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尾甲

早在刚入西泠印社之时，就有心从事两位日本社员长尾甲、河井筌庐的研究。河井筌庐是明治、昭和时代日本印坛的领袖，又以与吴昌硕的师生关系，向来为人注目。而长尾甲从事篆刻既少，在中国又先是服务于商务印书馆，与艺术界也素少往来，故而知其详细者不多。以后入西泠印社理事会，遍访社中诸师友，对长尾甲，也大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来日本后，即把对长尾甲的研究放到议事日程上来。先是在书店买到长尾甲的《中国书画话》。以后，与杉村邦彦先生交谈时，问起长尾甲赴华的情况，承他相告许多珍贵传闻。七月赴京都，又承杭迫柏树先生相谈关于长尾甲的具体情况，虽还不能说是资料齐全，却也有了一些过去没有的体会。日本书法界对故去的书家研究十分详细，但关于长尾甲，既无年谱也无传记，显然在学术上也还是个空白点，筚路蓝缕，先把有限的资料综合起来以见大概，恐怕也是个较可行的方法。

先整理出长尾甲的略历：

续表

以此表推算，长尾甲在中国逗留将近十二年之久。这个时间跨度不容我们对他有丝毫忽视。

在日本人看来，长尾甲可算是明治时代学术界的巨头。著名学者吉川幸次郎即认为，明治时代如夏目漱石、森鸥外是倡导西洋学的健将，而要论到汉学，则首推三人，即内藤湖南的史学、狩野直喜的经学和长尾甲的书画艺术学。三人的共同点是与中国宿耆名流交往甚密，如民国史学长老张尔田即引内藤湖南为“平生第一知己”。狩野直喜的经学，更是被王国维写进诗中：“君山博士今儒宗，亭亭崛起东海东。自言读书知求是，但有心印无雷同。”至于长尾甲，因为滞留中国十二年，当然交往更见密切。据说他初拜见清朝公使黎庶昌时，黎问他何以衣着单薄，可感寒冷？他竟书八字：“寒士惯寒，那怕衣单。”用韵贴切，使黎大为吃惊。此外，他与郑孝胥为刎颈之交，也是当时士林逸话。

长尾甲赴华的原因，据说是由于“教科书事件”。但他一到中国，进入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大的权威出版社，并执掌编译之后，不但于编译业务建树甚多，而且也还关心国计，好建言以军事教练为学校正课设置、改革农业技术等等。并成立诗社，广邀诗友。我想，长尾甲与吴昌硕的关系，应该是从诗社中来。他不攻篆刻，书画也仅仅是爱好而已，但吴昌硕却为他刻了好几方“无闷”印，足见交情莫逆。吴昌硕喜为诗，与长尾甲以诗交，应该是最有可能的——不但如此，连狩野直喜也认为：“日本人中能知清朝诗者，唯长尾一人而已。”由是，内藤湖南致力于对章学诚史学的研究，而狩野直喜致力于对敦煌发现古书的研究，长尾甲却是以对清诗的研究带动对中国书画的研究。他们都可算是一流的文人士大夫，即使与中国同行相比也毫不逊色。

关于长尾甲的经历，还有以下一些内容也不可不知。一是他曾与冈仓天心共同创办东京美术学校，并任中国诗文课目的教授。后来的一代风流如横山大观皆受其恩露。长尾甲在归国后能在艺术界如此活跃，想必与东京美术学校的学生们尽力推扬分不开。二是他曾任第五高等学校教授，曾与夏目漱石同事。漱石所作汉诗，还曾请长尾甲修改。文人本相轻，有此逸兴，诚属不易。三是他赴上海之后，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编译，当时正值清末变科举为学堂，各新式学堂急需教科书，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国初等、中等教科书，即是通过长尾甲编纂而成。就此而言，他对中国教育事业也有功匪浅。

长尾甲能进入西泠印社，当然是因为吴昌硕的介绍。但他不比河井筌庐，他不搞篆刻，但身份却比河井筌庐高。西泠印社在早期虽以印学为宗旨，但更像古代士大夫结社唱酬的格局。以邀集名流为己任。是故长尾甲侧身其间，似乎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至于他的《中国书画话》，实是他的各种讲演的记录整理。如《中国南画》是昭和七年（1932）八月于京都博物馆的讲演；《书法讲话》是昭和九年（1934）八月于平安书道会的讲演；《碑帖概论》是昭和十二年（1937）三四月于平安书道会的讲演；《文房琐谈》是昭和十三年（1938）于多田黄山氏社中讲演。从讲演角度来看，亦是地道的中国文人大夫风。如书画并讲，讲中国画只讲南宗，而不涉日本已习惯了的北宗水墨画，这些都是中国画在当时的立场。长尾甲既以“中国通”自诩，又在中国长住十二年之久，一流的中国艺术家们对他必定有甚大影响。

长尾甲留存至今的史料极少。即使是擅写年谱传记的日本学者，对此也徒唤奈何。究其原因，一是他的长子长尾尚正原本继承父志，在东方文化研究所即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工作。本来要整理父亲遗著，不料战争骤起，尚正被征兵，于昭和十九年（1944）末入海军，一个月后的二十年一月即在台湾战死。二是长尾甲的遗留资料本拟出版，昭和二十年（1945）大阪被大规模空袭，出版公司和印刷工厂被炸成一片废墟，这些珍贵材料也化为乌有。遂使一代英杰的踪迹不能得窥全豹，实在是中日两国近代交流史上的一大憾事。由此而联想起河井筌庐也是在战争末期昭和二十年（1945）三月十日东京大空袭时身亡，而河井家的重要文献史料也化为灰烬。两位西泠印社的第一代日本社员，竟都因战争而遭厄，怎不令人痛恨战争，而感慨日本军国主义残害人民！若不然，关于长尾甲和河井筌庐，今天该有多少重要的研究可以充分展开？

西泠印社孤山上，有长尾甲所题“印泉”一石。石壁间字迹娟秀，的确是正宗的汉学风范。在中国，除了《西泠印社志稿》上载有他的大名之外，这一方石壁刻书，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遗迹了。但我想还不仅限于此。商务印书馆的馆史资料中，应该也有他的记载。至少吴昌硕，《缶庐印存》中的“无闷”印，不啻也标明了两人的交往。也许有些资料耳闻口传，今天事过境迁，已经很难再收罗得到了。但关于长尾甲与商务印书馆、长尾甲与吴昌硕、长尾甲与西泠印社，总还有许多有待发掘的新课题等着我们去做。作为西泠印社中人，我想我们是无法辞其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