是就想到要学习日语以便今后在中日书法交流方面可以畅通无阻。故而在浙江美术学院读研究生时，首先想到的是要上日语课，把它作为专业课之外最重要的文化课来对待。语言是工具，没有它寸步难行。也正是在研究生行将毕业之际，我计划中的日本书法研究已经启动和展开。翻译《日本书法史》虽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但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掌握知识系统的前提。我毕业后有幸留校工作，有了一段十几年稳定的学术研究环境，也就是从那时开始，对日本书法兼及日本画、日本篆刻、日本书法教育史、创作史、教育史进行系统研究，便成了我二三十岁初进学术圈时一个最重要的长期学术目标。
其后，一系列关于日本的成果纷纷推出。粗略算来，约有如下近十种：
《日本书法史》（译），上海书画出版社 1985
《日本书法通鉴》，河南美术出版社 1989
《现代日本书法大典》，河南美术出版社 2000
《中日书法艺术比较》，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近代中日绘画交流史比较研究》，安徽美术出版社 2000
《日本书法篆刻史话》，无锡书法艺专 1987
《日本书法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中日书法名家作品精鉴》（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中日书法作品汇观》（主编），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6
其他当代中国和日本名家书法作品的汇集，也各有数种。
直到目前，这批改革开放之初十多年积聚起来的，以中国书法研究为背景的，针对“他者”的成果，在我的研究框架中仍然是迄今为止学术界体量最大，从现象事实研究上升为比较文化研究的完整的学术体系式内容。它的存在意义，应该有如下三点：
一、过去因为中国是书法艺术发生发展的母体母国而日本是获取和承传的一方，因此日本顺向研究中国书法的艺术家学者数以千计；但中国书法界却未有逆向研究日本书法的学者出现。现在借助于改革开放，我们试图努力成为第一代学有专攻的日本书法研究专家，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二、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看日本书法，对它进行学术分析与思考；以中国特色、中国视野、中国思维为出发点，创立不同于日本书法研究家已有看法观点的新的日本书法发展研究“三系四段说”，提出充分的学理依据，并为日本同行所接受，这又是有史以来第一次。
三、提出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日本书法通鉴》（古代）、和《现代日本书法大典》（现代）皆为 700—900 页的大厚图册，为改革开放后书法艺术飞速发展提供了视觉图像参照。许多日本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书法经典之作，非常强烈地影响着中国书法界正在苦苦寻求未来方式的创作家和学者们。比如，形成了正面受到垂直影响的大部分中国“现代派书法”作品，和反面为避免雷而同另起炉灶的中国“学院派书法”作品，以及旁置而不求同的中国“古典派书法”作品。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书法界的发展，无论是顺接、逆续或旁参，其实都是对日本书法有过了解之后的逻辑结果。而这批系统的大体量的对日本书法的介绍、引进与研究参考，正是在合适的，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时间空间契合下，起到了积极的不可或缺的“比较基”的作用——它至少告诉并持续追问我们，别人都已经这样干了，我们应该怎么干？应该怎样吸收参照？又应该怎么避免同质化？
1991—1992 年，我受国家委派，奉命赴日本讲学一年，课余不断辗转往还于东京神田街神保町古书街那上百间“古本屋”（即旧书店），大梅梅田古本町几十间“古本屋”，还有京都、奈良、神户、名古屋。除了关注日本书法篆刻与“日展”美术绘画的发展情况，忽然起了一个念头：书法篆刻绘画的形而下的具体项目，本来只是一些表面的现象；更根本的、更拥有支配因素的，却应该是一种“意识”和价值观、艺术观的选择。比如创建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及由此带来的从物质到精神各个层面天翻地覆的变化；比如展览，尤其是公募展、社团组织展，作为专业平台在社会文化立场上的含义与价值；比如日本文学，从古代日本汉文学转向现代日本文学，而汉诗文仍然在书画篆刻界，甚至在明治、大正政界的大臣阁僚中流行；比如江户时代文人水墨山水画从专业主项目转为日展映照下的业余爱好；比如日本访书和传播魏碑的杨守敬的矛盾角色；比如冈仓天心、小山正太郎关于“书法是否艺术”的争论；比如林忠正与费诺罗莎、外山正一和森鸥外的日本美术大论战；比如日本浮世绘与法国印象派；比如西域考古中的日本大谷探险队；比如日本“博物馆”群和“美术馆”热；比如日本书法与美术向欧美传播与发展；比如明治、大正时期中日文人之间因语言不通所釆取的“笔谈”形式；比如西泠印社、兰亭会、寿苏会、赤壁会与日本名士交流；比如明治访华书法家与去日本的中国书画家；比如江户末期到明治前后日本翻译《红楼梦》《剪灯新话》《通俗三囯志》；比如东京、大阪、京都、奈良、镰仓的博物馆以及伦敦、巴黎、波士顿的部分藏品目录；各种在书画篆刻来看是外围，但却深深作用于日本同行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的明显痕迹，对我们而言，可能这些“外围”比内核更说明问题也更有学术证明价值。
最有意思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中国还没有大面积普及推广电脑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日本也只是向社会各界推广了类似文字处理机的最初级的“电脑”，用以作文字处理（如从手写转向打字、排版处理文件）；“网络”还只是在各机构办公内部、各处室之间循环，而完全没有互联网传递的概念。但我出于好奇，竟撰有《文字电脑与书法危机》一文，引用日本《书道美术新闻》1991 年 5 月 18 日第一版通栏《检验文字处理机的毛笔书体》，列举了日本电气、东芝、富士通、卡西欧、三洋、索尼、日立、松下等共十家公司，以“天地玄黄”“永和九年”为内容设计的毛笔书法字体类型，并举办“文字处理机电脑书法竞赛”，从而预言书法（社会应用文字书写）终将被电脑技术取代，呼吁书家要做好准备。于是我针对此现象曾经有过发问：书法会出现危机吗？
这是三十年前的发问。当时还没有普及遍至无孔不入的互联网和手机移动互联网，所以见识不广、思路狭窄，并无充沛的想象力。时至今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已经远远超越了世纪之交互联网初期的信息传递的社会功能，更超越了三十年前文字处理机（电脑）的低水平。但回过头去看这当年记录在案的学术札记，我还是感慨万千。时替风移，真是恍若隔世：如此区区一篇文字，竟见证了三十年来电脑科技发展的沧桑变迁，于我而言，也是具有难得的特殊含义了。
这样的例子一多，学术史就显示出其价值来。每个有价值有作为的学者，其实在一定程度上，都在“续写学术史”。于是，我也就有了这部 40 多万言的读书札记。我记得当时确定的撰写目的，并非仅仅聚焦于书法绘画篆刻专业艺术领域，而是不断发掘其周边的文史交流的史实内容，以便为作为“美术”的书法绘画篆刻的日本近代形态和它对中国书法绘画篆刻艺术的近代定位定性提供有益的史事支撑和思想启发。而本书因其牵涉多类论题，提取主题也有多方丰富的斟酌考虑，在我的许多著作中，也有着明显的与众不同的另类特色。
书成后，原拟名为《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非常直接。又衔接于我一直在专注的“比较文学”“比较艺术学/比较书法学/比较美术学”领域。但从 1992 年返国后，一直忙于其他如“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书法学”学科研究等等，此稿搁置十年多，直到 2006 年，才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正式整理出版。按照编辑的建议，为有助于发行，又加了个更醒目的书名。“维新：近代日本艺术观念的变迁——近代中日艺术史实比较研究”——“比较研究”是定性，而“维新”和“观念变迁”却是点题。
本书撰写的首要目的，是在书法绘画篆刻本体之外的文化史和社会史、制度史、国别史立场上，再构建出一个新的中、日之间的对比渠道。它本身是属于事实，即具体物质现象的，但它又是指向抽象观念和思维的。关注书法绘画篆刻史，仅仅靠“在商言商”式的就事论事，眼光狭隘、知识贫乏，缺乏逻辑思维和想象力，找不到书画篆刻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这样的日本现象即使罗列得再详细，于我们中国学术界仍然并没有太大关系，反而会坠入或隔靴搔痒，或漠然无关痛痒的尴尬中，起不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因此，打开观察视野和研究视野的关键在于两点：
（一）讨论日本，必须有一个隐性的中国立场。须具备跨越国界、兼容文化的思想方法，方能既包容万象又有一个潜性的主体在。
（二）讨论书画篆刻艺术，必须引入和参照 1.社会，2.制度，3.跨国度跨语言文字的日中、日美、日德交流，4.近世江户时代的文艺传统，5.“艺术”观念的产生与嬗变，6.博物馆收藏和私家财阀收藏体系，7.旧文学（汉诗文）与新文学（现代小说和文艺理论）等等，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而应立体地把握并细心寻绎其中各层次、各角度存在的各种复杂的逻辑因果关系。
从“事实史”到“观念史”。“事实”必须为支撑“观念”服务：在明治维新时代，转变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是“维新”的基本要义。世间万物都在变。国家体制在变、国际关系在变、经济结构在变、文化方式在变；作为其中一个分支领域的书画篆刻艺术焉能不变？而审视这种全方位的变，“彼”之日本虽是一个岛国，却比“此”之中国先行了八十年，这样的“先行”所带来的经历，以及各种经验尤其是教训，其中会有许多两国文艺的共同点，我们岂能视而不见从而白白放过？
“一个拥有五千年伟大文明的祖国，它所滋养出来的学者，一定是一些既具有开放胸襟、宏阔视野又从善如流、善于发现他者的价值又能理性分析他者不足的杰出人物，而绝对不会是狭隘偏激的原教旨文化民族主义者或文化沙文主义者。”
得当时国家刚刚开放不久，同道中曾经有人质疑我：“中国还没有研究好，奢谈什么日本？”还有认定中国文明最伟大而日本不值一提，做日本研究必有辱中国斯文的种种奇谈怪论；由于我的这方面成果较集中、体量较大，作为当时最受关注的日本书法研究专家，受到的压力和非议也不少。
但在当时，我即很严肃地作了以上应答。直至今天，我也仍然会如此作答。
本书再版在即，感念四十年经历不易，故述史事如上，是为序。
2021年5月2日于喜长生幸延年有福之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