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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大连外国语学院出国预备部进修日本语时，我还是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但当时已开始对日本书法与日本文化产生兴趣，并译过一本《日本书法史》了。吴昌硕、徐三庚、杨守敬等人都是江南和吴楚地区之人，他们与日本人交往极多，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事实。一次偶然由同学相邀，游大连星海公园、老虎滩，再去旅顺博物馆、访日俄战争炮台。寻访古迹之时，脑子里忽然有了一个念头：以前所了解的中日书法交流活动，或立足于西泠印社范围，或立足于吴昌硕、王一亭的上海范围，大都不出江南一域，最多也不过古楚即湖北一带，那么北方的情况又如何呢？东北一带与日本的渊源最深，长期受日本控制，从张作霖、张学良时代推算，则有好几十年历史，文人之间的交往，难道会寂然无闻吗？但当时只有这样一种疑惑，却并无条件去解开这个疑问。以后虽数度东渡，也还是在江南的中日书法交流问题上打转转，并无转向北方范围进行发掘的条件与可能。
此次来日本后，因是长期任教，遂有余力对一些过去不关心的细心品察。书法交流受本地书法文化发达与否的影响，北方本不如江南为盛，故交流自然也有限。但如扩大范围，却未必一定北方逊于南方。比如，在我读书的大连，从 20 世纪初开始，即受日本的影响，有相当多的日本人居住于此，故大连目下六七十岁的老人，都能操一口纯熟的日本语。在此，一定会有一些文人交往的逸事以待我们去发掘。
比如，日本诗人胜部其乐是一位实业家，曾在中国推行水运事业饶有功绩。他于大正十年辛酉（1921）赴东北，即有《辽东诗草》十五首一组，迻录其四如下以见大概：
一叶扁舟试远游，
神湾解缆雨初收。
篷窗几抹青山在，
翠黛模糊是淡州。
四海如今尽颂雍，
何妨殊域着游踪。
迎筵深谢交情厚，
一鼐熊羹味亦浓。
当年争斗事空听，
战迹寻来血尚腥。
白玉山头表忠塔，
英魂千载有威灵。
西窗排尽敞斜晖，
橙橘丸丸蟹亦肥。
今日重阳一家酒，
菊花开似待吾归。
这是在中日战前日本文人的吟草。从神户赴大连、旅顺，往返皆是船，与长崎、上海往返的航道遥遥相对。也许，在大连、旅顺一带会存在一个新的文化圈：一部分文人如李瑞清、张謇、况周颐、朱彊村等流寓江南；而另一部分遗民，则流寓到大连、旅顺，他们的背景是溥仪这个逊帝兼伪满洲国皇帝，比如罗振玉、陈宝琛、郑孝胥即是。罗振玉亡命日本回国后，即久居大连、旅顺。而在当时的日本文化人看来，他们是前朝忠臣，是有气节的操守之士。久居大连十一年，向以与中国东北上层文人交游闻名的，则有园山致堂。他从大正十五年（1926）赴大连任中学教员，直到昭和十一年（1936）才回国。他曾有诗记当时的活动：
枯木寒星炉火时，
欣迎贵客仰高姿。
柴门今夜何所有？
行酒焚香又语诗。
此外，谷口迴澜氏则于昭和六年（1931）赴大连第一中学任教，直到昭和九年（1934）四月才回国，在大连住了四年之久，不但时时向日本传达东北诗坛的信息，还有不少游长城、天津、北京和东北各地的纪游诗。当他出国之前，日本剪淞吟社诗人还专门为他举行送别诗会，约定以柏梁连句体为准，各赋以送。而当他抵达大连后，则园山致堂又专程迎接并为他介绍了许多东北诗人。据说在大连一中，教汉文的日本教员还有过一个“白鸥会”专门研究诗学。而在昭和七年（1932），由于溥仪任伪满洲国执政，遗老们弹冠相庆，罗振玉等人的贺诗还曾由谷口迴澜氏介绍入日本剪淞吟社。可以想象，当时谷口迴澜与罗振玉、郑孝胥一定有过交往并对此二位的汉学功底钦佩之至的。
此外，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明治以来诗坛第一人的国分青崖氏，和后为大东文化大学校长、艺术院会员的土屋竹雨氏，曾访谒过溥仪和郑孝胥。当时同行的竟有长尾甲（雨山）。为此在大连曾专门开欢迎会，郑孝胥是“国务总理”，在席上与国分青崖、长尾甲等有诗歌唱酬。当时长尾雨山早从上海归国，与西泠印社的联系似也极少。他此次到东北，显然也有探访罗振玉等老友的用意在——罗振玉久居京都，于大正八年六月回国，而国分青崖、长尾甲的赴东北谒见溥仪，是在大正八年（1919）十月。仅隔四月，在时间上是十分相吻的。而当时，是长尾雨山在京都大办“寿苏会”“赤壁会”的前后，正是最称春风得意之际。罗振玉也曾为“寿苏会”的座上客呢！此事虽与谷口迴澜无关，但对于研究西泠印社社员长尾甲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史实。
相对于江南而言，东北在文人士大夫文化方面不太发达。当上海、北京名士云集之际，东北相对是比较沉寂的。但由于它一直与日本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又恰逢这时日本文化开始呈现出新一轮的向中国近代古典主义思潮学习的倾向，因此东北又借助于日本影响，反过来逐渐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特色，从而在中日文化（文学）交流史上扮演了一个特定角色。这一点，是上海和江南其他文化交流圈所无法取代的。我们不妨说：日本政府是手持军刀脚蹬皮靴横冲直撞地闯进东北来的；但日本的文人，特别是民间文人，却是带着诚惶诚恐、对中国文化的仰慕膜拜心情走进来的——很难说他们不会有丝毫趾高气扬的战胜者的优越感；但一谈到具体的文化，如诗文书画，这种优越感就不会有多少市场了。甚至，当时的日本文化人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即东北如大连、长春这些地方都还不是中国内地，它们与其说是中国，不如说是走向中国的跳板，因此不会有太多的异样氛围。这样，真正到中国江南去的文人都须有大决心、大毅力；而到东北去的日本人，都可以在任何一个环境下进行可能的交流，如谷口迴澜即是。既无异国感，也无隔世感。
在此同时，如果再考虑到溥仪赴东北搞伪满洲国时，一大批前清遗老如郑孝胥、罗振玉等也云集此地，则以这些人为中心，又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文化交流圈。在民族节操上他们自然大有可疑处，但在作为事实存在的文化活动中，他们并不会沉默。特别是非官方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也未必都是一无是处的。作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不应该疏忽这一个环节，即使我们还无法对它作出公允的评价，但我们至少应该先钩沉钓缺，拈出这一很有可能被人遗忘的史实来。
文化上的大致交流如此，那么具体到书画交流呢？可惜现存资料太少了，目下还难有一个大概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