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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请读如下的一封信。
藤君足下：
足下奉职郡宰多年，所在极有名声。今挂冠去簸川，无人不叹惜也。而仆则私心欣慰，且有望于足下焉。
夫去剧职就闲地者，心气顿弛，往往致疾，今足下齿仅越艾，岂得以老羸自废？足下诗摩浙西之垒，书溯汉魏之源，实当代之重镇。而以鞅掌官事，未能有大发挥。苏子由有言：太史公行天下，周览名山大川，与燕赵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有奇气。凡文事其境贵深，非深思则无由得之。且诗书者，皆禹域之渊源，故足未踏彼土，而漫论声律体法，欲得正鹄也难矣。若夫登泰山、访齐鲁、探殷周故墟、寻孔孟遗踪；或纵览长城之雄壮，或望见大漠之渺茫；俯仰感慨，诗思坌涌，笔锋踊跃，其所获果何如也？
方今我之与彼，互相斥攘；兄弟相阋，以招外侮，此古训也。而邦人之游彼土者，汲汲求财逐利，而多无文字，宜其贾彼之冷嘲也。仆尝读冈鹿门翁《观光纪游》，词采焕发，议论风生；而彼土缙绅，待翁以大宾之礼，恳款殊甚，虽时势所然，亦可概见彼土尚文推雅之俗。仆谓足下若一游彼土，诸名士视足下诗书，必以为日域亦有人焉。欢迎征逐，犹冈鹿门翁昔日场景也。是不独足下寄发诗书之才，亦足以裨补两国之款洽，岂不美哉？！
嗟仆驽骀碌碌，妄想千里，而今足下高蹈勇退，如闻骐骥脱羁，钦羡并至，聊陈鄙情，恭请裁察，千万自爱。
这是明治时代一位日本学者写给他朋友的信。之所以全引在此，是因字里行间颇能见出当时明治知识人对出游中国的典型看法——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在明治维新时推扬西方文明的日本人看来，中国已经老朽，任人宰割，并无可取。因此，朝野上下对中国大都抱着一种鄙夷不屑的神情。但文化人却并非如此。长久接受中国古文化熏染的历史条件，使日本的文人们对中国那些学富五车的宿儒们不敢稍有怠忽。这一点，从明治时代大批书画家文人赴华拜师求艺和罗振玉、杨守敬在日本被敬为上宾的事实中即可见出端倪。上引信中指责日本国人赴华仅为谋利逐财，以致让中国文人不屑，并为冈千仞在华受到款待而拊掌称善，凡此种种，都是典型的文化价值观的自然流露，它是十分自然的、不矫揉造作的。
自江户时代以来，日本盛行中国汉学，崇尚儒教，文人又以学术关系，对中国有一种寻源探流的心情，自然对文明古国的中国尊敬有加。锁国政策推行以来，与中国文化人的交往被阻断，只能通过长崎输入的书籍来一解求知之渴。至于人员交往，则长崎的中国商人虽也有稍通文墨者，但不过是以诗唱酬的程度，并无更深一层的交往能力。
明治以后，中日两国往来自由，当时的清朝虽已有新学，但文学上却还是全面的古典主义。而日本则江户汉学余波未歇，正处于旧文艺渐趋废止而新文艺尚未崛起的交替期。汉诗一时声价腾起，名家如云，亦是很正常的现象。从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前期，以汉诗自称教养学识之风越见炽烈，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史上最初的也是最后的一次以中国古典文学为媒介的两国文人大交流。在此之前也有交流，但或是官方的或是宗教的，文人缺少这种自由氛围；在此之后，则汉诗作为交流媒介已日渐失去其本来地位。说是最初的，是指前者而言；说是最后的，是指后者而言。
中国第一流的文人赴日，在日本受到的欢迎是无法想象的热烈；日本人以学术交流、公务、个人目的等种种理由赴中国，与中国文人交流往还的事例，更是举不胜举。上引信的作者谷口迴澜，即是赴华文人中的一位，但显然是不被注意的一位。他具有这样的想法并在信上直接表达出来，指出中日战争是兄弟阋于墙的亲痛仇快之事，显然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日本中下层知识分子的看法。而他认为日本文人不应该在中国文人前因“无文”而被耻笑，恐怕也是当时日本举国一致的心愿。无论是北方心泉、中林梧竹、日下部鸣鹤、冈千仞、水野疏梅赴华以书画求师会友，或是一般文人大批进入中国遍访胜迹或画家来华写生，恐怕都兼有这样一种心愿。而在这种心愿背后，我们所看到的也还是一种对中国文化、对中国清末那些学问家和士大夫的由衷敬仰。没有这一个支柱，则一切往还似乎成了多余。因为学科学技术，是应该中国人到日本去，或日本人到欧美去，来中国至少是意义不太大的。
研究中日近代文化交流史，这似乎应该是一个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交往就一定是单向的，只是日本向中国，而没有倒过来的中国向日本。钱瘦铁赴日即可能隐含有中国向日本的意味在。至于在社会文化科学方面（不止限于古典文化），则近代中国赴日的革命家，从孙中山开始，更是不胜枚举。这样，我们又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背景：文化上，日本仍推中国为正宗大端，大势上还是日本向中国学习，而在社会、政治、科学技术方面，则因为有明治维新，因此是中国向日本学习，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前者我们可以举出许多日本赴华学者、书画家的名字。岸田吟香在想编《东瀛诗选》时，竟会请出一个叫俞樾的外国人来主宰予取予夺的大权，显然是认为日本儒者的价值远不如俞樾来得高——他还在信中特地点明是俞樾这样的大儒遴选，以为这是权威的保障，恐怕正是出于同样心理。但事实上，俞樾连日本诗人的传记、略历等还有许多未知之处，让他主持，实在未能说是十分理想的——而在明治时代的特定文化心理映照下，这一切都是很正常的。
至于后者，从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的以东京为据点，到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以日本为流亡地，再到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们以京都为避难所，种种情况综合看来，则在中国政局动荡之际，各色人等无不以日本为依托，其间必然也包含着一种对这个“岛夷”之国从过去小觑到现在重视的转变过程。应该说，革命家们是视日本为理想活动之所，并希望能引进日本方式以有助于中国的革命的。而事实上，当时许多日本政治家也是卷入了中国政局——犬养毅能帮助孙中山建立革命党，即是个很有说服力的证据。
互相引带、联袂赴华，是当时日本文人共同的心愿。它几乎形成一个小世界，即使在中国的文人知识阶层，似乎也已可划出专门的一系：从徐三庚、吴昌硕、俞樾到杨守敬，再到北方的罗振玉，也是一个圈子。很难说它是“亲日派”的圈子，但在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这是个十分重要的圈子。没有他们，则自空海以来的悠久历史就会中断。而站在更宽泛的世界文化背景立场上看，则我们又不妨把明治时代日本文人书家赴华和昭和前期日本画家赴欧美相提并论，这也是一个集团性很强的文化大举动。正是在这种既指向中国又指向欧美的左右兼顾中，构筑了近现代日本的基本文化性格——东西兼容，自成一宗。