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迹”与中日书法交流

“墨迹”在日本主要是指镰仓、室町直至江户时代禅宗和尚的遗迹。关于这一点，过去我已在许多拙著中都提及过。这是个基本常识，在日本是人人皆知，不用多解释。在中国，由于“墨迹”通常是指书法手迹，与碑刻相对，概念的含义完全不同，故有作一说明的必要。

我之对“墨迹”感兴趣，并把它作为来日本后的一个重要课题来对待，实在也是因为它的文化背景太特殊。就其风格样式而言，由于宗教意味甚浓，与其他书法流派的成形、发展截然不同，作为书法文化的研究有相当的独特性，故而有相当的兴趣。但其中还有一个考虑，则是“墨迹”中隐含着许多中日书法交流的史实。倘加以发掘，恐怕于两国交流史研究有益——过去读木宫泰彦著《日中文化交流史》，每叹其资料精详，但于书画却甚略，是则这一存心，也有补其所缺之私意在。去京都、镰仓寻访遗踪，其目的亦在于此。

镰仓、室町、桃山、江户时代的“墨迹”独成系统。比如江户时代的黄檗僧人费隐、隐元、木庵、即非、独立等计算在内，直到良宽为止。全面讨论“墨迹”系统，非我的目的。且江户以降的史实较多，也易于翻检。我主要感兴趣的是镰仓、室町时代前期“墨迹”的情况，而且是立足于宋僧赴日和日僧入宋、入元的交流史立场。范围一缩小，当然就更易有的放矢。

据过去写《日本书法篆刻史话》《日本书法通鉴》《中日书法艺术比较》和翻译《日本书法史》的积累，再参照有关资料，大致可以为镰仓、室町时代和尚们往还两国的情况列出如下一张表：

上述诸僧都是中国僧人赴日本。反过来，也有许多日本僧人赴中国，主要的有如下一些：

这都是就其主要者而言。有许多入宋僧人在日本史上只留名字不知业绩，自然很难计算在内。此外，在两国书法交流史上，还有一类情况也必须考虑到，这就是中国僧人并未赴日，但由于日本僧人来华，投到门下，这些门人归国时，将师迹带往日本，这些师迹并被作为珍贵的“墨迹”资料保存下来。像这样的足不出域但在日本却公推为墨迹班首的，在中日书法交流史上自然也有相当的地位，是以书交流而未能亲赴东瀛的一种类型。

这一类僧人的“墨迹”，都是由日本入宋入明僧人传入日本的，其作品大都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等名所。在书法技巧和气格上都有相当水准，并非仅仅以空门中书视之也。

更有一种类型，则是日本僧人也未能赴宋，但却曾拜赴日本的中国僧人为师，或是承其门户传其衣钵的高僧，其“墨迹”自然也有相当的意义。诸如高峰显日、梦窗疏石、宗峰妙超等，都是日本禅林中第一流的人物，其经历毋庸赘述。在好排系谱的日本学者手里，都能为他们提出一份详细的承传年表。如宋僧兀庵善宁传日本高峰显日、再传梦窗疏石、再传南浦绍明、再传宗峰妙超……有时只是参拜，并不曾传衣钵，为真正门弟子；但其中既有承传关系，能排出如此复杂的系谱来，似也并无不可。这些也足以为中日书法交流添一段新资料。

还有一种类型，是书家既非僧人，也不曾赴日，但其书风向为日本禅林中人所崇仰。如苏东坡、黄庭坚、张即之等，考其流传、明其源本，在研究立场上似也必不可少。

综上所述，①中国赴日僧人，②日本赴宋赴明僧人，③中国僧人未赴日但有门弟子为日本僧人，④日本僧人未曾赴宋赴明但有中国僧人为师以及⑤作为间接影响的中国禅意书风。合此五项，方可对“墨迹”与中日书法交流的课题作全面的考察并求取出可靠的结论。这五种类型的人物历史本身已构成文化交流史的内容，而他们的书迹又构成具体的书法交流史内容。过去由于条件所限，多是从观念上、艺术意识上对“墨迹”与中日书法交流作整体的观照；现下已有条件作充分的寻访收集，似可以逐渐具体化、史料化，形成一种扎实的历史结论来了。

关于“墨迹”与中日文化交流的问题，我想还有几个方面的课题也不可忽视。作为一种立体的研究，不应仅仅就实物论“墨迹”，或就事实论交流。应该有较宽的思考角度与考察立场。

（一）“墨迹”与“水墨画”的关系——这当然不是泛泛的书画样式、风格、技巧比较，而是立足于两国交流史的比较。比如梁楷的《泼墨仙人图》传入日本，又如日本画家雪舟等杨赴明朝，在天童寺等地有相当了不起的绘画活动，这些都是既属于禅文化、又属于两国文化交流（作品传来和人物往还）的重要事实，对“墨迹”书法考察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恐怕未可忽视。

（二）“墨迹”与茶道的关系——这当然也不是泛泛的书与茶的比较。“茶禅一体”是日本特有的理念。对“墨迹”作考察，势必牵涉到“墨迹”的宗教内容与茶室悬挂“墨迹”的传统习惯。“墨迹”并非是第一流书家所为，在技巧上也多有粗糙之处。那么茶室中悬挂“墨迹”，恐怕不仅仅是为了鉴赏，而更有一种领略“空”“无”的禅的意境的目的在。赴日禅僧的书法而不是苏东坡、黄庭坚书法受欢迎，张即之在茶室“墨迹”中的影响远远大于苏、黄，其理由恐怕不仅仅是书法艺术角度的。

（三）关于“墨迹”这个概念，似也有重新考察的必要。之所以不取中国意而赋予它特别含义，恐怕也有历史原因在。据日本禅学者认为，“墨迹”一词最早是出现于镰仓圆觉寺塔头佛日庵的什物记账《佛日庵公物目录》（贞治二年记，同四年校订），其中“顶相”（即僧人肖像画）称为“绘分”，而对中国赴日的禅僧书迹则分别称为“密庵法语”“虚堂真迹”“无准墨迹”。这是“墨迹”一词最早出现之例。但当时并未有如今这样的概念含义。在过了一百年后的室町末期，贵族阶层流行茶道，才对“墨迹”一词赋予新义。流行的说法是：“在茶席的壁厢间所悬挂诸物，以墨迹为第一。”这时的“墨迹”，已是很明确的特指禅僧的书法了。但据千利休门人整理千利休语录《南方录》所释，此语的含义应该是指在茶室应用诸道具中“墨迹”为第一，其对比范围并非是专指悬挂书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