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治出使琉球与拙文《西泠印社藏日本书册考述》

学问无止境。尤其是文史研究，典籍浩繁，人物众多，数千年悠悠历史，要尽一人之力做到透彻了解并无疏漏，实在是难上加难的事。来日本后遇到的许多事，都使我对这一点的感受越来越深。

七月初有京都之行，当然也去京都国立博物馆、京都市美术馆等处转转。领略人文环境，在我而言要比领略自然环境之美更为重要。京都国立博物馆是重点去处。时逢日本三大祭之一的“祇园祭”在即，博物馆也辟专室陈列古代有关祇园祭的屏风画，都是江户时代画家的作品。小则六扇屏，大则十二扇屏，题材皆取人物风俗，青绿金碧、辉煌夺目。日本屏风本来就远远大于中国屏风，十二扇一开，的确是耀眼夺目，令人赞叹不已。除此之外，如《潇湘八景图》共集室町时代名作水墨画共五组，《寒山拾得图》则集江户时代名家如池大雅、与谢芜村、曾我萧白之作共四组，几乎是一个个专题展览室。这种举动，非老于筹划者实难为之也。

正是在博物馆中，我发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研究盲点——特别于我而言是如此。

书法展览厅中陈列有明沈周《白石翁诗册》，陈淳《杜工部山水障歌》草书卷，黄道周《文治论》绢本小楷册，皆是精品。而陈列的还有一件王文治《快雨堂诗翰》，却引起了我的特殊注意。

《快雨堂诗翰》是册子本，书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书款曰：“旧作诗书赠耕云。”此耕云何许人也，迄未得之。卷末有印“曾经沧海”。一般而言，“沧海”的意思可有二解。一是指宦海沉浮。王文治一生潇洒，似未必有沧海之叹。那么这竟是指他曾出洋？

检《清史稿·艺术传》卷五〇三“王文治传”有如下记载：

王文治，字禹卿，江苏丹徒人。生有夙慧，十二岁能诗，既工书。长游京师，从翰林院侍读全魁使琉球，文字播于海外。乾隆三十五年，成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逾三年，大考第一，擢侍读……

以此看来，王文治随全魁出使琉球（即今日本冲绳县）应在他尚未得功名，亦即被人称为“淡墨探花”之前。他的踪迹到过日本，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这是个十分了不起的记录。

约在三年之前，我曾写过一篇《清代前期中日书法交流的一个见证——西泠印社藏日本书册考述》的考证论文，发表于《西泠艺丛》第十六辑。后又被收入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拙著《中日书法艺术比较》中。对新发现的社藏无名日本书法小册页中的两段题跋即“王文治跋”和“钱咏跋”曾作过详细研究。并由此而推及王文治跋于乾隆五十五年庚戌的文字，应为既早于杨守敬也早于翁方纲、钱咏的最早一人。从王、翁、钱三人的比较来看，固如是，但如从王文治自身的角度看，则时间应该再提前。跋时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距他中进士成探花授编修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已迟了二十年之久。而他赴琉球，则更在中进士之前。以他出生于雍正八年（1730）计，则他中进士的乾隆三十五年（1770），时年已四十一岁了。如再推及西泠印社藏册跋文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更是六十一岁的垂垂老矣的年龄。我推测他在少年时代随全魁赴琉球时，一定已有相当数量文字（或诗或文）流传下来，那么这些诗文中有关于书法的内容，竟是比西泠印社藏日本书册跋文更早的记录了。

客居异国，手边没有《快雨堂诗集》可供检索。但以王文治少年擅诗，赴琉球这样的一生中的大事，他不可能不记之于诗。又加之史载他“文字播于海外”，以交流的观念衡之，既有播于海外，亦必有传之海内。亦即是说，“播”是双方的，没有琉球文化界对他的响应与接受，他不可能有传播的能力。因此这里面一定也有双向往复的关系——他既把自己的诗文推出去，又把琉球国文化（包括书法）给接受进来。晚至六十一岁时看到日本书册，即能判明它是“琉球国之书也”，表明早岁出使琉球所接受的文化影响是相当深的。换一个没有出使经验的书家，对这“蛟龙满纸我不识，但觉体类芝与颠”的异国书法，恐怕就缺少判断能力。

至于王文治本人，因少年时有此一段出洋经历，并不像当时的人以日本为夷狄小邦。直到李鸿章时代，中国人还是那样以一种毫没来由的狂傲自大看待日本。不但看日本，看欧西诸国亦复如是。但王文治似是例外。在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快雨堂诗翰》卷末，有“曾经沧海”的款印。“沧海”当然是指大海即渡海赴异域的事实，但如对异国文化鄙夷不屑的话，谓为“沧海”亦恐未能。琉球当然只是一隅之地，且与日本本土的关系也时断时连——在唐宋以降的中国史籍中，称呼也很难统一：有时径以“日本”称琉球，有时则以日本国、琉球国单独称之，但都是异国这一点却是共同的。就大体而言，如果我们指王文治出使琉球是中日文化交流，进而又是中日书法交流的一个见证，恐怕是不会有什么不妥的。

对王文治“淡墨探花”的书法，我并没有太大的兴趣。我总觉得他的书风欠雄厚。但对于他出使琉球，又为《日本书册》题跋之事，我却有浓厚的兴趣。中日之间自宋以来，直接的书法交往反不如唐代之盛。要找一些流传的作品不难，但要找一些身体力行的个人范例却十分困难。即使有，也大都是空门中人如兰溪道隆、一山一宁或江户黄檗宗，文人士大夫之间的交流事例，寻觅十分不易。故而我才对明治时的中林梧竹评价绝高，因为他的赴华是主动的、有书法主体意识的。那么推而及于王文治，他或许也是此中的一人。我想，回国之后，倘能细细检读《快雨堂诗翰》，或能再进一步寻找有关王文治早年行踪的资料如年谱、传记记载，也许会有更大收获。但过去人仅以诗集为正，这些零碎的记事资料，恐怕已是知者不多，或更是杳无踪迹可寻了。

京都国立博物馆中，还有一些珍贵的藏品也值得一提。如宋淳熙十年（1183）的《阿弥陀净立图》、宋团扇宫画《莲鸭图》、元代敷色工笔《荷花图》共有三件，水墨大幅花鸟，接近王渊、张中墨花墨禽一路的作品也有好几件，都是在国内也很少得见的珍品。中国绘画名宝流失海外，足可发一浩叹。但虽然在观看赏鉴这些名宝，脑子里却老是在想王文治使琉球的历史，亦只是匆匆一过而已。一旦有心事，注意力就集中不起来，于王文治则幸，于这些国宝级的中国画精品，却未免略有可惜了。

做学问总戒粗心浮气。拙文《西泠印社藏日本书册考述》虽然未有错谬，但仅勾勒出一个大关系，却未能深入探索明白，犹如只是提了个线头而未能再作编织，此亦是憾事一桩也。其实当时如能就琉球一事作追踪调查，恐怕未必会留到今天还时出悬念了。不过做学问要有“积累”一义，恐怕亦是指此。不断寻找深入的契机，利用各种环境与条件，是则京都国立博物馆的这一发现，让我欣喜的程度恐亦不亚于当年在西泠印社初发现日本书册的心情矣。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